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0
于云玲 常 梅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6)
文本研究经历过如英美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19世纪实证主义、形式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泛文本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和文本自身的形式因素。(李俊玉1993)文本理论研究的变革打破“以作者为中心”,把读者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本是一个有待读者完成的‘生产-接受’复合体”(李俊玉1993)。王一川和张法认为,“文学文本是有待于读者阅读并赋予意义的语言产品”,“从文本到作品,通过读者来完成”(乔雨2007)。季国清指出,文本一旦离开作者,它同时杀死了作者,文本的意义是一种绝对不受作者局限的由阅读和解释生发的过程。(季国清1999)可见,文本具有独立自主性,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这打破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
针对《侍女的故事》的文本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文本的本质,即文本的逻辑,包括内涵、外延及分类方法;二是文本认识论,相关于文本的理解、解释及可辨识性。(Gracia 2006:xxv)据此,本文将首先对文本《侍女的故事》进行分类并审视其功能作用,主要任务是找出作者为使文本稳定采用的文本手段。其次,本文将理解和解释这部反面乌托邦作品,目的是从作品的人物和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角度出发,展现这些理解和解释如何影响文本的稳定。以上讨论最终证明作家或作品中的人物基于对文本性质的认识,即文本的不稳定性的认识而采取文本稳定化的技巧。
作为一部著名的女性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侍女的故事》毫不例外的采用经典乌托邦以及反面乌托邦文类作品的基本文本结构,即由一个导游者引领环游、参观或体验一个乌托邦、反面乌托邦的世界。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次描绘出理想的社会,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第一次给这样的理想世界正式命名为“乌托邦”,到阿道斯·赫胥黎笔下经典反面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再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著名女性主义反面乌托邦作品《侍女的故事》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传统的乌托邦文本形式。无论是莫尔理想的国度还是赫胥黎的“世界国”中采用的稳定的单一的文本的目的都是给读者展现这样一个乌托邦或是反面乌托邦的世界及其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侍女的故事》以其独有的女性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展现了在吉利厄德共和国这个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生殖奴隶存在的卑微地位。这样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个噩梦。作为一部典型的反面乌托邦作品,《侍女的故事》以日记的记录者,侍女Offred的口吻给读者提供一个权威的单一的文本,即这样的世界灾难,并以其不断的自我反思,对可能出现的反面乌托邦的世界提出警示。
小说笔墨集中于对性的描写。由于当时社会的人类繁殖力低下,所以新建的神权政权规范了繁衍的重要性,控制性行为成为控制政权的核心问题。在强大的神权政府统治下,婚姻,性行为,生产,甚至是风流和嫖妓都在掌控之下。然而仅仅监控性行为还不够,神权统治者还控制着国民的精神生活。读书和看电视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抹去妇女们过去曾经享有的作为自由个体存在的所有记忆”。(Booker 1994:167)吉利厄德共和国的女性是失语的,没有话语权。她们的个人历史,家庭历史,文化历史乃至精神历史都已被全部抹去。男性统治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权威性文本”和“男性文本”向她们的大脑灌输吉利厄德共和国的历史。试图通过这些稳定的单一的“男性文本”保证吉利厄德共和国的稳定,同时也保证吉利厄德共和国的公民们理解并接受命运。
吉利厄德共和国为确保政权稳定,采取严格的政治统治。政权稳定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严格控制。《侍女的故事》中以稳定强权政权为目的的文本方式主要包括“红色中心”对女性的教化;毁掉旧的语言体系,建立新的官方词汇等等。这一切方法都是为使“长官”能够行使稳定的权力。
