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院实习医生：当格蕾成为主治医生

文/陈也

华西医院实习医生：当格蕾成为主治医生

文/陈也

开始追《实习医生格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憧憬成为医生的中学生，如今，格蕾已经成为主治医生，我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华西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

在上临床之前，我想象过许多次自己能像格蕾那样独当一面，真正开始工作才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少之又少。但这一切依然有价值，我在实习期间迎接过新生命，也送走了一些人，我感受过病患强烈的求生意志，也领略过万念俱灰的绝望……

每天每天，我都像是经历了无数个人生。几间病房，便像是整个世界。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月光下，一个人的夜路也不害怕

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是消化内科，每天早上八点交班，然后开始查房。

医疗组长先带我们在电脑上把病人的诊治情况以及检查结果浏览一遍，再到病房去查看病人。一个早上都耗在查房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因为分析检查报告、决定治疗方案是上级医生的事，而我只是杵在那儿听，跟罚站似的。

除此之外，我还要干些监测心电图、送标本之类的杂活，这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本以为实习能够实践在课本中学到的知识，没想到干的却是些毫无医学背景的人也能胜任的工作，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度年华浪费青春的感觉。

刚上班没几天我就被排到值班，这意味着更频繁的跑腿以及更多的杂活。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值班室睡觉。值班室没有窗户，床是上下铺铁床，稍微动一下就会发出响声。

听说半夜可能会被叫起来，我决定早点睡。果不其然，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被一通电话叫醒，说是有个病人呕血，需要我去输血科取血。

我梦游般地下床，穿上白大褂，背了取血箱，刚要走，突然意识到我连输血科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是个路痴，加上又是半夜，我生怕自己在医院里迷了路，不能及时把血送到，所以我仔细询问了输血科的地点，确认了路线才匆匆出发。

输血科在另一幢住院楼，路上需要穿过一个爬满藤蔓的长廊，透过枝叶的空隙可以望见月亮低低地悬挂在空中。原本害怕走夜路的我，因为一心想着要尽快把血液送到，居然忘记了害怕。

所幸一切顺利，病人最终脱离了危险。看来，就算是跑腿打杂也并非没有意义啊。

平生第一次熬夜

我在急诊室上的第一个班是夜班，工作时间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然后再跟着查房。这让从未熬过夜的我惴惴不安，同时又有点小期待，因为急诊室是最惊心动魄的科室。

夜晚的急诊室是繁忙的，即便到了凌晨，也依旧有病人被陆陆续续地送进来。我送一名老奶奶去做检查，半路老奶奶突然呕吐起来，吐完后说肚子痛。负责运送病人的大叔提醒我，老奶奶可能有腹腔内大出血，吓得我赶紧跑回急诊室找上级医生。经检查，情况果然如大叔所说，血压已经低得摸不到脉搏。

“进行心肺复苏，快！”上级医生一边准备推药，一边下着指示。

我赶紧将双手交叠着给老奶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01、02、03、04……29、30，通气。”另一个医生默契地捏着球囊。

所有人都心无旁骛地进行着自己的任务，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抢救，虽然心里没底，但根本没时间让我犹豫，伴随着规律有力的一次次按压，我的心里只剩这样一个信念：不要放弃，还有一线生机！

我和另一个医生交替着进行按压，大约过了20分钟，终于听见一个护士说：“病人的自主心跳恢复了。”

我的手臂酸疼不已，但总算松了一口气。

“血压也上去了。”

虽然我们都戴着口罩，看不见表情，但大家的眼里都闪烁着惊喜。

“这种情况还能抢救回来，实在太难得了。”连上级医生也不由得感叹。

到了凌晨四点多，病人们的病情相对稳定，也没有新病人，我们总算有时间歇一歇。外面的天色依然漆黑，这里的灯光始终明亮，几个一线医生疲惫地趴在电脑前睡觉，偌大的急诊室里只余机器“滴滴”地响着，莫名有一种祥和感。

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在急诊上班太过兴奋，我竟一点也不困。第一次熬夜居然不是和朋友玩通宵，而是在急诊室抢救病人，实在是特别。

岁月面前，不堪一击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这句墓志铭道出了医务工作者的心声。的确，面对大多数疾病，我们往往无能为力。

初秋时，我轮转到了老年科。这个科室的病人都是老年人，疾病复杂，大都无法治愈，以康复为主。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住着好几位面目模糊的老人，他们要么戴了呼吸机，要么安插了胃管，每天躺在床上，露出被子的手臂皮肤苍白如纸。

医疗组长每次查房都会和他们聊聊“诶，老人家，今天不错啊。”但每次都像是在唱独角戏，病人要么没意识要么说话困难。

一名多次发生脑梗塞的老爷爷，目前处于四肢瘫痪、失语的状态，还有焦虑和抑郁。他的吞咽功能很差，每次护工喂一点流质食物，都会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甚至连自己咳痰都无法做到，必须由护工用专门的机器拍背，从肺底、肺尖一点一点到肺门，把痰排出。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军人，戎马倥偬大半生，临老了依然这般无助，在岁月面前，再英明神武的人也不堪一击。

看着这些病人，我有时也会怀疑，既然那么多病都是治不好的，那医生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有一次，我试着向我的导师提出这个问题，导师和蔼地引用了一段哈佛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阿图·葛兰德的话，“对于医学工作者的任务，我们一直都搞错了，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健康和生存，但其实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人幸福。”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想挑起生命的重量

早在实习之前，父母就叮嘱我一定要小心医患关系，以免被伤到。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只要自己谨言慎行就能避免。

一次随主治医生查房，医生想给一名患者停用抗生素，但患者家属却质疑医生的决定，渐渐从质疑变成争吵，再从争吵变成推搡。我在旁边捏着一把汗，很是担心再从推搡变成殴打。还好，保安及时赶到。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医患矛盾随时潜伏在我的周围。医生和患者之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沟壑，知识上的不对等使得信息无法有效传达，患者往往只能理解到只言片语，而患者及家属对医生的不信任使得这道沟壑更加难以跨越。

格蕾对实习生们说：“你们将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你们必须对这个时刻负责，必须对那个人从妻子变成寡妇的瞬间负责，没有别人，都是你们来负责。”她的这段话道出了医生的责任，不只针对患者的生命，还包括患者家属的期望。

实习让我认清了“医生”这两个字背后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多重，但我依然愿意竭尽全力去挑起这份责任，因为，那是生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