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想像与启蒙时代的德意志身份重构*

施 锐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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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教改革之后最重大的德意志文化事件，启蒙运动划时代地终结了基督教文化在德意志的绝对统治地位。当基督徒的身份丧失其最基本的社会认同这一文化命运发生之后，新的身份认同的重构工作已然刻不容缓，德意志“希腊狂热”(Graecomania)以及德意志－希腊亲和性叙事建构在这样启蒙的文化剧变背景下兴起。

启蒙时代的德意志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有着极其相似的政治形态，即同一语族联合体下的松散而分裂的邦国群体。18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表面上维系着各个德意志邦国的政治集团性，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与英、法、西班牙等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主权国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解体对当时德意志的基本政治格局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德意志启蒙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而非政治事件。“德意志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色彩很淡的思想运动，它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政权问题，非政治性是它的一大特点。”(范大灿2006:3)文化与政治的分裂构成了德意志启蒙的特殊民族性张力。

德意志身份重构的重心无疑要落到文化之维而非政治之维，其参照范式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身份重构。德意志启蒙的“第二次人文主义”很自然地延袭和复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寻根模式，但是在这一文化模仿中存在着一个看似不可调合的矛盾:意大利民族的文化故乡和源头本来就在于南方的古典世界，而德意志民族真正文化故乡和源头却是来自于北方的古典视角下的“野蛮”(barbarous)世界。在启蒙语境中，古典世界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本根所在，而古代日耳曼“野蛮”世界显然属于边缘化界域。如果把德意志身份重构扎根于自身的北方传统，那么正统的启蒙立场显然行不通，从民族原性的角度来讲，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文化寻根对位的德意志文化寻根理应以日耳曼本位为前提。返回前基督教时代的日耳曼文化之根无疑成为此际德意志身份重构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选择了这条路途就意味着其立场中必然包含“反启蒙性”。

2

德意志启蒙时代“反启蒙性”的宗师首推哈曼(1730－1788)。哈曼的启蒙批判首先指向了理性至上的核心原则，强调原始的、自然的、前理性的诗性在文化建设中的始基地位。以赛亚·柏林把哈曼描述为“一切领域中的反理性主义先锋”(Isaiah Berlin 2000:257)，却未免过份夸大他的“反启蒙性”的独创性和影响力。我们必须清楚，“反启蒙性”其实是启蒙工程本身的一部分，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具有自我批判甚至自我颠覆的意识和能力。理性主义批判或反理性主义在法兰西启蒙中由卢梭开启，卢梭关于原始自然力与文明理性张力的思考表面看来站在理性至上者的启蒙的反面，究其根本，却与之相反相承，卢梭法兰西启蒙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已足以说明一切。哈曼的启蒙批判从卢梭那里传承而来，形成了德意志启蒙的内部张力，引导出其后的狂飙突进运动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而这两大运动的主旨都要同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拉开一定的距离。

“哈曼是以杂乱无章和不时闪烁出独到见解的方式讨论问题，他的门徒赫尔德(1744－1823)则要建立一种严密的学说体系来解释人性及人在历史中的经验”(以赛亚·柏林2002:12)。赫尔德主张从本质上属于前基督教文化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去追寻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之根，他把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牢牢地锁定在本土自身的北方欧洲大地之上。赫尔德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伟大倡导者”(以赛亚·柏林2002:13)，“在赫尔德那里，纳粹看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概念以及‘血与土’意识形态的源头”(René Wellek 1955:183)。赫尔德的德意志身份重构强调了德意志性或日耳曼性的第一性前提，因此这一思路显然与同化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向前基督教古典时代寻根的思路大相径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赫尔德并未对何为“德意志性”或“日耳曼性”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他选取的民间传说和歌谣是民族风格和特性最为模糊的文明体式。德意志民间传说和歌谣同斯拉夫或法兰西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存在着怎样的民族性差异?这是赫尔德理论中的一大盲点，他没能成功推出一幅前基督教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现象学的清晰图景。

赫尔德是德意志启蒙“文化与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个案，他把德意志身份重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又把文化问题的重心落到了语言之维，为了与路德式基督教中心的语言之维区分开来，他试图在前基督教民间传说与诗歌中找到德语与德意志根性的本真存在，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维的悬置使得他的这一尝试显示出空中楼阁式的内在脆弱性和虚空性。