强迫性教育是实现观点统一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红色中心”是吉利厄德普及其意识形态的场所,主要功能是对女性的控制。在这里,“和其他东西一样,思想也被限量配给”。(Atwood 1986:13)在“红色中心”,“阿姨”负责教育工作,用吉利厄德的哲学武装侍女们的头脑,最终使她们接受自己的命运,成为合格的侍女。侍女Offred是吉利厄德共和国教化的产物。日常生活中,“红色中心”的主要导师莉迪亚阿姨的形象和话语时常回荡于侍女Offred脑际。对于侍女们来说,莉迪亚阿姨的话已经成为格言和口号。每当遇到特定的情况,她们都会不知不觉的应用莉迪亚阿姨的方式去理解处理。如“把这里想象成军营”(Atwood 1986:13),她是想告诉女孩们,她们不是囚犯,她们所做到的对她们自己来说是一种荣幸。(Atwood 1986:14)她还灌输侍女们:吉利厄德共和国没有界限,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应该在你的心中。(Atwood 1986:32)她还教导侍女们,“知晓是一种诱惑。你不知道的不会诱惑你”。(Atwood 1986:223)莉迪亚阿姨的教诲代表着吉利厄德共和国,她的话语就是为侍女们量身定制的文本,专门用于愚化侍女们。
这个强权政治的另一个核心策略是剥夺女性的语言权力,失去语言等于没有身份。强权政府试图通过对语言的控制,实现对权威性文本的流动方向以及思想的控制从而实现其强权政治的目的。“语言是掌控反面乌托邦权力结构的主要武器”。(Baccolini&Moylan 2003:5)因此,吉利厄德共和国一方面建立新的官方词汇,另一方面毁灭旧的语言体系。
吉利厄德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新的称谓体系,男人们根据政治地位高低被划分为“长官”即少数男性统治者;“眼睛”即密探;“天使”即士兵;和“侍卫”即家仆。而女人们“根据阶级地位与生殖能力”被划分等级,并“根据她们的功能和社会劳动用不同颜色的衣服对其分类”。(Kauffman 1989)“长官”的“妻子”身着蓝色,有权享受烟、酒、电视、有限的旅行以及彼此相伴。“女儿”身着白色,而“侍女”身着红色,佩戴头巾作为遮盖物,以避免她们看清外界或是被别人看到。已过生育年龄的妇女有些成为“主妇”,在“长官”家里做家务,身着绿色;另一些成为狂热的“阿姨”,负责培训“侍女”,身穿棕色制服。还有一些妇女是“经济型妻子”,她们的男人不怎么有权势,因此她们既要承担家务又要担负生育重任。她们的条纹裙的颜色包括了“侍女”的红色,“主妇”的绿色,和“妻子”的蓝色。(Atwood 1986:24)每一个被认定不再能生育的“妻子”和“长官”组成的“家庭”,会配有一位“侍女”。吉利厄德公民的生活被一系列奇怪的仪式格式化:“生日”那天所有的“妻子”和“侍女”都会参加一位侍女的生产;“仪式”那天为了繁殖的目的,“长官”当着“妻子”的面与“侍女”性交;女人和男人的“婚礼”是为了庆祝婚礼和军事胜利;“救赎”其实是公开处决叛徒的仪式,只有女性参加;而“参加处死”就是侍女们动手参与处死叛徒。(Atwood 1986:83)
《侍女的故事》中的噩梦般的世界(Wilson 1993:273)完全通过侍女Offred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展现。而Offred的名字意思是“长官”弗雷德的女人,充分体现出她仅仅作为弗雷德的所有物存在,并没有自己真正的名字。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剥夺她们应有的工作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读写的权利等等任何能使她们独立以致对社会有颠覆性的权利。作为吉利厄德女性的代表,侍女Offred只能服从男性并完成她们繁衍后代的职责。而这样的噩梦世界都是通过向女性大脑中强制注入男性至上的权威性的文本来实现。吉利厄德共和国中的女性角色已经被文本化,并根深蒂固地灌输到女性的脑海里。在男性政权的统治下,女性丧失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性,充其量成为一种商品。
为了保持“权威性文本”的稳定性,保障教化的效果,最终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长官”们同时致力于毁灭旧的语言系统。在吉利厄德,除了“长官”和忠诚狂热的“阿姨”,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读和写的权利。(Atwood 1986:129)书和杂志被有计划地销毁,只有黑市才能买到。(Atwood 1986:159)当侍女Offred第一次进入“长官”的书房时,她惊诧于“四墙满是书架。都装满了书。这些书啊,明晃晃地摆在那,没有锁,没有装在箱子里。怪不得不允许我们进入这里。这里充满禁忌。我尽量不盯着看”。(Atwood 1986:137)在“长官”要求约会之前,除了靠垫上绣着的“忠诚”二字和她房间里那句拉丁文行话以外,她没有其他可读的东西。至于《圣经》也只有“长官”可以拿到,每逢“仪式”的夜晚,家庭成员聚集到一起,由长官读给他们听。“这是煽动工具,如果我们可以随意使用,谁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只能听他读,但是我们不能读”。(Atwood 1986:87)甚至最实用的文字也被去掉,店铺招牌上的文字都用象形图取代。侍女Offred注意到,“在百合花下,字母隐约被油漆掩盖掉,他们一定认为甚至是店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都是太多的诱惑”。(Atwood 1986:25)正如小说的结尾“历史的注释”中佩克索托教授悲叹的那样,在语言问题上,“长官们”甚至彼此都互不信任。“因为自从内部动乱和各种政治肃清之后吉利厄德政权统治者就养成清除电脑信息和销毁纸质文件的习惯,所以那段历史记录很少见”。(Atwood 1986:303-304)佩克索托教授还公布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教给他们读的能力。我们不会再那样做了。”佩克索托教授认为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侍女Offred的“长官”说的。(Atwood 1986:307)
