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耳濡目染不断实现飞跃 何谋忠：以匠心和创新复活文化记忆

刘晓立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作为占据古丝绸之路近四分之一长度的文化大省，甘肃省也由此掀开了古籍保护修复的新篇章。先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挂牌，接着又获批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并取得了甘肃省文物局认可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完成馆藏具有重要地方文化意义的清末民初手抄戏曲剧本的修复项目。作为出生于字画装裱世家、师承师有宽先生、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助理导师、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对古籍修复有着独特的感悟和深入思考。

三段学习：

奠定深厚的基础

“我出生在一个字画装裱世家，新中国成立以前爷爷就在城里开了一家裱糊铺，爸爸承袭家业，我也从小耳濡目染，对字画装裱有了一些了解，时不时还会给他们打打下手。”何谋忠称那段时间对字画装裱就是感觉好奇、好玩，真正开始大量实践是在1980年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兰州军区要为一些平反老干部所书写字画作品做装裱，“因为爷爷年纪大了，又一直在甘草店书库做《四库全书》的看护员，所以就是爸爸带着我，和一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师一起完成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何谋忠对字画装裱技艺已经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

参加工作以后，何谋忠先是在甘肃省图书馆从事古籍阅览服务相关工作，后又到缩微中心，开展古籍缩微拍摄等工作，可以说一直在与古籍“打交道”，一方面对古籍有了较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古籍保护的正确理念与常识。“2011年甘肃省图书馆成立古籍修复中心，我又回到了“裱糊匠”的岗位上，跟着师有宽先生学习古籍修复。”何谋忠回忆说，在师先生系统地、手把手地教学下，自已在字画装裱之外，对古籍修复技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尤其是2014年我馆备授予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成立了甘肃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传习所之后，我馆连续举办了5期国家级的培训班，两期省级培训班，并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首次申报了甘肃省非遗项目，并在甘肃一些地、县设了8家修复技艺传习点，，形成了甘肃全省良好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环境与氛围，而何谋忠作为传习所助理导师，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技艺的提升。

从家学，到师承师有宽先生，何谋忠掌握了字画装裱与古籍修复两门过硬的技艺，而到国家图书馆参与“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又让他的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一种飞跃。为了培养人才，形成交流，“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曾在一定时期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古籍修复骨干，他们不仅彼此之间能互相学习，还能更深人地了解国家图书馆的一些管理理念、修复方式。“比如量化管理和档案管理等，国图和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量化管理是因人而异、因书而异的，在制定任务目标的时候，修复数量和难度必须得到每个人的认可，以保证最后目标的保质保量完成;而国图更强调年度修复数量的量化。”何谋忠表示，在档案管理方面，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更加标准化，在学习之后，甘肃省图书馆也很快做出了改进。

“在国家图书馆学习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修复《名臣奏议》这本书，其主要问题是絮化，为了一叶叶揭开，我投入了很大的耐心和精力，在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它修复完成后，那种成就感也是加倍的，因为参加了国家级修复项目，能够亲手触摸到'国宝，所以格外珍惜，收获也格外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收获，何谋忠为从事古籍修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项目实践：

抢救修复清末民初地方剧本

“进入修复中心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修复项目，就是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戏剧剧本的修复保护与整理。”何谋忠介绍说，甘肃省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地方戏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古至今积累了大量的戏曲剧本。1956年甘肃省流行剧目编审委员会和甘肃省戏剧委员会等单位，在举办“全省老艺人示范演出”活动期间，开展了“发掘戏剧遗产竞赛”的活动。活动中，经由老艺人捐献，专业人员收集、收购获得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秦腔、陇南影子腔、陇东道情、曲子等传统剧本，其中不乏甘肃特有剧目和已经在舞台失传的剧目，还有格外珍贵的剧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火烧新野》。这批戏剧手抄本几经辗转入藏甘肃省图书馆后，古籍专家对其进行了全面清点、编目、造册。随着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工作的起步，这批珍贵老剧本被列为首批需紧急抢救的项目之一。

“剧本不同于其他古籍，从当时面世到流传至今，许多散落在民间，始终未能得到保护，加之剧本所用纸张基本是手工生产的价廉质劣的麻纸、粉连纸、毛边纸和本地“土纸”，规格不一，而且书页纸张有酸化、絮化、霉变、虫蛀、烟熏、脆裂等严重的破损现象，修复难度非常大。”作为修复科科长，何谋忠与同事边实验边探索，从清洗油污，到解决粘连问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也为后面解决一些修复中遇到的特殊问题提供了参考。

