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阳光伴我在教育征途上前行

哈尔滨市招生考试院

刘长有   1955年出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今哈尔滨呼兰区），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高级政工师。任呼兰县大用中学校长期间，大用中学成为全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面旗帜;担任呼兰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多次筹备国家、省市农村教育改革现场会，荣获呼兰县第四届十佳公仆，哈尔滨市31届劳动模范;任哈尔滨第一中学校长时，荣获哈尔滨市教育战线建国六十周年具有特殊贡献奖;被省政府批准为兼职督学，特聘香坊区校园文化建设顾问，特聘哈尔滨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导师团教师，特聘2009年国家留学预科学院国际教育专家;退休后，担任哈尔滨市中小学后勤协会会长，参与了哈尔滨市德强、顺迈、铁路中专民办学校的发展战略研究。

1971年，我高中毕业做了一名回乡青年。毕业直接参加了生产小队劳动，平时愿意和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接触，参加集体劳动之余，也愿意抽时间看一些书，经常在田间地头给大家读报，参加文艺宣传活动，关心国家大事。那是1973年8月，当时正值村小学缺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经过大家推荐，生产大队同意让我去学校教学。作为村里民办教师，校长安排我教小学二年级语文、数学，担当班主任工作，从此我便踏上了教育这块热土，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归宿，一干就是40多年。往事如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淡然而去，唯有教育经历的一幕一幕历久弥新，难以忘怀。到了学校后，工作中便有使不完的劲儿，早上班打扫办公室，帮助工友干一些杂活，晚下班给学生补课，向老教师求教，学习教学业务和班主任工作经验，休息日也经常到学校看看，舍不得离开校园;半年后学校工友就和我谈心，说看小伙子表现得不错，工作很肯干，有责任心、正义感，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生产小队就发展我是入党积极分子了，赵文学和吴化坤是入党培养人。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学校工友张凤鸣当时还是大队的支委，是我的培养人，赵文学还继续做我的培养人。在沈八村小学我从二年级教到四年级，在老教师的示范引领下，教学业务大有长进，在我班还举行了全乡的数学教学公开课。回想起从教的第一所学校，感受最深的是校长要求严格，工作不留情面，心理压力大，须臾不敢懈怠;有一大批老教师业务精湛，堪称师德楷模，他们都曾被评为松花江地区、呼兰县的劳模教师，因为文化大革命前这所学校是全乡的中心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还是全乡的点校，那时乡文卫组的领导和教研员经常深入学校，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每年全乡统考都位于前列;学校活动丰富多彩，师生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1975年10月4日，是我最惊喜难忘的一天。经大用乡党委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组织推荐到双城师范读书，为我们这一批工农兵学员特批解决了组织关系问题，当时从心里深深地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暗下决心不辜负组织培养，不辜负乡亲的选送。在双城师范学习的近一年时间里，我选择了理科班，到校后就开始建校劳动，收拾校园、教室、宿舍、操场，校舍是原双城西北隅二中学校，是一所需要重新整修的老校舍;一切都是师生自己动手清理，挖菜窖，储冬菜，搭地炉，备采暖，平操场，固定单双杠;吃的是大碴粥、窝窝头、土豆条、白菜汤，一周两次细粮，基本是白面馒头，以改善学员伙食。在这种环境下，学员们没有感觉到苦和累，倒觉得很充实，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学习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乡亲的嘱托，怀着求知的渴望，对未来的教育事业充满着信心和憧憬。在这里定期过党的组织生活，作为一名党员，这是进步和发展的象征，我也感到很荣耀。理想和信念是推动人向上的动力，我很快适应了这样的学习生活，一头钻到书堆里，如饥似渴地补偿自己多年的知识缺失，经常是深夜里搂着书睡着了，为了日后工作需要，我尽可能多地去涉猎需要的知识;除研究中等师范教育数理化学科外，更是利用晚上、休息日阅读课外书籍，读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还写了很多诗词，与学友切磋交流。双城师范成立了校报，我被选为副主编，这也为后来我跨入诗歌的大门奠定了基础。40多年过去了，2018年我把43年来积累的文稿进行了整理，编辑了我的诗文集，共7册1200首诗词。人的一生不能错过每一次机会，如果把每一个过程都看成是黄金时段，回过头来就是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金色的路程。

