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折八扣书”琐话 从风潮到现象

荣杰

接连好几篇在“一折八扣书”里打转，起因是读到了平襟亚先生的《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由此想起了之前读到的一些史料。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再去“温故”就有了新的认识。

检点过眼的史料，对于上世纪30年代书业中异军突起的“风起云涌的潮流”（平文）着实有过不少的记述。1934年10月16日《申报》登载关敬之所作《书的普及版》記述了当时上海滩“一折八扣书”的随处可见，在许多临时书摊上，“摆着翻版的旧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志》《儒林外史》《大红袍》《岳传》，乃至《曾文正公家书》《秋水轩尺牍》《桃花扇》《浮生六记》等，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成亲王之辈的石印的字帖。这一些书，大都采用新式标点分段落，报纸印，牛皮纸的封面。定价倒也并不怎样低，可是卖价却“放盘”到叫人难以相信：通常是一折再打九折。你花这么三四毛钱，就可以得一部《三国志》了。这是从前没有的！这样“普及版”的盛行，一方表示了需要的广大，但又一方也未必不反映着“不景气'潮浪中书业的挣扎罢？”1934年3月19日《申报》所载徐懋庸《另一提议“关于翻印古书”》记述道：“因为便宜，购买的人就很多，无论在都市，在乡下，这类书都极流行。在不喜买书的大学生的书架上，在不知书本为何物的摩登女郎的妆台旁，和教科书一同，时常也可以发现几种劣本子的《文心雕龙》《苏黄尺牍》《世说新语》《牡丹亭》之类。因为单是作为摆饰，这类书也是洋装的，还好看。至于在小店伙计的柜台上，在乡村教师的枕头旁，则这类的《七侠五义》《红楼梦》《古文辞类纂》……差不多完全代替了先前的石印本，因为这类是铅印的，又有新式标点符号，看起来比石印本爽快得多，况且价钱又比石印本便宜。”内地报刊中也见到过一些关于“一折八扣书”的记述。有趣的是，王云五先生在其1937年所作的《十年来的出版事业》中对此风潮只字未提。该文收录于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7月初版的《十年来的中国》，当是专为此书所做。看来，王先生对于此风潮是不屑一提的。

至于“一折八扣书”是什么时候淡出人们视野的，“平文”回忆说：“到一九四0年，日本侵华部队早已控制了上海都市，外地运输堵塞不通，白报纸来源断绝，即使有少数纸，亦被‘纸老虎囤积居奇起来了，因此大家就放弃出版廉价书了。综上所述，标点书与‘一折八扣书，大概前后有十年寿命，全盛时期只有五年。”

从过眼的一些史料判断;“一折八扣书”的生意在1936年下半年之后恐怕就开始下滑了。大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时局变化。1936年，华北局势已经处于紧张状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的局面。紧接着，日军南下、“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除租界地区均告沦陷。战云日渐密布，使得出版业损失惨重，同时也造成上海与内地的交通异常紧张，直接影响内地市场。大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也破坏了“一折八扣书”赖以存在的基础，其消失自不可避免。

第二，纸价上涨。从“平文”和一些回忆文章里可以知道，“一折八扣书”的生意之所以利润丰厚，主要得益于成本低廉。除了翻印古书没有版税稿费成本之外，当时的纸张价格相对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1936年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日趋紧张，进口纸张的供应量明显下降。出版用纸几乎全部仰赖进口，来源的日渐紧张造成沪市纸价显著上涨，由此“一折八扣书”的利润也被挤压殆尽，自然无法为继。第三，政策变化。1936年4月，教育部颁布《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对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定价及折扣等作出规定，其中要求“所有书籍，门市一律照定价发售，不得减折或拾高”，也就是零售书籍不准有折扣。6月2日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公布了实施办法。上海书业纷纷重新核定书价，将定价改为实价。折扣是书业营销的重要手段，“一折八扣书”正是利用高折扣噱头大量营销获利，因此这一“新政”对其的影响可想而知。当时即有人在《申报》上声称“一折数扣书末日已至”。虽然“新政”后被暂缓推行半年，但是颇具投机心态的书商恐怕也会产生观望情绪，“一折八扣书”的风潮也因此而减弱。

通常对于“一折八扣书”的评价不高，大体因为其往往与粗制滥造、投机牟利联系在一起。在民国文献收藏圈子里，“一折八扣书”大多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大路货”。不过，我倒觉得，对于当年的这股风潮，我们大可不必仅仅局限于“好坏是非”的判断之中，而更宜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加以考察和分析，并且由此更加深入把握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种种生态与面貌。这样做，既可以使民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同时也可以为收藏家的鉴赏提供更多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