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文物印证信仰的力量

洪荣昌

闽西和赣南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它是当年的中央苏区，也是见证无数英雄儿女为了崇高信仰而奋斗牺牲的红土地。

从1929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来到这块民风淳樸的地方开始，众多客家儿女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次次补充兵员，父亲倒下儿子接过红旗，哥哥倒下弟弟接过红旗，丈夫倒下妻子接过红旗……二十年间红旗不倒，为穷苦百姓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人类崇高事业的探索，他们用血和泪在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笔者有幸收藏到一些中央苏区文物文献，这些革命先辈的遗存，是绝好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

红军临时借谷证：故园九十一年前

在我收藏的苏区文物中，有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在借谷证的下方，盖有一枚椭圆形的公章，能清楚地看出使用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供给部”，此证是当年隶属于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烈士的遗物。

红军三十四师，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军渡过湘江，全师60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堪称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中央主力红军虽然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干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也在当地流传开来。

为了弄清楚红三十四师建立发展的来龙去脉，翻阅文史资料得知，其实在红军历史上，曾经有4个红三十四师。

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决定以平和朱积垒团、龙岩独立一团、上杭独立二团、上杭独立六团、永定独立三团、连城独立五团为基础成立红军第九军，4月10日改称红十二军。红十二军下辖3个纵队共3500余人。6月19日的长汀会议上，将红四、六、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10月7日，红一军各军的纵队改为师，红十二军所辖第一纵队整编为第三十四师，这就是历史上首个红三十四师，主要由闽西籍人员组成。

1930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各县地方工农武装整编成闽西红军第二十军。6月下旬，红四军第四纵队从红四军调出，与闽西其他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二十一军。10月1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红二十、二十一军合编为新十二军。1931年9月底，红一方面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个红三十四师改编为红十二师。将新红十二军缩编为十二军三十四师，新红十二军番号取消。这就是第二个红三十四师，也都是由闽西子弟组成。

1932年10月，红十二军军部人员和三十六师组成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划出军部和三十六师到红二十二军以后，留在闽西的三十四师又重新组建红十二军，同时重新组建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此次重新组建后的红三十四师，隶属于红五军团。这是第三次组建红三十四师，依旧都是由闽西子弟组成。

1933年6月7日，红十二军缩编为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一团。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十九军缩编为红三十四师，这是历史上第四个红三十四师，归福建军区指挥，之后不久又改归红五军团指挥。1933年10月红三十四师与红十九、二十师组成红七军团。1934年6月，红三十四师再次调入红五军团。第四个红三十四师仍由闽西子弟组成。

从红三十四师演变的历史可见，闽西人民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无私无畏，前仆后继，铁心跟党走，将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红色事业。

通行证与红布章：百万工农齐踊跃

2018年1月6日，我应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摄制组邀请，在江西瑞金拍摄寻找苏区文物的外景。在下肖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大厅右侧，有一排用土坯砌成的房子，裸露着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墙缝，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勾缝的同志用铁钩子从墙缝里勾出了一张苏区通行证和一个用布缝制的五角星。五角星的五个角写着“送夫当红军”五个字，中间有一个装饰成牡丹花形状的“光荣”二字。

待拍摄工作结束后，我拿着苏区通行证和“送夫当红军”的布章，仔细研究，确认持证人是胡春秀，家住山淇，欲往县城去，时间是1931年5月12日。据周围的老人介绍，这附近住的都是姓胡的人。胡春秀是从这里嫁到山淇去的。山淇位于瑞金市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叶坪乡山岐行政村，离市区大约7公里。通行证上还盖有两个椭圆形红色印章，只有一个能看得清楚印文，是“瑞东区云集乡苏维埃政府收发处”几个字。从地图上看，山淇、云集、县城、下肖刚好处在一条直线上，相距大约10公里。据他们分析，应该是胡春秀送完丈夫当红军之后，带着这个苏维埃政府发给她的“送夫当红军”的证章和通行证就回娘家了，并且把这两件东西塞到娘家的墙缝里，这一藏就是80多年，留下了印证一个普通群众当年为支援革命战争无私奉献的文物。

这个小小的“送夫当红军”红布章，折射了苏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精神。

瑞金八兄弟：为有牺牲多壮志

1934年5月30日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幅瑞金八兄弟当红军的图画，记录了瑞金下肖区杨荣显老人的8个儿子先后当红军的真实事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高高兴兴地把两个儿子送到红军部队，不幸的是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杨荣显成了烈属。他对前来慰问的区干部说：“我家一共有八个儿子，最小的也有十二岁了。光荣牺牲了两个我不悲伤，他们没有给我杨家丢脸，是真正的铁血男儿，如果红军需要，我准备把身边的六个儿子也送上前线去！”杨荣显并没有说空话，不久，他又送了四个儿子去参加红军。结果，在激烈的战斗中，四个儿子同样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杨荣显又把剩下的两个儿子一起送上了前线。不料，两个儿子也分别在广昌战役和宁都黄陂战场壮烈牺牲。老人心中虽悲痛欲绝，但他还是对前来安慰的苏区干部说：“为了革命，我的儿子就是人民的儿子，人民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应该去哪里！”

一件件革命文物，背后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它们承载着伟大的历史，也见证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见证着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