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猫》中的人性探索

郑振铎的《猫》创作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于1925年11月出版在《文学周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民族内部矛盾激增，国外帝国列强虎视眈眈，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儒学思想与外来思想相互碰撞，使得当时中国的许多封建家族逐步走向瓦解，《猫》真实映射了当时人们的悲惨命运，也反应了当时封建腐朽思想弥漫下的社会百态。

一、“混乱”时代下的人性烙印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对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历史过往。郑振铎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经历过“五四运动”等文化革命运动，身边的友人也多数在革命中遭受过迫害。当时的国人在高度官僚政治压力下，甚至会欺瞒、污蔑亲人朋友，人性的尊严被践踏，生命随意扭折。郑振铎真正感受到“混乱”时期人性的摧残。郑振铎对旧社会与新社会的激流反思往往是立足于自身的亲身所感之上的，创作上将关注点聚焦于人性的混乱，展现了一段非人化、冷漠、欺诈的历史存在。

郑振铎笔下对人性的书写，并没有像鲁迅那般露骨，没有一味讲述封建政治统治对人性的压抑，而是以历史为背景，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再从人的精神状态中去体现人性。在《猫》中，郑振铎围绕“爱”，通过表现“猫”的悲惨遭遇，映射道德缺失下的人性社会，以此警示当时社会下的思想控制。

《猫》中的“猫”无条件的依附于我家之中，丧失自我选择的主体性。“猫”是家中的宠物，是丧失自由的造物，无论其行为、肉体都受到人的摆弄。第一只猫，身装花白的毛，如带泥土的白雪球，深得“三妹”的喜爱。但在这喜爱的背后依旧藏着令人胆寒的人性冷漠。在猫生病之后，猫便不再像以前活泼，但此时“三妹”的表现是想着各种方法逗它，在猫表现消沉时，“我们”虽然很是担忧，但是却没有作出其它的补救方法。再后来“三妹”特地买了铜铃给猫，表面上是哄猫开心，实际上却是取悦自我的表现。因此，此时的猫已经成为了任人摆布的工具，它的病态虽然会引起“我们”的关怀，但却无法从“我们”身上寻求帮助。这映照了当时冷漠社会的常态，就像鲁迅的笔下的“孔乙己”，虽然会给人带来“开心”“快活的空气”，却难以真正的博取到社会的同情与帮助。此中“我们”成为了统治阶层，而“猫”成为了“我们”所压榨汲取的底层。当底层出现病态之时，统治阶层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剥削，就像“三妹”到最后都仅是出于自己的“讨悦”目的出发。等到猫真的去世之后，“我”也仅仅是发出“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并随之发出了“再向别处要一只”的安慰。果不其然，就在几天过后，家里就迎来了第二只猫。“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因此很快成为了“我们”家中的一部分，这只猫明显比第一只猫在家中的地位要更高，因此，在它“亡失”之时，家人会慌乱寻找。此中，與第一只猫不同的一点——利益。第二只猫，会捉老鼠。这是外来物质文化对当时社会冲击下人们重利轻情的隐性传达，也是历史下的人性“物化”的体现。不过郑振铎笔下的“我”和“家人”并不是一个被制度压垮的无人性的机器人，虽让我们身上同样带有思想混乱、道德体系混乱下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与鲁迅笔下所批判的“孔乙己”“吃人血的馒头”的人等不同的是，我们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光芒，而非“看客”心态下的冷漠注视。

二、映射出当时人们精神的荒芜

作者郑振铎经历了国家从小农经济转变为外来经济及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此时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外来贸易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而这也极大的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财富创造、贫富差异、思想自由等多方影响下，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人性物化，滋生众多的现实问题：自我中心化、利益极端化、物质化等。新的经济热潮没有推动当时社会的人类精神进步，众多思想流派的激斗，也让人们走向迷茫，社会物质的发展没有转化为精神发展动力，导致人性在发展中逐步丢失。