同时,一些典型的“男性文本”也捍卫着男权政权的稳定。弗雷德经常命令侍女Offred与他私自会面。有时喝上点酒后,弗雷德喜欢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进行解释,为吉利厄德的价值观进行辩护。他这样说道:“不打碎鸡蛋怎么能做摊鸡蛋”,“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会做得更好。”然而,他所说的“更好”是对一些人而言。“对另外一些人,常常是更糟的”。(Atwood 1986:241)当侍女Offred谈到她认为妓女的存在被严格禁止时,她的“长官”这样辩护道,“毕竟我们都是人嘛”,“你不能欺骗自然”,“男人天性就要求多样化。它很合理,这也是我们生殖策略的一部分。这是大自然要求的计划”,“女人也本能地懂得这些。在过去,她们为什么买来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是要让男人觉得她们是不同的女人。一天换一个”(Atwood 1986:270)。他说这些时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可见其道德的盲然。这些“男性文本”也成为稳定这个男权社会的文本策略之一。
《侍女的故事》中“女性文本”主要是侍女Offred非凡的语言能力。这推翻了男性文本对于语言的垄断,破坏了男性的单一文本的稳定性。吉利厄德共和国试图通过语言控制实现其极权统治,然而语言永远不能只是男性的传统,女性也在不断寻找冲破语言樊笼的方法。阿特伍德使语言不仅成为男性的传统同时也体现女性的反抗。关于侍女Offred的语言力量的文本使稳定的文本向不稳定方向转变。
尽管“长官”们努力使“历史成为静止的,官方的叙述”,也许也正因为他们的努力而适得其反,使侍女Offred成为极其吸引人的讲述者。她“强烈意识到她在讲故事,一个接一个的故事”。(Caldwell 1992)格伦·迪尔这样称赞侍女Offred,“她是一个强有力的语言使用者,一个诗人,修辞学家,她能够策略地把吉利厄德政权的恐怖展现出来”。(Deer 1992)侍女Offred不断地沉思她作为讲述者的任务,经常重新试着改进她刚刚讲过的故事。例如,第一次与尼克约会的描述,她改了又改,直到承认“也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不能确认如何发生的。我想做的只是复原那段故事”(Atwood 1986:263)。她常常思索她的措辞,对比政变前后名字和意义的变化。她会有意识地改正过去式,好像用现在时能使消失的东西重新复活。例如:“(莫伊拉)过去曾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一直是的”。(Atwood 1986:173)她还会刻意区分主动与被动。例如:“昨天我去看医生。是被带去……”。(Atwood 1986:59)侍女Offred知道讲述的过程就是记录事实,讲述者通过语言和讲述的故事控制了事实。琳达·考夫曼评价说Offred是最成功的窃贼,因为“她窃取了语言,通过语言又窃取了知识和力量”。(Kauffman 1989)她成功地描绘了吉利厄德的生活。
考夫曼认为侍女Offred和她的“长官”私下里偷偷玩的填字迷游戏最能体现她“把语言偷了回来”。(Kauffman 1989)首先,游戏的本质的改变反映出吉利厄德政变给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侍女Offred记得,人们以前可以随意使用语言来游戏,这个游戏看起来有些幼稚,通常是老人和青少年的游戏。(Atwood 1986:138-39)而现在,这个游戏变得很珍贵。虽然语言文字的游戏在吉利厄德是最危险的游戏,她却顾不得这许多,因为这是她炫耀自己对语言创造力的机会,同时也是抒发她深受压迫的情感的机会。她在游戏中选择那些在吉利厄德极具代表性的词,如:“‘喉’(语言的器官),我拼着。‘帷幔’。‘温柏’(一种水果)。‘受精卵’”。(Atwood 1986:139)这些词与她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选择它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另外一次游戏中,“我靠在光滑的桌边,用手指摆弄着字母。放纵自己的感觉。这是一种自由,尽管转瞬即逝。‘无力的’,我拼着。‘贪婪’”。(Atwood 1986:139)“无力的”这个词的比喻义暗示男人没有生育能力,这是吉利厄德的主要问题。然而,在吉利厄德,法律规定女人要对不能生育负责。侍女Offred确实是贪婪地玩着语言的游戏,当她把字谜游戏的字母块比作糖果时,也证明了这一点。(Atwood 1986:139)还有一次,她选择了一些表现她与外界文化关系的词语:“‘冗长的’,‘石英’,‘困惑’,‘精灵’,‘节奏’所有我能够想象或是记得的”。(Atwood 1986:155)这些词必然不是随意选取的。