1976年8月，从双城师范毕业。我又回到了大用乡从事教育工作。乡里分管教育的乡长找我谈话，说了上学前的经历和表现，毕业后的工作急需，经党委研究决定委派我去唐义学校当校长，听后我顿时不知所措，记得当时只说没做过领导工作，小白担当不了。领导当即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于是我就服从了组织安排，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唐义学校是小学戴帽初中，小学5年，初中2年，初三都集中到乡中学毕业班。校址靠村西头，四周植树，没有围墙和校门，村里很少有人到学校，校内十分安静。学校7个班，11位老师，大多都有领导经历，教导主任是文革前中心校长，还有乡办“五七”大学校长，县工农干校老干部，文革前老校长，都是资深的教育人，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是新人。学校距离我家8里路，每天上下班步行要往返16里，赶上下雨天我就得用塑料布把衣服包起来，到学校再把衣服换上，早晨6点从家出发，7点到学校，晚上教师都下班后，我最后一个离校，每天风雨无阻，周而复始。经过一年的努力，全乡统考中我们学校由倒数第一越到正数第二，期末学校联合大检查，我校片上检查第一名。可能是因为家长、社会的支持，村里领导的重视，加之我个人的影响，老师们都有了上进心，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学校被评为全乡的先进集体。

1977年8月，唐義学校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我也正干得热血沸腾，组织上又调我到佟家学校任校长。这个村型比较大，有万亩良田，村里设党总支，下面四个附属屯设党支部，我被纳入党总支的支委。学校设有总校，在李家屯，下面4个教学点，都由总校负责管理，教师多数是民办老师，年岁较大，学历不达标，跟班教学有困难;校舍靠近村东头公路，没有围墙，房屋校舍比较破烂，草苫的房盖，屋内是泥土墙，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冰冷，教室里每堂课都要组织一次学生热身运动，就是原地跺脚蹦，当时社会上形容学校是“弯着腰，拄着棍，披头散发掉眼泪”，那时候上级教育部门号召用“三土一树”（土桌椅、土黑板、土围墙，校舍外四周植树，校园内种植榆树墙）的办法解决办学问题。这里虽然办学环境很差，但民风古朴，有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屯里的说客管老师叫先生，主动维护学校秩序。村里领导很重视教育，支持校长工作。秋收时节，我们组织全校师生拣粮、拣柴，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我们还开办了教师夜校，组织教师进修学习，相互帮助，每天晚上都要到10点多钟，一个学期过后，老师们个人业务有了长进，全乡学生统考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各教学点都有了新的变化，党总支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年末还带领班子来学校慰问。

1978年2月，我接到乡政府文卫组的通知，让我到文卫组上班，任副组长，负责全乡的中小学教育教学业务工作。这次调动虽说是提拔重用，但我内心万般不舍，舍不得佟家学校，也舍不得这里的老师、学生和家长，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乡亲们对老师的尊重，村屯领导对学校的期待，农村孩子对教育的渴望，这是多么难得的乡亲乡情啊，现在回忆起来，还为那时的办学情景而动容。在文卫组工作两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浴火重生的炼狱过程，由管理一所学校到面向全乡16所学校，23个教学点，整天忙无头绪，顾此失彼。每学期组织的全乡小学统考以语文、数学为主，都是我和教研员命题，我负责数学试题，刻钢板蜡纸，再印刷，都是我俩合作，一干就是24小时，第二天取卷考试。文卫组在乡政府办公，政府领导时常看到我们办公室深夜灯都还亮着，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为了提高全乡的教学质量，我们组织骨干教师去哈尔滨市观摩学习，听特级教师马家沟小学柳玉芳老师和继红小学王凌云老师的课，从而引领全乡教育的整体提升。