在《猫》中，第二只猫丢失后，张嫂说，周家丫头看到猫被路过的人抓去了。“三妹”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旁人，而不是控诉捉猫的人，而“我”则是痛骂“捉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所设置的对立关系：“我”与“捉猫人”、“三妹”与“旁观者”、“旁观者和捉猫人”。这三组关系间，又存在着人性间的矛盾。“我”痛恨随意便剥夺别人的东西的人;“三妹”气恼“旁观者”的冷眼漠视;“旁观者”冷漠面对“捉猫人”的暴行。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不是自家东西被抢自然高枕无忧，抱着少惹一事的看戏心态即可;从“捉猫者”的角度而言，小猫属于“无主之物”那么顺手牵羊也无不可;而从“三妹”的角度而言，“旁观者”明明可以出手相助，偏偏束手看戏，实属无情无义之举。因此，在“丢猫”这一情节之中，反映了当时人们社会道德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在社会价值观扭曲下，不仅会出现鸡鸣狗盗之事，还会出现更多的冷漠“看客”与站至道德高位的“圣人”。由此可知，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坏与人们人道意识的淡薄，最终导致猫丢失的下场。

第三只猫的悲剧同样是人酿成的。第三只猫和前两只猫不同，这只猫长得并不好看，也不活泼，是个“抑郁”的猫，并没有得到“我”家人们的喜爱。这也与“芙蓉鸟”的美好形成了对比，为后来“我”误会猫做下了铺垫。当“我”与家里人贴上“猫”吃鸟的标签之后，第三只猫挨打的命运便早已注定。这便是人性异化下的产物，当人们不再尝试去用理性的思维，而是用偏离现实的主观臆测去处理问题时，人性中所恪守的社会道德标准也会成为犯罪的屠刀，于是人与人、人与猫之间不再拥有信任。信任消逝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便会将人推向嫉疑、仇恨的非人性、非理性之中，而文中的“我”也是这般与猫结下了怨结。当“我”反思其中的问题时，“我”深感不安，内心更是警醒，“我”至此便再也没有养“猫”。由此观之，在文中作者借助三只猫的死亡，以悲剧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在封建思想下人们的僵硬思想，道德审判单一，人们价值观扭曲的时代缩影。

三、寓言式的象征凸显人性

郑振铎作为先进的积极分子，在其作品中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虽然《猫》一文中大部分是潜藏的隐性批判，但是在创作时同样融入了寓言手法，表现了作者对社会文化心态与精神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寓言性。

《猫》这部作品虽以“我”为视角，但是在叙事上充满了寓言性。小说叙事是以“我”的视野出发的，讲述了“我”家收养三只小猫的故事，第一只小猫因病不幸去世，第二只小猫被人捉走，第三只小猫因鸟被黑猫所吃受“我”冤枉挨了“打”，后来在房顶上去世。作品的结局：第三只猫在屋脊亡失，而“我”后悔并发誓再也不会养猫，极具寓言性。就第三只猫的结局而言，作者先是建立其与“鸟”的敌对关系，借助“妻子”的口说出：小心猫，它会吃鸟。于是在鸟失踪后，“我”对猫表示生气得知真相后开始忏悔但早已于事无补。作者在不断的养与消逝之中，作品虚构了一个情感缺失的世界，虽满篇都有着意描写“我们”对猫的喜爱，但是却没有一次能够挽留住猫，也没有能够在挽留猫的性命上作出有效的努力，甚至在武断的决定之下，“我”成为了猫死去的推手。因此这里的爱便成了伪善，其不是真实的，是未建立在精神世界上的。不过最后“我”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忏悔，“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代表了人性中的真实情感，苦涩的反思之中体现了人类的同情、人类的生存之道。在末尾，“我”不再是一个冷漠的利己主义者，是具备人道主义精神，尊重自然生命的人。同时也是作者对文本情感的深化，体现了作者郑振铎的无阶级、无人种的人道主义思想。

郑振铎在小说《猫》中通过表现猫依附在人类下的生存状态，揭示了真实生活中人性的苦难与挣扎。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探索、抗争，寻找这人类生存的本质。如“我”在书中最后所控诉的一样，寻找着人性灵魂的对话。郑振铎通过表现“猫”亡失中人性的不同呈现状态，表现了作者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迷茫，实现了对人性生存状态的反思，最终发出了对人性的呼吁。

参考文献：

[1]现代性视野中的郑振铎文学思想初探[J].厦门大学，2009.

[2]蔡紫叶.人性的拷打 无声的辩诉——解读郑振铎的《猫》[J].新课堂：语文版，2012（4）：45-47.

[3]王清.温情中的哀愁：人性的“亡失”——郑振铎《猫》的“非构思”解读[J].中学语文（4）：6.

付红卿，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学区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