事实上，早在古罗马时代，凯撒和塔西佗就曾经对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作出过较为客观而明晰的概括，尤其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更堪称是揭示“日耳曼性”现象的经典中的经典，“塔西佗不仅观察到日耳曼部落在种族方面的纯洁性，也赞扬他们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配偶平等、牢固的家庭纽带和对妇女的基本尊重……塔西佗也强调他们性格上的缺陷:喜爱冒险甚于喜爱和平。他发现，部落民众无论在出席会议还是处理贸易和其他商业事务时，都全副武装，甚至他们在教育孩子时，如何使用武器是唯一的内容”(史蒂文·奥茨门特2009:7)。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已经有所渗透的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这样一个“尚武”精神本位的德意志形象仍然清晰真切，其文化之维和政治之维的本质同一性也显而易见。赫尔德一方面要把德意志身份重构建立在德意志原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又有意回避真实的古日耳曼历史的实存，因为如果把现代德意志身份与这一传统相互通连，就势必意味着德意志启蒙本质非政治性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启蒙理想的崩塌。赫尔德采集民间传说和歌谣建立起一个抽象的、人类共通感本位的、诗意的德意志之根，但是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德意志身份重构只能通过与南部欧洲古典传统的通连才有望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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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欧洲文明由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共同汇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返故乡主要回返的是罗马的故乡，正如C.S.路易斯所说，希腊被给予了许多“口头上的荣耀”，而当时的“人文主义文化却是压倒性的拉丁中心”(Lewis 1954:23)。被称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彼特拉克干脆连口头上荣耀的希腊也加以“脱冕化”:“我们不是希腊人，不是野蛮人，而是意大利人，是拉丁人”(丹尼斯·哈伊 1988:101)。“彼得拉克认为，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对罗马的赞颂……他不仅盼望罗马权力和荣耀的恢复，而且盼望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的优美语言的恢复”(贡布里希2000:2)。很明显，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意欲回返的“黄金时代”首先是属于凯撒、屋大维、维吉尔、西塞罗的前基督教的神圣罗马，意大利人是罗马人的后裔，是拉丁文化圈的中心。17世纪之后，法国逐渐取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拉丁文化圈中心的地位，但拉丁文化在所谓古典复兴中占据绝对主导、罗马形象完全压倒希腊形象等基准方面大体上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在理论上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头，更具有始基性和创造性，但是实际上，希腊世界之与现代西方世界的亲缘关系构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传统的语境中总是间接性和从属性的，较之于全方位和深度展开的罗马复兴，希腊复兴的确是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的荣耀”的状况下。

德意志启蒙的“第二次人文主义”从根本上扭转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以来的罗马中心传统，德意志身份重构的总体工程中，德意志－希腊的亲和性叙事成为基本主题和绝对主导性维度，实现了全方位和深度展开的希腊复兴。“生活在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德意志人发现不朽的希腊天才，感觉与希腊人非常亲近，渴望从那里汲取精华——让自由的福音、优美的福音得到升华”(维拉莫威兹2008:119)。德意志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民族文化竞争中试图与作为先导的拉丁民族文化圈建立起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这在罗马中心的前提下显然无法实现，只有借助于宣称与罗马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存在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德意志身份的重构才最有可能取得一种指向民族未来文化趋势的结果。德意志世界脱离拉丁文化圈的意识在马丁·路德时代已经极为强烈，“宗教改革往往伴随着对罗马的敌意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埃尔顿2003:4)，德意志启蒙延续这一传统并找到对抗罗马世界以及现代拉丁世界的方向——返回希腊。