侍女Offred仍旧记得过去的旧词,如:自由,懦弱的(形容男性),工作(女人也不再有),构建联络(女性也不再去做),罗曼蒂克和正常。(Atwood 1986:54,138,173,202,262,282)现在,这样的词由于被认为是异端或危险而被禁止或废弃。然而,侍女Offred对名字和词语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虽然她不了解吉利厄德政府是如何掌权又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此次政变对语言的影响她却了如指掌。我们对吉利厄德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侍女Offred对语言的思考。她拒绝接受语言上的掌控。她不断回想自己真正的名字,她的叙述通过文字游戏和她对语言的聪敏而不断升华。她能够记日记这一点就充分表示她坚持自我的表达能力,拒绝接受“女人在语言能力方面不如男人”的愚民说法。
侍女Offred通过不断回忆,冲破语言樊笼找到过去的历程是自我拯救与自我创造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女性文本”的存在,动摇了“男性文本”的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女性最终重新获得独立的话语权,恢复自我与历史,解构男权政体,颠覆强权政权,实现独立的女权主张,最终找到独立与自由的出路。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得到极致的体现,读者发现日记的内容其实最初是以录音形式记录下来的,而且是记忆的重组。至此,文本的稳定性完全被颠覆,稳定的文本转化为不稳定的文本。
究其本质,权威性单一的文本本身不稳定,文本的不稳定性即文本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向文本灌输单一思想的行为结果。在其他不稳定文本力量如“女性文本”的作用下,文本《侍女的故事》更是难以达到平衡。文本的不稳定性来自对文本稳定性的渴求,即刻意追求文本的稳定性;文本的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文本的功能、对文本的多维理解和文本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等方面。文本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其构建社会的不稳定。
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季国清.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J].外语学刊,1999(1).
李俊玉.当代文论中的文本理论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1993(2).
乔 雨.近年“文学文本理论”研究一瞥[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12).
王一川.兴辞诗学片语[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张 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Atwood,Margaret.The Handmaid’s Tal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
Baccolini,Raffaella.& Tom,Moylan.Dark Horizons:Science Fiction and the Dystopian Imagina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
Booker,M.Keith.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M].London:Greenwood Press,1994.
Caldwell,Larry W.Wells,Orwell,and Atwood:(EPI)Logic and Eu/Utopia[J].Extrapolation,1992(33).
Deer,Glenn.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the Handmaid’s Tale:Dystopia and Paradoxes of Power[J].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1992(18).
Gracia,Jorge J.E.A Theory of Textuality:The Logic and Epistemolog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Kauffman,Linda.Special Delivery:Twenty-First Century Epistolarity in the Handmaid’s Tale[A].In Elizabeth Goldsmith(ed.).Writing the Female Voice:Essays on Epistolary Literature[C].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
Wilson,Sharon Rose.Margaret Atwood’s Fairy-Tale Sexual Politics[M].Jackson,MS: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3.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