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源于“音乐习得机制”的哲学思考

杜世洪

提 要：“音乐习得机制”（MAD）是关于语言何以产生的大胆假说，它的提出旨在阐明人类语言源于音乐，唱为说奠定基础。MAD并非空中楼阁，它有着深远的哲学渊源。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特别是在卢梭、孔狄亚克等人那里，都有过重要的论述。因此，对于MAD，我们不应简单地抛弃，而应该以哲学的应有态度来思考，以便为可能出现的关于MAD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MAD； 音乐； 语言起源； 孔狄亚克； 思考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1-0016-6

Reflection upon the Music Acquiring Device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Language

Du Shi-h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Music acquiring device (initialized as MAD) is hypothetically claimed to be able to account for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is hypothesis, humans acquisition of music is primary over the acquisition of speech. Novel as this hypothesis is, the concept of MAD could be tracked down throughout the whole tradi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to their successors in the modern time, among whom Rousseau, Condillac and others are believed to be critically influential in theories of language origin in this concern. True or not, the concept of MAD should not be discarded as a perfunctory novelty. Instea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MAD might help to bring the picture of language origin to the foreground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MAD; music; language origin; Condillac; reflection

1 引言

关于语言起源的哲学思考，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说，言语的最初发明出于心灵的激情需要而不是实际需要，“激情激发了所有的［发声］器官，使之竭尽全力修饰声音，令语音炫烂多彩；于是，诗、歌曲、说话有着同一个源头……诗、歌曲、语言不过是语言本身而已”（卢梭2003：85-86）。在卢梭看来，语言与音乐有着关联，但卢梭决不是唯一把语言和音乐联系起来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蒙博杜、洪堡特、叔本华、维特根斯坦以及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等人那里，语言与音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应该说，正是受到这方面的启发，比利时人瓦尼苏特（Mario Vaneechoutte）和英国人斯戈伊思（John R. Skoyles）于1998年联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语言起源与获得依赖的是“音乐习得机制”（music acquiring device，简称MAD），而且MAD要先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 ）。

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二人提出MAD时重点说明的是，人类获得语言时所需的内部基础先有MAD，然后才有LAD；只凭乔姆斯基的LAD，无法揭示语言起源及演化的本来面目（Vaneechoutte & Skoyles 1998）。虽然MAD如LAD一样，只是一个假说性的机制，目前尚无定论，甚至对它还无法证伪，但是我们不可就此把它当成子虚乌有的东西进行抛弃。对MAD的认识，我们目前还无法在科学道路上走得很远，我们不妨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MAD及其渊源。

2 什么是MAD

回答这个问题时至少会出现两种方法，或者说两种态度。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得完善一点，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寻找系统化的解释，我们甚至有打算构建出关于MAD的理论的欲望。这时，我们的做事态度似乎变得明朗起来，而倾向于用维特根斯坦所批判的理论态度来回答什么是MAD. 我们说，MAD是假定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如果再提供点相关信息的话，正如引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会说MAD的提出者是谁，在什么时间提出的，它与什么相关联。仅此而已。但是，当我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时，就会发现MAD很神秘，我们实际上现在还无法说清它究竟是什么。如果勉强就MAD与语言起源的问题追问下去，我们那本该受到批判的理论态度可能会把我们带入迷途，更何况语言起源问题本身就充满了迷雾。

在MAD这个问题上，既然提出者宣称MAD是语言获得的内在基础，而且还先于LAD，那么这里就会涉及到人类获得语言时是“唱在先还是说在先”的问题。在此，这个问题落入到了老生常谈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旋涡里了。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于是持理论态度的人会找出一套套的东西来，自以为那就是真相。比如，极端的进化论相信者会不假思索地说，是先有蛋，后有鸡。这么说的理由是事物进化有顺序和方向，那就是进化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多细胞，这么一看，单细胞的蛋当然是先于多细胞的鸡了。然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真的就这么解决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针对MAD与LAD的先后问题，那么我们不是就可断言音乐比言语低级了吗？

