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的《来访者》当年为何引“争议”

倪斯霆

1982年底，刚刚创办的《天津书讯》报在组织来年新春贺词时，主编对我说，去看看方纪吧，“文革”时他受迫害很重，听说半身不遂了，但左手能写字。作为天津文艺界的老领导，我不止一次听父亲讲过方纪，知道他当年在延安从事编辑和写作工作时，毛泽东曾亲笔为其改稿，周恩来也专门写信鼓励他写作，1949年初随军进津后，曾任《天津日报》首任副刊科科长（副科长为孙犁）、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那天，在天津著名“五大道”里的香港大楼，我们敲开了方老的家门，只见瘦弱的方老身穿领扣系得严整的中山装，手拄拐杖缓缓站起，示意我们进屋坐下。主编首先向方老问好，并关心他的身体情况，此时只听方老口语模糊，拉着长音说：“右半边不行了！怎么办呢？”表情既焦急又无奈。随后，尽管口语困难，基本上是两三字一顿，但他还是关切地问起当时文艺界与出版界的现状，并不时地打听一些老部下的近况。当主编告诉他我们创办了一张宣传报道新书的报纸，并忐忑地问他能否为小报题词时，方老突然兴奋起来，接过报纸仔细端详一番后，急切地说：“以后每期给我，我就想知道这方面的消息。”说罢，他艰难起身，拄着拐杖走到书案前，用左手拿起毛笔，疾缓有度地写下：“天津书讯越办越好”。看着他左手写字的艰难，再看看宣纸上潇洒的字体，我们深被老人的毅力和艺术悟性所折服。告别方老，我们立即制版，将其题词刊登在1983年报纸第一期头版上，与孙犁、梁斌二老的寄语、书画毗邻。

时光易逝，转眼就到了1983年10月，彼时小报创刊已整整一年。就在我们准备周年文章时，意外地接到了方老电话，他仍是拖着长腔一字一顿地说：“小报好，每期都看。一年了，给你们写了俩字，来拿吧！”放下电话，我们便直奔方老家。一进门，方老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书海”两个道劲大字便映人眼帘。分手时，方老说，好好干，两周年还祝贺。方老没有食言，1984的10月，当我们再次踏进方宅时，他再次为小报题词“实事求是”。方老的这后两次题词，分别刊发在1983年和1984年11月15日出版的小报头版上。值得一记的是，就在1984年的这次拜访中，我还有两大收获：其一，此时已与方老相熟的我，斗胆开口求字，方老未加思索，随手便在整张宣纸上题款写下斗大的“崔巍”两字;其二，我得到了一本方老在1981年出版的《方纪小说集》，我也因此知道了在散文、诗歌成就之外，方老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不同凡响”。而这本小说集的获得，则是缘于一篇来稿。

那是在当年夏天，我收到了上海艺术研究所王延龄先生的文章《却从“来访”识津门》，其中他写到：1957年，他被下放到农村改造。“乡居中只有一本《收获》杂志，因为那是放逐我的原单位编辑出版的，因此发一本到草屋。”有一期刊登了方纪的小说《来访者》，“使我看得入神，因为我那时的思想行动和方纪同志作品中描写的来访者所差无几。”因此，“读过《来访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对于方纪同志敢在这时发表这样小说十分敬佩。”但是，“这篇作品不久就遭到了批判，这时我才知道方纪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想这样有点正义感或者党性较强的同志是敢于正视现实的。”

这样的文章在当年还是少见，编辑部也拿不准其是否适合公开出版。于是我便借两周年题词的机会，其实是抱着核实心态，去了方宅。记得方老当时看过文章后，先是沉思，然后点头说：“是这样的。”我当年没看过《来访者》，便问方老这篇小说写的什么，“来访者”是谁？方老没回答，或是说了我没听清楚，现在只记得，他随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方纪小说集》送给我。归家后，我便急不可待地翻开最后一篇《来访者》。只一看开头，我就被小说那神秘的氛围和那个名叫“康敏夫”的“自述者”所吸引。随着情节的进展，我愈发对两次“自杀未遂”的知识分子康敏夫的境遇产生同情。然而看到结尾，我才知道，这个“来访者”原来是个“右派”。

在那个敏感年月选取如此敏感题材又以康敏夫这个敏感人物作为主人公，而且又是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笔法去“现身说法”，身为运动的领导者，方纪的《来访者》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当时我没看明白。好在近日我淘到了《文艺报》1956年合订本。在这个记录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合订本第5、6期合刊里，我看到了一篇方纪的“发言”文章，而这个“发言”恰恰由他自己回答了他的“问题”所在。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于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周扬、茅盾、刘白羽等人做完报告后，进行了小组讨论。而就在这次讨论中，方纪作了发言，他表示：最近“在读我们这一辈作家的有些作品时，却觉得所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复制品;虽然他们在技巧上比较成熟，复制得相当精致，但总能够看出作家是站在生活的旁边欣赏生活，对生活发出感叹，却感觉不到生活的力量。如果我这种感觉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因为在我们有些作家身上发生了对生活的倦怠、懒惰，和在创作中发生了害怕真实的毛病，因而选择了抵抗最少的路线呢？”对此他提出：“必须指明：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不相容的，是破坏文学艺术的社会效果的。必须积极克服这种妨碍我们当前创作发展的有害倾向。”发言最后，他号召：“同志们，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工作吧！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丰富的生活，我们就一定会有同样丰富的文学;既然這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就让我们勇敢地担当起来吧！”

会上他是这么说的，返津后他也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们在一年多后，看到了在“积极克服”了“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障碍”后，写出的具有“抵抗”思想的《来访者》。然而他“勇敢地担当”的结果，却和1957年下半年及此后许多年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不相容，也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伴随着批评和争议。

继1984年的拜访后，我与方老还分别在不同场合见过面。记得有一次方老参加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会议，在赤峰道下车时看到我，拉着我手断断续续地说：“苏加诺、赵明诚……”我立即明白，这是他的两部藏品《苏加诺藏画集》和《赵明诚集》在动乱年代被抄走，一直下落不明。在一次聊天中，他知道我曾在古籍书店暂借于天津文庙大殿里的旧书库中工作过，当时那里堆满“文革”中查抄来的旧书旧刊，他曾让我为他在那里寻找这两部书。我为此曾两次去已迁到南门里大街的古籍书店旧书仓库去寻找，但终无所获。当我把结果告诉他时，他只无奈地点头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