1980年1月，正当我组织各校领导进行全乡教育联合大检查之际，大用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经呼兰县委宣传部批准，我被调到大用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那一年我26岁，心里没有底，感觉很害怕，如泰山压顶，六神无主，我和书记说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回到家里后，我饭吃不下，神经也极度紧张，何去何从，不知所措。第二天上班我找到了文教助理，他是文卫组长，跟他商量该怎么办，他说：“你没有退路，这是党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报上级批准的，推翻不了啦，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党委的决定，你现在唯一要想的是到中学如何开展工作。我帮你把现有的班子成员做一下调整，你工作一段后再考虑教师队伍如何安排。”就这样，我又走马上任了，2月25日我正式调到大用中学工作。学校有三栋校舍，两栋红砖房草盖，一栋厢房没有房盖，不能使用，学校前面靠近公路，没有围墙，没有树木，理化生实验室教具27件;教师人心不稳，对学校的发展缺少信心，社会舆论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领导的压力也很大，乡党委派我到中学，就是要尽快改变面貌。当时学校老教师居多，我又是大用中学的毕业生，这里有许多老师都教过我，面对这样一支队伍，我很胆怯，也很无奈，一度想打退堂鼓，可又一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向党委也做了承诺，就是拼死拼活也要干个样，不能辜负党委的重托。我在大用中学工作了5年，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整个人长在了学校，每逢春节我都留守在学校值班，让班子其他领导回家团聚，家里盖房子就请了3天假，男老师们自愿召集，下班后帮我挖地基，这也是老师们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与支持。1982年5月份，黑龙江日报社记者蔡楠对我校的办学情况进行了专访，在县教育局王辉光副局长的陪同下，吃住在学校，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还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进行鼓励和表扬，并在报纸上做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加紧些，再加紧些》，这种社会影响力对我们领导和老师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多少年过去了，蔡楠老师的工作作风一直激励我做好校长工作，这次报道也成了大用中学未来发展的加油站。 1983年10月，呼兰县归属哈尔滨市管辖，11月份，市教育局来呼兰要参观一所农村中学，晚上局领导通知我做好汇报准备，第二天9点多钟，市县教育部门领导都来到了我校，市基础教育处来了两位处长，县教育局来了两位局长，记得当时除了紧张和意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准备，汇报也没有材料，想到哪，问到哪，就说到哪，在我16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围着小火炉，谈到了12点多钟，他们对学校这些原汁原味的工作过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第二年春季开学后在这里召开全市初中教育现场会。经过5年的艰苦创业，大用中学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在国家会议上交流，《中国教育报》《黑龙江教育》相继刊发了大用中学的办学经验。全市现场会总结大用中学的经验，概括为“在两差一低的基础上，以四心精神，创造了四个一流”，即学生基础差、办学条件差、教师学历低，以坚定的事业心、积极的进取心、顽强的自信心、强烈的责任心，创造了一流的软件材料、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育质量、一流的学校管理业绩。值得欣慰的是学校的工作得到了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学生满意，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乡党委和县教育局给予我们充分肯定。每年的中考，我们的毕业生录取中专的比例占全县50%以上;重点中学录取总数是其他乡镇录取的总和;连续5年获得县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奖励第一名，被荣称为“五连冠”;其他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市县的奖励。大用中学的教育实践，使我体会到：管理一所学校，尤其是农村落后学校，没有稳定的教育秩序和扎扎实实的教学质量很难令人信服，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靠管理好、中考质量高这两方面强项维持局面，也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作为校长既要有整体格局，还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眼光，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未来。1982年，当时学校社会声誉很好，在全县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是守住已取得的成果不变，还是面对新形势有所突破，我们选择了穷则思变，富则思新的发展路径。当时国家对普通初中学校提出了引入职教因素的要求，学校教育要为农村的孩子毕业后负责。那时候的普通高中招生只有25%左右，剩下的学生多数回乡劳动。我们提出要瞻前顾后两手抓，回乡的孩子要让他们成为家庭的帮手，参加生产劳动的里手，种植业、养殖业的能手，发家致富的带头人。1983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东省平度县召开的全国农村中学教育改革现场会，何东昌部长做了重要讲话，我校改革办学模式，引进职教因素的经验在大会交流。后来省市、國家相继在大用中学召开了端正办学方向，改革农村初中教育;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现场会，推广大用的办学经验。那时候改革的一些做法，至今回想起来也适用于现在的课程改革，把办学中的职教因素融于我们提出的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职业生涯教育，自成一体，相得益彰;劳动基地建设也有助形成实验、实习、实践与绿色生态，标本制作与校本课程于一体的智慧化校园。学校早期教育改革积累的经验及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当前的教育创新发展是一笔不可多的宝贵财富。

1984年7月，我参加了全省教育管理干部学院统一招生考试，被哈尔滨市教育干校录取，在教育管理大专班离职学习两年。入学时，我是班级的学习部长，毕业时，我被评为优秀学员，为哈尔滨市的学生争得了荣誉，学校领导说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到市教育局工作，我没有在意，又回到了县教育局报到，到教育局工作后，又完成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管理本科、研究生学历。工作中我体会到，读书的历程，是一个人教育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本科毕业后，我就有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主张和见解，渐渐地形成了工作思路，在后来教育岗位上得益于学识的支撑，也使我能够走得更远一点，也能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