在对问题无法形成定论的时候，我们不妨放弃前面那种理论态度，而采用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态度，以现象学的方法来面向有关语言获得与起源的论说的本身，把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摆出来，从生活形式中已经公开出来的现象去思考，我们或许会获得消除有关MAD与语言起源的迷雾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在此对MAD作哲学思考、进行哲学探源的着眼点。

3 语言起源何以可能

如果上帝就是语言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讨论语言何以可能这种凡间问题了。然而，语言神创说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是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著名的关于语言的话出发，声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马克思 恩格斯1960：81）那么，我们只不过在一个高度上，仅仅从一个方面认识到了语言起源的可能性原因——语言“是由于需要”才产生的，而且语言是一种意识。然而，停留在认识问题的这种高度上却始终无法给我们踏实感。于是，我们仍在期盼更为具体的解释。

从前面卢梭和马克思的话里，我们已经注意到历来已久的关于语言起源的动因之争：语言起源是出于实际需要呢还是出于激情？卢梭认为语言产生于激情，而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孔狄亚克（Condillac）认为语言产生于实际需要。

有人说，人创造言语是为了表达他们的需要。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需要（the first needs）的自然后果，乃是使人分离，而不是使人联合……人的第一需要不是语言诞生的原因，倒是使人分离的原因……那么，语言起源于何处？精神的需要（moral needs），亦即激情（passion）。激情促使人们联合，生存之必然性迫使人们彼此逃避。逼迫着人类说出第一个词（voix）的不是饥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卢梭2003：14-15）。

卢梭的这段话是针对孔狄亚克在《论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第2部分第1篇第1章第1节及第10章第103节所表达的观点而说的。

孔狄亚克的《论人类知识的起源》最早发表于1746年，不久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直接促发了黑尔德（Herder）对语言起源的讨论。今天有学界人士认为，18世纪的欧洲学界在反对语言神创论并“用世俗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卢梭和黑尔德。孔狄亚克在他的著作里首先提出了三个公理性的观点：第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social creature）；第二，人具有感知经验的能力（capacity）；第三，人具有理性（reason）。在孔狄亚克看来，人的这三种性质是自然赋予给人的，虽然对它们难以解释，但经验告诉我们，人确实拥有。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这三种特性，尤其是人具有理性，人靠这三种特性来获取知识。人是怎样获取知识的呢？孔狄亚克回答说人通过特意使用约定俗成的符号来获取知识，这种任意约定的符号的表现形式为语言或话语，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它，人就只能处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下。人类知识起源的关键要素就是语言的起源，语言是人类最卓越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创造物，有了这种人工创造，人类就有了知识的基础（Aarsleff 1982：286）。

语言起源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本质问题，孔狄亚克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程序就是寻找最基本的原理，寻找基本原理或第一原理是18世纪相当盛行的做法。而在孔狄亚克看来，有关语言的基本原理就是语言如何开始，语言起源何以可能。为此，孔狄亚克在《论人类知识的起源》里探索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人类心灵的运作”和“语言与方法”两大相关论点。孔狄亚克认为，所有的知识始于简单的感知，而感知的行为是由容纳感知行为的意识相伴的，由于有意识相伴，感知行为就落实为注意。人的注意能力能让心灵注意到感知的变化、感知的消失和再现。当注意发生的时候，其结果导致回忆，回忆乃是经验的开始，如果没有回忆，那么每个时刻对我们的存在来讲都新鲜如初。注意植根于躯体与心灵的联合中，它的进一步功用是把一些感知联系在一起，使这些感知相互间不可分离且相互忆想，即一个感知忆想另一感知。感知的这种联系就是记忆、想象和沉思的源泉。当注意高度密切以至于忆想起某个对象的感知来，而且仿若对象在场的时候，想象就出现了。记忆是对象在心灵中的不完全再现，只有它的部分感知在心灵里呈现。例如，心灵可能忆想得起某种花的名称、第一次看见它的地方，而可能忆想不起它的香味与其他细节。想象和记忆以沉思拓展的方式取决于观念的联系，而观念的联系却是注意的产物。注意的力量强度与内容选择由伴随情景中的具体需要所控制，因此，具有强势情感（如害怕）的情景特别富有注意效果。然而，想象与记忆都不在心灵的主动控制之下，只有当心灵遇到能够诱发想象与记忆的感知时，想象与记忆才会发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人类需要积极地、特意地使用某种符号的可能性。于是，孔狄亚克断言，如果有足够的符号供心灵调遣，心灵才能控制与掌握过去的经验，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足够的符号，心灵才具有可靠的信息提取系统。

