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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坡

时间:2024-05-10

陈静

乡下孩子谁没劳动过呢?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上山种红薯。

严格来说,红薯不是种的,是在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从培育好的种薯上,一小段一小段剪下长藤,然后扦在地里。薯苗很快成活,生根、发芽、抽藤,在看不见的土壤里悄悄长出红薯。其过程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便复杂。反正,我觉得要吃上红薯实在太辛苦。不过,当后来陆续干了种种农活,我深深领悟:不只红薯,凡是侍弄饱肚子的作物,哪一样不辛苦呵。

家乡除了水稻,最多的便是红薯。每到夏天,稻田一片绿,高岭上的块块地里也一片绿,那是红薯藤铺天盖地,仿佛大山的绿披风,又像高高的绿瀑布正垂泻而下。

一到四月末五月初,天下过雨,地是湿的,大家不约而同踊跃上山,纷纷去扦红薯。鸡才叫头遍就做准备,东边天上还没露鱼肚白,条条小路上便热闹起来,脚步声、喘气声、咳嗽声、扁担“吱呀”声……大伙儿挑着畚箕,带着锄头,担着灰肥和红薯苗,一个劲儿朝山上赶。我还在床上做梦,就被父亲扯了起来。十二、三岁年纪,瞌睡真多呵,穿上衣裤还睡眼蒙眬,上眼皮老往下压。

走上山坡路,肩上的灰肥担子成了小山,压得我迈不开步。我咬住牙关,在上天梯子样的山道上一步一步蹬。晨光中,走在前面的福寿大爷气喘如牛,只见挽起裤脚的腿上,筋儿鼓胀胀的,如长蚯蚓在爬。大爷不紧不慢,一直走着。他那从家里跟来的狗,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忠心地伴着主人。我身上的汗连成长线,汇成溪流,眼睛浸得火辣辣,粗布衣裤湿得像水中捞出的一样。小小胸膛直打鼓儿,喉咙干得冒烟,腿脚被绳子捆住似的。实在走不动了,我放下担子。一个个上山扦红薯的人,却像顺流而去的船,又如展翅竞飞的鸟,尽管走得艰难,但没有停下来。我不好意思,歇一歇,又挑起担子,往山上赶。好不容易,又高又陡又长的三弯坡上了二弯,我腿打颤,全身发软,心里不由得埋怨父亲装多了灰肥。太阳像只大红气球,从墨绿的天边飘出来,晃得眼花花的。我喊走在前面快过弯的父亲,要他接一把。可父亲停都不停,撂下一句话:“挺一挺,自己上来。”转眼便不见了身影。我沮丧极了,扔下担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树上很多鸟在叫,声音有长有短,叫声有大有小。听着听着,似乎鸟儿在嘲笑我,又似乎在为我鼓劲儿。上山的人陆陆续续走过去了,山道顿时空空洞洞。一会儿,气力回到了身上,呼吸又均匀了。我站了起来。这时,好些年纪相仿的伙伴挑着担子,从坡下走上来。他们齐心协力,鼓着劲儿往上闯。身子粗、脑壳大的猛子哥领施口令:“齐迈步哟——”伙伴们应和:“哎哟——”“加紧走哟——”“哎哟——”山谷回声阵阵,一队挑担子的毛孩子,鱼贯而行。我情不自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随着气宇昂扬的号子声迈步、使劲儿!我挺不住了,咬牙坚持,心里直喊:“加油!加油!”一个顽强的念头在我小小的胸腔澎湃:“拼上去!”我拼着劲儿,一脚一脚挪步,很慢很吃力,但没有停下。当快累趴下时,我终于站在了高坡上,和伙伴们沐着迎面而来的山风,不由得长吐了一口气。我们没停步,转过弯去。谁知父亲正等在前面,他一看见我们,远远笑了,竖起大拇指直朝我们晃。我眼里一热……

终于,我和父亲来到了大山腰上的地里。梯子样一块一块的地,不言不语,正等着我们。湿巴巴的土中卧着大大小小的石头,生着高高矮矮的草。山坡上这里那里,传来挖地的声音。父亲见上头地里的全家人都出动了,仰头打招呼:“今天出满月啦!”随后,举起挖土锄头,一锄一锄挖起来。锄头举上来,落下去,反反复复,声音连成串。父亲吩咐我把挖出来的石头捡掉,再把灰肥放进整好的土埯里。我们没吃早饭上山,父亲干得很起劲儿,我却肚子“咕咕”叫,饿得眼冒金星。脚上鞋底粘了厚厚的泥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忍耐着,不声不响干活。时近中午,地挖完了,灰肥放好了,我们一蔸一蔸扦红薯苗,一点儿也不马虎,把藤苗的一头埋在土里。费了老大劲儿,两三块长带子一样的地栽完了。我知道,这才完成第一个回合。下山时,我想了短短一段红薯藤会在土里生根、成长,生出一串串大大小小的红薯,不免感到奇怪。但天底下奇怪的事儿多着呢!

此后,过个把月,又要用畚箕挑灰肥上山。当给鲜活活的薯苗锄草、松土后,便用手在一蔸一蔸苗下添上灰肥。这灰肥,是用人粪尿搅拌好的。父亲说;“不要怕脏,没有肥,什么也长不好。”确实,一施过肥,立竿见影,红薯苗一阵疯长,筷子粗的藤,猫耳形的叶,一天一个样。当它们蛇一样爬成堆,网一样织成团时,便得给它们梳“辫子”了——就是翻理薯藤。父亲说这一项活不能省,藤一理顺,挖红薯时割藤轻松,不会乱七八糟扯不动,还有将藤整理后,须根断了,不会扎进土壤乱长,影响红薯生长。干这项活时,正是骄阳如火的盛夏。太阳一出山,天地间烈焰腾腾,人坐在阴地里不动,汗都会鼓出来,虫子一样爬来爬去。更别说要在太阳下干活。上山时,虽不挑担子,但衣服湿了又湿,块块白盐样的痕迹鲜鲜明明。父亲戴着斗笠,蹲在地里,翻理红薯长藤,一行行,一线线,有条不紊。他一口气能理好一片,我蹲一会儿站一下,热得身上如搓了辣子粉,晒得头晕眼花,实在不是滋味。连腰也疼了。可父亲说:“小孩秧秧,有什么腰。快干!”