巴姆巴赫指出，“在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早期，这种希腊－德意志原生性神话由温克尔曼、洪堡、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等人设置完成，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德意志文化身份……源初的希腊本原本身是德意志人渴望的神话性产物，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巴姆巴赫2007:308)。施莱希塔同样清晰地意识到这一重大文化现象的思想核心所在:“从一开始，德意志古典主义就一直在一种德意志民族重生的希望下产生。返回古希腊，轻视法国传统，这总是被解释为一种民族身份的发现……人们相信，只能在遥远的过去，才能发现一个民族被选定的身份……路德在他那个时代倾听着古老圣经的纯粹之言，而现在，人们则诉诸于纯粹的人的形式，这种人的形式就是温克尔曼在其希腊人意象中创造的形式”(施莱希塔2007:244)。现在，在德意志启蒙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景观中，希腊文明作品取代了基督教时代圣经的文化身份确立的始基地位，德意志思想家们想像出一个它需要的与历史实存若即若离的希腊图景，德意志“希腊想像”的开山领袖温克尔曼成为启蒙时代的“新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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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意志的第一位伟大艺术史家的温克尔曼(1717－1768)以对希腊雕塑的观照为基点，推出关于希腊本质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经典命题。温克尔曼是德意志“希腊想像”思想谱系的伟大开端，“关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阿波罗式理想已经强大地规定了构想德意志与古代事物之关系的方式，通过提供与启蒙的种种阿波罗式价值相融合的一幅高度可见，高度审美的希腊肖像，温克尔曼成功地奠定了德意志希腊主义的基调”(巴姆巴赫2007:246)。

温克尔曼决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百余年间德意志思想家观照希腊的“期待视野”，“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和威廉·洪堡都通过温克尔曼的眼神怀着敬畏和挚爱端详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深信人类在希腊人身上达到了人性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弗里德里希·梅尼克2009:270)。黑格尔指出，“不管希腊艺术方面的知识推广到多远，温克尔曼的成就都必须定作重要的出发点”(黑格尔1991:136)。在严格意义上讲，希腊的复兴从温克尔曼开始。

德意志启蒙指向德意志文化的统一。如果延续马丁·路德的思路，德意志文化统一的支点在于语言之维，但是，由于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已经在大原则上实现了德语的统一，这就迫使新时代的文化启蒙必须寻找到语言之维之外的新的支点。温克尔曼在德意志启蒙中的重大意义正在于，他以艺术史家的身份奠定了这一运动的新的支点——审美之维。

温克尔曼建构的希腊世界是一个审美本位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审美乌托邦。根据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说法，“同基督教传统地位衰退直接相联系的是乌托邦主义的强力登场，这也许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事件”(马泰·卡林内斯库2002:71)。在英、法诸国的启蒙现代性规划中，审美现代性并未被放置在显要位置上，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中也绝不包含温克尔曼这样艺术史家身份的人士，这是由于在这些国家，制度与社会形态转型的现实之维远比审美之维更具意识形态建设的急迫性。德意志启蒙文化与政治分裂的特殊状况决定了其乌托邦主义的非政治性，即便存在着政治乌托邦想像，也不同于英、法政治乌托邦想像强烈的现实意向性，而是指向文化之维，尤其是文化之维中作为核心的审美之维，导致了政治审美化的思想倾向，这样，政治从属于审美的结果便是政治乌托邦成为审美乌托邦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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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丁·路德时代北欧文艺复兴中基督教人文主义占据人文主义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温克尔曼已经代表了德意志第二次人文主义彻底的异教性与反基督教的总体走向。歌德关于温克尔曼“与整个基督教世界远离”(歌德1989:263)的论断看起来理应不存在疑义。

然而，在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温克尔曼获得的对希腊艺术富于同情性的洞察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物……歌德具有一种与温克尔曼情趣相投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温克尔曼身上的古代和异教因素无与伦比的描述。在温克尔曼对希腊美的标准的经典化中，我们同样见证了古代思想方式的一场胜利。然而，甚至在温克尔曼看来完全是古典世界的异教徒的地方，他还是一个德意志人……保存了一些德意志新教的遗产。即使在罗马，在他为自己的感悟而欢呼唱歌时，也是在唱一首来自新教的赞美诗集的晨赞歌。那么是否可以说，他在思想史中获得的伟大成就、对希腊艺术的同情或理解，也具有一种德意志新教的内在性气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2009:269)。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温克尔曼，包括像歌德这样为数众多的追随者，在意识的层面无疑明确地指向彻底的异教性和反基督教性，他们自觉地脱离着马丁·路德的世界，不过，在潜意识的层面，新教的德意志精神的“内在性因子”却并未被真正地消灭掉，仍然不时地涌出。