从1986年8月到2006年底，我在呼兰教育局工作了20年。从普通科员到副股长，担任副局长12年，局长兼党委书记5年。做视导员时，我参与过全局各类现场会的筹备工作，分别参与了全县德、智、体、美、劳专题现场会材料组织、现场布置、经验总结，我推荐撰写的班主任经验，被评为哈尔滨市十大班主任标兵。

1990年，我由教育局副股长提拔为副局长，因为能力突出，领导交给的任务从来不打折扣，宁可少睡一会觉，不参加社会活动，也要努力争取创造性地把工作完成好;赶上工作忙时，除夕晚上还在写材料，有时通宵达旦，第二天颈椎劳损住进医院，也没有因此影响过工作;上上下下对我工作都比较认可，口碑还好，考核时得了满票。人的前行与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實践中不断努力地探索创造，不计名利、不讲代价，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2年的副局长经历，得益于我的老局长栽培、指导和信任，以及言传身教，他离开教育局时，提拔到县人大任职，把接力棒交到了我手里，工作上的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事业上的信任和肯定是伟大而神圣的奖赏。跟随老局长12年期间，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呼兰教育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1990年哈尔滨市在我县召开了“端正办学思想，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现场会，省教育厅长和市教育局长对会议给予很高的评价，号召全省总结推广呼兰县办学经验，在全市开展创建大用县活动;1996年国家教育部在我县召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现场会，《人民教育》报道了呼兰农村教育改革经验《拥抱大地》;2001年，全国陶行知教育研讨会在呼兰召开，我县荣获全国两基教育先进县。在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事业发展是无限的;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集体的智慧是无限的，居于局部的眼界是有限的，站在国家、省市的格局来思考是无限的。

2002年，呼兰县委任命我为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我在大会上表态，循名责实，不辱荣誉，身先士卒，共创大业。5年的时间里，我一如既往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奋斗不已。

2007年1月，我调到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工作，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这次调动又是很突然，当时我正在区委信访室研究处理信访案件，区委办公室通知我马上到市教育局，局长找我谈话：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又改变了我的教育身份，由公务员到事业单位，由局长到校长，又回到了我的学校生涯。1993年时，领导有意调我到市教育局农教处工作，那时副科级可以提升为处级，我没动心，也没有答应。时隔15年，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回市里工作的机会对我来说不多了，我答应了领导的调动，服从分配，组织的安排就是我的归宿。第二天市教育局党委领导就到呼兰教育局召开班子会，同时接我去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参加全体教师大会，正式上任校长岗位，呼兰教育局的同仁们都感到很突然，不理解;我爱人在北京，孩子刚从国外回来，对于我去一中工作，也是迷惑不解，我自己也说不通是为什么，也许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来不及想得更多，放下过去，从头做起吧。在事业面前我又一次经历了严峻的挑战，看我还能不能胜任一名校长？在一中工作的4个春秋里，送走了四届毕业生，招了四届新生。在我离开一中前，“百年名校，重振雄风”的目标初战告捷，哈尔滨市委对一中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高考质量重点大学录取率由36%提升到82%，新生质量逐年提高，与市重点校招生分数线拉开了距离;我校的领导和教师相继获得了黑龙江省五四奖章、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我本人荣获了哈尔滨市建国60年教育特殊贡献奖。

2010年9月，因个人请求，我调转到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工作，任党支部书记职务，一直到退休。在招考办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全市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和区县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我被批准为省政府兼职督学，并带队赴鸡西市专项督导检查;参与了香坊区校园文化建设评审工作，被香坊教育局聘请为校园文化顾问。在我退休之前，2015年市局领导让我去筹建哈尔滨中小学后勤协会， 我当选为会长。这期间，又参与了谋划德强、顺迈、铁路中专几所学校的发展研究，对民办学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又一个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

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历经坎坷，走过了许多艰难的路程，有苦有累，更多的是收获了欣喜和愉悦;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教育的征途上执着地奔跑着，如今思想和精神的获得是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从中得到了组织和社会上的诸多荣誉，也给我的晚年生活留下了幸福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