大山静悄悄。虫子似乎都渴了,一声不发。雀鸟、老鹰之类,早不知去向。唯有高山,高高的仿佛還在长上去。我和父亲及其他在大山上翻红薯藤的人,宛若巨人身上的毛发。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山崖下有眼泉水,清凉凉,甜丝丝,盛在钵子大小的石窝里,让我们喝也喝不完。大伙叫它岩钵井水。然而,多喝几次,肚子空空荡荡,“咣咣”响,心也慌慌的。父亲见我发了好一阵呆,还没有动,便催促道:“久歇无久力,边做边歇。”他停一停,又说:“莫偷懒,莫贪玩。一就早,二就饱,快做快回。做事就得勤勤快快。”

但不管天怎么热,翻薯藤怎么辛苦,然而这些都有个尽头。我和父亲清早出门,到太阳快当顶时,终于可以下山回家。这样干几天,像耙子样的一双手,把属于我们家那几块地里的红薯藤梳理得整整齐齐,杂草也扯得干干净净,让薯藤安心安意生长。

往往到了秋天,夜里便要上山守红薯。座座大山坡上,立起杉木搭的小瞭望棚,杉木皮盖顶,守夜人在上面敲铜锣,偶尔放一两个大炮仗,吓得野猪不敢来红薯地。这样,一夜到天亮,这座山坡、那座山坡的喧闹声,彼此应和。秋夜的山野也的确热闹,单是夜空下的虫叫声就铺天盖地,胜过满天密密麻麻的星光,又如一道道激流,冲荡、碰撞、一浪高过一浪。我随父亲守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一点儿也不孤寂,倒觉得藏着无数看不清东西的夜空满是趣味,让人遐想;还担心不敢来吃红薯的野猪有没有东西吃,会不会饿……这样,太阳落下,远山模糊苍茫的时候,我们上山,到天亮透才下山,一直守到十月霜降收挖红薯。

不料那一年,大伙儿的红薯都挖下了山,停止守夜后,上了年纪的福寿大爷生病卧床,红薯晚挖了一步,全被野猪拱掉了,地像犁过一样,吃得红薯一个不剩。老两口没儿没女,唉声叹气,挑着空箩筐回到了家。父亲知道了,带着我连忙去送红薯,沿街对大伙说:“有我们的,就有他福寿老倌的,送点儿红薯去吧。”于是户户去送,福寿大爷收到的比地里挖的还多。他忙着拱手,忙着道谢,求大伙别送了。我朝父亲嚷:“野猪真不讲理,哪能吃一个老人家种的红薯呢。”父亲听了,接过我的话,说:“有根的要肥,有口的要吃。这一片山,过去是野猪的家,我们抢了它们的地盘。它们来吃,理所当然呢。不过,野猪怎会知道哪是老人家种的红薯,哪是壮汉子种的红薯呢?吃了就吃了,没什么。” 当时对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不怎么理解。他也没跟我多讨论,说我长大慢慢就会懂。

当然,我后来真正懂了父亲说的话。也一直认为,金秋十月收获红薯,实在是件苦差事,主要是山高、路陡、离家远。先割下红薯藤,放在一旁,晾干才挑回家。可红薯不行,挖出来便要送下山,一趟一趟,肩膀磨破了,生痛生痛。一双手清捡红薯,粘了不少白薯浆,变成黑黑的,很难洗掉。那些天里,上山下山,人来人往,比挖地扦红薯时还多。大山的寂静被打破了,山路踩得光溜溜。父亲要我少挑点儿,说轻快轻快,多走几趟。是的,挑多了,人吃了亏,走不快,耽误工夫。几天下来,我累得夜里睡在床上如一团粑,动都不动一下。但气力好比泉水,用了便有。歇一晚,我又活蹦乱跳随父亲上山挖红薯。真是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毛毛虫;不怕苦,不怕累,只怕父亲骂我懒……想想,十二三岁时候,一次顶多只能挑三十多斤,一天四趟,加起来也还没父亲挑两担红薯多。可我这一天四趟,却让父亲无比高兴。他说:“人要不怕苦,不怕累,才磨炼得出。”

白天过了是黑夜,黑夜过了是白天。就那么一晃眼的工夫,已是另一幅画面。高高的大山坡仍在,可不再是红薯坡。当年一座座大山坡上那从顶而下悬挂的红薯藤瀑布,已给一片片树林取代,上山的路茅封草長,杂木丛生,我找都找不到了,只知大体方向。地方仍是一个地方,山坡仍是同样的山坡,只是这里曾有过的不复存在。一切真是瞬间!那个老咳嗽爱说笑的大爷;那个给我老鼠瓜充饥的大娘;那位在我一个趔趄眼看要摔倒时扶住我的小伙子;那高高扬起的锄头;那扁担“吱呀吱呀”的响声;那上坡路上粗重的呼吸声……都只能在心头浮现、回荡。失落、怅惋如烟似雾,散布于心的角角落落。当年我这个挑不了重担的小孩,现在年过五旬,头发斑白。父亲在九十高龄时离开了我,留下长长的岁月让我和他的子孙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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