马丁·路德在宗教意义上确立了“内在性”原则，“圣灵的临在，就其一切自由的，直接的圣灵感动的而非制度化的自由而言，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反对罗马教会的掣肘。信徒个人内心对基督恩宠的回应，而不是梵蒂冈教会机器构成真正基督教的经验”(理查德·塔纳斯2007:267－268)。温克尔曼要做的是把这一“内在性”原则从宗教之维置换到审美之维，强调审美体验的柔和性气质，扬弃宗教体验的炽烈性气质:“内在的感觉必须启导心灵的活动……这种感觉与其说是炽烈的，不如说是柔和的，因为优美在这个部分的和谐中形成，而各部分的完美在逐渐的高涨中显示出来，自然也平稳地渗透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柔和地把我们的感觉吸引在身旁，而没有突然的情感爆发。所以激奋的感觉急速地趋向于直接的爆发，撇开一切过渡的阶段，但是感情的孕育犹如晴朗的白天，由光明的朝霞所预示。炽烈的感觉之所以对观照优美和愉悦感有所损害，还在于它的发生过于短促，它立刻引向本来需要逐渐体验的目标”(温克尔曼1989:113－115)。在温克尔曼那里，启蒙语境下“内在性”原则一方面并未脱离新教的底蕴，另一方面已然实现了世俗化转型，很明显地反映了德意志有教养市民阶层教化与生活合二为一的愉悦感追求。相比于薄伽丘《十日谈》时代的意大利，温克尔曼式的德意志启蒙享乐主义极大地弱化了肉体和感官快感刺激愉悦的因素，在“灵与肉”的冲突对立中仍然倾向于“灵”的方向。

温克尔曼的希腊想像在这样特定的德意志“内在性”原则下展开，把德意志有教养市民阶层的现实状态进一步理想化并加以提纯，形成一幅自由、宁静、愉悦、安闲的希腊人肖像。温克尔曼建构的希腊世界本质上是希腊的心灵世界，希腊人心灵的自由孕育出一个审美的王国。温克尔曼表面上将政治自由摆在第一性的位置，“艺术‘仿佛’从政治自由中获得了生命”(弗里德里希·梅尼克2009:262)。事实上，这仅仅是个假象而已。德意志启蒙企图复制法兰西启蒙在“政治自由”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往往在言论上公开标榜政治自由第一性的原则，但是，特殊的宗教改革的潜意识背景制约却总使其实质落到个体内在性第一性的原则上去。史蒂文·奥茨门特指出，“德意志启蒙教育不是法国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式的革命启蒙教育……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立、是德意志人在审美或精神上的酝酿，而并不是有针对性地关涉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Steven Ozment 2004:154)。温克尔曼的“希腊想像”正是这一德意志启蒙气质投射的产物。

温克尔曼引领的第二次人文主义与法、英启蒙现代性进步论主导的全局意识趋向迥异，更多地取法借鉴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次人文主义的经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重构起一个黄金时代的罗马，而这个罗马世界的主角显然是维吉尔、西塞罗而并非凯撒、屋大维，罗马政治荣耀的复兴从属于罗马文化，尤其是古典拉丁语言与文学的复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重构的罗马具有审美乌托邦的性质，温克尔曼意欲重构的希腊正是这一情况的重演。温克尔曼的“希腊想像”区别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罗马重构的一大方面在于以造型艺术为主导。德意志“希腊想像”起始于温克尔曼的希腊雕塑观照，较之语言文本，雕塑的视觉图像性明显更加有利于剥离意识形态属性的纯粹审美之维的直观和凸显。

18世纪启蒙时代的德意志身份重构确立了一条最佳路途:返回古代且越过古罗马，直指西方文明最本源的古希腊，建构起一种希腊－德意志的亲和性叙事。循着这一思路，如果明确了希腊本质是什么，那么德意志本质也理应成为那样;如果希腊意味着人类理想存在于现实中的完美实现，那么德意志也理应从潜能状态进入到那样的现实状态中去。德意志民族需要设定出历史上曾经的既是他者又与“自我”这样一个本质同一的理想文明存在形象，德意志的“希腊想像”便由此而启动。

埃尔顿，G.R.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巴姆巴赫，C.海德格尔的根［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北京:三联书店，1988.

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2卷)［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歌 德.评述温克尔曼［A］.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贡布里希，E.H.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黑格尔.美学 (第三卷 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福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8.

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施莱希塔.尼采著作中的德意志“古典主义者”歌德［A］.奥弗洛赫蒂等.尼采与古典传统［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以赛亚·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

Isaiah Berlin.Three Critics of Enlightenment:Vico，Hamann，Herder［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 －1950(Vol 1)［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Lewis，C.S.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xcluding Dram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Steven Ozment.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