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折八扣书”琐话： 从朱太忙想到的

荣杰

徐柏容先生在其《书战：一折八扣——三十代书界回眸》中回忆了一个大达版图书中的细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版权页上记载的标点者，署名都是一位叫‘朱太忙的。一年要为一二百部古籍标点，焉能不‘太忙？”这叫我感到十分有趣，于是专门查找了手头的书影，果然发现了几种书的版权页“校阅者”栏下赫然印着“朱太忙”先生的大名。我起初认为这个名字恐怕并非真名实姓，而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绰号”—既是抱怨“实在太忙”，又是炫耀“实在太忙”！不过，上网查查资料，发现朱太忙先生确有其人，不仅曾在大达图书供应社任职，还曾经供职于大东书局。

因为这个名字，又使我想到了刊登在1936年5月1日《申报》上的文章《一本书的自述》，作者署名清芬。之所以想起，是因为这篇文章很独特，乃是假借一本古书的口吻，讲述其如何经过一番“整理包裝”后“重见天日”，这基本上就是翻印廉价古书的全纪录了。这篇文章的场景化描写细致，小人物之间的对话十分生动，猜想作者也是书业中人吧。这些记述和描写，对于近百年之后的我们了解“一折八扣”书乃至出版业的基层生态都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好简要摘录。

文章开篇“痛说家史”，因为新文化的传播，古书只好“挤在黑暗的角落里”“静候着书蠹来侵蚀了去”，“从我现在所遭遇的一切，来和我过去的光荣时代对比，处处都使我伤心叹气。”忽一日，自己又重新被书店老板搬到了阳光下，“被捡出来罗列在老板的案上的，原来还有许多我们同系的弟兄和幼辈，他们都在欣慰地望着我。看那些非我族类的家伙，正在哭丧着脸，零落在那些架子上。”由此开启了一段“翻新”之旅。

先是承揽标点生意的工场老板“老吴”与精明的书店老板的对话。书店老板：“老吴，你简直欺人啦！你做人家的只四分钱一千，做我的一开口就是六分，这叫我如何卖得出去呢！”老吴：“什么？老板，没有那回事！六分钱标点一千字，又不比那些‘的了吗呢的容易懂，很要费点脑筋老实说，一天还点不到二万字呢。”老板：“外面很有人说我们的书标点错得很多呢！”老吴：“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看得出标点错误的，不加标点也行;非看标点书不可的，不见得看得出错误。天晓得，六分钱一千，那些通人硕士肯来做吗？那样的一折三四扣卖得出去吗？嘻嘻。”

揽到了生意的老吴带着书回到了自己的工场。那里“几只蹩脚的桌子旁，围坐着三五个鸠形鹄面，腰驼背曲的人儿”，他们就是“标点工人”。他们“本来因为没有办法才干这个勾当”，之所以“像机器一般地工作着”，不过是为了“能多得六分钱”。

十天后，被红笔标点的“支离破碎”的古书进到了印刷所。又是一轮讨价还价。印刷所老板：“贵局生意很发达，出的货很多，只是好久没有分给我们做了。”书店老板：“生活是有一点，只是你的价钱吃不下！”印刷所老板：“哪里话，我们现在只要有生活做，混得口饭吃就得，谁还想有什么好处？反正天天有回头人，让机器躺着叹气，也不是办法！讲到价钱，你老蛮明白，比从前四成里已经减去了三成，四角一千的排工，五角一令的印工，三角一万的钉工，难道还能在你老面前瞎抬！”书店老板：“我们比不得你们，做了生活就好拿钱;我们造好了货，还得想法子卖出去，所以事先总得有个话算。”

经过排版和初校，校样被送回书店，唯一的专职校对登场。虽是个青年，却没有“健旺热烈的气概”，似乎充满了“无限的悲愤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地方”。他的月薪十五块钱，“这是他早晨八点钟来，工作到下午六点钟回去，吃自己的饭，住自己的房子的一个月的代价了。”这也正是他“悲愤”的原因。也正因此，不过“胡乱地校过两次，随处留着可笑的错误”。但还有不及于这青年的，“大部分的书都是用的五块钱包校十万字的价值，被人抢着去做呢。”

再回到印刷所。连带书稿送去的是书店选定的“那种又粗又松，天字第一号的起码报纸”，“印刷所老板哭丧着脸，把天字第一号的起码油墨添下去;嘴里喃喃地咒骂着：‘娘娘，越是印工便宜了，越是纸头来得丑，吃墨的祖宗，谁还做这鬼生意！”

文章提到的排字车间和装订工场，大体也是“苦恼的情形”。“在四角钱排一千字的价值里，有工场的一切开支，有生财的应得利息在里边，作为排字工友的工资的还有几个铜子？”“要装成一万页（即二万面）的书，才算赚到了三角钱的工钱。这三角钱里边，工场要开支，生财要利息，老板要养家活口;留给一班工友的，还有几多？”

文章起首部分的描写暗合了“古书潮”的背景，其后的叙述无不围绕讨价还价、“分斤拨两”展开，足见“一折八扣”书在书商的眼中不过就是一场生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