“在这些剧本中，有不少油污很重，猜想可能是因為当时用煤油灯，不小心打翻后污染到书中。”何谋忠介绍说。油污重不仅影响剧本美观和阅览服务，而且影响修复中粘合剂（糨糊或其他）的粘性，只能先进行去油去污。“清洗的时候，我们很慎重，因为清水洗不掉油污，用化学药剂又会对纸张和字迹产生损伤，我们后来考虑是不是可以用食品级的生物洗涤剂，并慢慢尝试做实验，最后感觉效果还不错。”还有一种让何谋忠感觉比较难处理的情况就是粘连。“有些书因为霉变粘连比较厉害，有的已经完全成为‘书砖，干揭揭不下来，我们就会考虑用开水烫一下，还揭不下来，就会上笼屉利用蒸汽蒸，等纸张纤维软化以后再慢慢把它揭下来。”何谋忠介绍说，在这批剧本的修复中，用到了多种揭的方法。

从取书、制定修复方案，到修复的每个过程、建立修复档案，直至交接入库，何谋忠对整个修复流程和质量要求有严格的规定，也正因为这样的严谨，保证了抢救修复工作圆满完成。“这批剧本我们用了三年时间，把481册书将近13000页全部修复完成。目前修复完成的剧本已经全部得到整理出版，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还要通过这批剧本将一些失传的剧种复排，这让我们更有成就感，感觉通过我们的工作让这批文献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何谋忠认为，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可以作为以后工作的范例，多方面配合对古籍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整理挖掘。

手脑并用：传统技艺的创新应用

进入到修复行业，何谋忠在带领团队进行修复时，除了提升动手能力，还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性地发明了一些适用于修复工作的工具和技法。

“每一种书籍的破损情况都不一样，适用的修复方法也不一样，特别是有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常常需要实验，采用一些创新性的方法。”何谋忠举例说，马尼拉纸是一种极薄、可以透光的皮纸，一般用于古籍糟朽书叶的托补，但因为其伸缩性比较大，一旦刷完糨糊再覆到古籍书叶上，掌握不好就会皱到一起，后来何谋忠想到了可以利用“塑料薄膜”，即将马尼拉纸放在塑料薄膜上刷糨糊，利用塑料薄膜把马尼拉纸平整覆到书叶上，再将之取下，解决了马尼拉纸发皱的问题。

“还有原来的补书版，在补书的时候会沾上糨糊，粘破书叶，想了好多种办法都不行，后来还是在补书板上绷了一层纱布，糨糊沾上也不粘，不管是用来补、揭、托、衬等，都非常方便。”像这种为了工作便利而创新性制作的小工具还有很多，比如古籍装订打“眼子”的时候，锥子拿不端，“眼子”就容易斜，何谋忠便动手，把针锥固定到财务打传票的机子上，用机器的垂直力来避免打偏的问题。再比如，在做函套的时候，需要打边45度角，有时候不注意就容易把手削了，最后何谋忠看到一个工业用的打边机，也可以称作“U型开槽机”，就将之应用到古籍修复中，“——个纸板拿起来，机子一过45度角马上就打出来，甚至有些直接开出来以后一折就可以做函套，非常方便。做完以后一时干不了，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烘干机。就是很大的一个板子，底下有加热，放到上面一压，用三四十度的温度第二天早上就干了。”何谋忠开玩笑说，自己在动手能力方面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管理推动：

安全、量化、质量三管齐下

身为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管理责任，而古籍安全、量化管理、修复质量就是他抓的主要问题。

“我们修复的古籍都很珍贵，古籍文物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何谋忠强调，每次交接取书、还书要经过三次清点，分别是从书库取书时、交到每个修复师手里之前、还书时，还要和每个人签订安全责任书，规定只要离开工作桌，就要将古籍放到保险柜中保存。为了方便工作，甘肃省图书馆为每位修复师配备了保险柜。“书修的怎么样是一回事儿，修不好的话还可以返工重修，但安全出问题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一直对安全问题抓的比较紧。”何谋忠说。

在何谋忠看来，量化管理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和沟通交流的工作。取回一批书，先做一个整体量化，和修复者坐到一起，确定有多少叶要修，破损几级，怎样制定修复方案，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在大家认同且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来定任务，这是何谋忠的量化管理原则。“其实这样定任务，是为了保证修复者可以愉悦且踏实的做工作，而不用着急赶工期，这与质量问题也是挂钩的。”在何谋忠看来，质量问题是除安全问题之外最需要注意的。

“一本书的修复從制定修复方案开始，这是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馆修复古籍的制度。每次制定修复，我们所有的修复师都会一起参与，商量怎么修，用什么纸张，等等;如果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与修复方案不符的情况，要再集中进行研讨，不能私自更改;修复完成后，验收环节需要修复者本人、修复管理者、质量验收员三人认可并签字才算通过，而且所有的过程都需要在档案中有记录。”何谋忠表示，希望通过高效精准的管理推动甘肃省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发展。

为了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保存保护中华古籍，国家图书馆于2013年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全国设立30余家传习所。像何谋忠这样的助理导师们，是古籍修复队伍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正在带动着更多的修复师们，用双手抢救濒危的古籍，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