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0
曹立栋
导演、演员。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导演纪录片《最后的黄土人》《乾承》。与易烊千玺合作出演微电影《蜗牛》,与摩登兄弟刘宇宁出演网络电影《罗曼蒂克振兴史》。
01 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读书
我一岁时便随着父亲从山西来到北京部队大院。小时候并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整天想着玩儿,学习成绩也不太好。因为我是山西户口,父亲想着将来我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索性让我早些回老家读书。初二那年,我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汾阳。
几乎是带着对家乡全然无知的状态,回到那里。我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会给我那么多挑战。第一个挑战便是初中入学考试。满分120分的数学卷子,我竟然只考了20多分,纵使我有很多诸如不懂学习、教材不同的理由,这分数也很丢人。经历漫长的暑假,父亲好不容易才给我办理好入学手续,我突然有一种能读书真好的感觉。
汾阳很小,并且县城的路总在施工,春秋季节,狂风伴着黄沙笼罩着整个县城,冬天则整个城市弥漫着煤烟。刚入学的时候我很不适应,比如会见到同学们的桌兜里都有块儿抹布,是用来每天擦桌子表面的灰尘的。
县城人人都说汾阳话,谁要说个普通话,会被认为是在“装文明”。我当时操着满口京话,不了解我的人在我开口的刹那都把我当作异类看待。县城里没地方可去,唯一的电影院拆了,小得可怜的街心公园一眼就望到了头,年轻人用于打发时间的地方除了网吧就是台球厅。我的青春期变得有些郁闷,我必须离开这里,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读书。我就像开了窍一样,高中开始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02 我想用镜头去表达自己
高二那年,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英雄路,发现汾阳中学门口挂着的横幅上写着“威尼斯金狮奖《三峡好人》汾阳首映暨汾阳籍导演贾樟柯见面会”,出于好奇,我停好自行车,走进了汾阳中学。
穿过校门,正对面是礼堂,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跟我要证件,我并不是汾阳中学的学生(我读的是汾阳二中),很显然我拿不出可以让我进去的证件,便与“假科长”遗憾地错过了。
我在当时并不了解电影,也很少看电影。高中时候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看的影像资料最多的就是《大国崛起》和于丹讲解的《论语》。记不清是什么“重大节日”,老师给我们放了两部电影,一个是冯小刚的《集结号》,还有一个是《泰坦尼克号》。
看完《集结号》当晚,我被张涵予演的连长谷子地证明真相寻求真理的过程感动得稀里哗啦。罗曼·罗兰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实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我也因为《集结号》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希望能够用镜头去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表達出来。
03 生活给我重新认识世界的眼光
顺利考入大学之后,我买了一台单反相机,配了一个18-55mm的镜头,见到什么都拍,从风景、花鸟到人,这个单反相机就是我最初的表达工具。
2013年底我要拍摄研究生毕业作品,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属于自己的影片,我有太多的东西想要表达。拼命从山西汾阳走出来的我,却将镜头对准了那里。因为汾阳让我懂得了生活不易,需要努力争取。一次开车去汾阳杏花村汾酒厂的路上,我看到有些村庄即将拆掉,居民都将改住楼房。村子里依然有几户“钉子户”,我很好奇,他们真的愿意搬迁么?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呢?就这样,我找了我的主人公并拍摄了纪录片《最后的黄土人》。
在拍摄残疾人刘跃平时,他的妈妈从院子里跛脚走出来,走到他身边。妈妈一边叨叨儿子有眼屎一边给儿子反复擦,儿子则嘴上说没事儿没事儿。那一刻的温情,就是我想要的真实。《最后的黄土人》获得第十二届“半夏的纪念”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最佳纪录片”。
《最后的黄土人》还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节,被选作开幕式影片展映。展映结束后,有位德国老奶奶走到我面前,用英语问我:“在中国,影片中的主人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生活?”看上去她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生活的理解也干差万别,我很庆幸那段回到家乡的生活经历,给了我重新认识世界的眼光。
2017年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最后的黄土人》在“平遥一角”单元展映,这次我没有错过“假科长”,走完红毯,用导演的身份与贾樟柯导演问候,终于弥补了高二那年前错过的遗憾。
人生不过三万天,每段经历都显得那么珍贵,我也庆幸我对这世界充满好奇。朱光潜先生说:“祝你,慢慢走,欣赏啊!”是啊,找对自己的路,去欣赏那途中每一刻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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