在这里，孔狄亚克指出的是心灵需要符号系统。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语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但问题是，心灵所需要的符号系统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孔狄亚克说有三种符号供我们考虑。第一种是偶然符号，这种符号显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第二种是天然符号，我们有天然就会的表达痛苦、欢乐、惊恐等情感的叫声，这种声音是在相应的场景下非自愿发出的。如果某种情感与某种声音伴随出现非常频繁的话，那么这种声音就会和这种情感联系起来，形成诱发关系，即听到这种声音就想起那情感。于是，这种声音就变成一种符号，能够引起想象。不过，由于这种符号不会形成习惯，所以它们也不在人的自动控制范围内。第三种是设置的符号，是我们自己选择出来的，与我们的观念的联系是任意的。我们所有的知识及其积累就是建立在这种内在符号的使用上，因为内在的符号为我们的思考开路，而思考就是对我们过去的经验进行创造性地控制。思考是自然赋予给人类的，是理性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能够进行程度越来越高的思考来与理性看齐，这样从细微开始，逐步增加，我们的语言与知识的进步就有了可能。任意约定的符号同思考能力二者相互促进，逐步提高。

孔狄亚克所说的第三种符号即设置符号还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语言，设置符号产生于思考，思考把观念与设置符号对应起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使用设置符号的。正是在这点上，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出现了争议。实际上，孔狄亚克和卢梭一样，主张的是语言约定俗成或社会规约说。但是，在赫尔德看来，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提, 而选择本身无疑是一种理性行为。由于语言的运用为理性行为所必需, 语言当然也是达成任何社会规约的先决条件, 即便存在某种约定, 那也只能是人与自己的心智的约定。显然, 赫尔德无意从人的社会环境中寻索语言的起源, 尽管他承认, 语言始终是“社群的语言”。他相信, 即使没有社会, 没有舌头, 人也必须发明语言, 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我们发现，也正是着眼于上述论点，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的MAD假说以及乔姆斯基的LAD假说才由此介入。

4 最初的语言怎样产生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古希腊哲学晚期的斯多葛派认为人类最初拥有一些“声音元素”，它们是内在的，而且具有拟声性，第一个单词就是从声音元素中派生出来的（Allen 2005:15-35）。而伊壁鸠鲁却认为，第一个单词或者说第一批单词产生于嗓音活动，是自发的嗓音片断。在伊壁鸠鲁看来（Verlinsky 2005:66），最早的嗓音是自然之声，人发出自然之声不仅是出于情爱，而且还出于表征。

比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那个时代更早一点的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就有观点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像动物发声，然后慢慢发音说话，发音指物。这点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有明确的叙述，大意是说人先会迅速发声，然后很快而且满有技巧地发声命名（Verlinsky 2005:58）。根据《克拉底鲁篇》叙述，苏格拉底提出单词合成拟声说，最早的单词是拟声词，拟声遵循的标准是尽量模仿所拟对象的声音本质，拟声过程是先从字母开始，经音节，再到单词。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模仿羊叫或鸡叫并不是在给羊或鸡命名，而这种模仿本质上属于音乐，指向的是拟声对象的声音，而不是拟声对象的本质。

从苏格拉底的拟声说看，语言产生于模仿。那么，这里暗含的问题是，模仿作为一种行为是不是受思维支配？如果是受思维支配的话，那么这是不是正好说明先有思维后有语言呢？对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的处理，孔狄亚克的方法是，思维是属于先天理性的表现形式，思维与语言相互促进。显然，孔狄亚克在思维之上预设了一个先天的理性，尔后又把思维与语言并列。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理不清道不明的哲学问题，就此，20世纪末平克在他的《语言本能》一书中批评说，把思想和语言画上等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无稽之谈……全然是错的（平克 2004：65）。理性在孔狄亚克那里处于语言之上，但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那里，理性就等于语言。根据威廉姆斯的研究（Williams 1993:4-5），哈曼在与黑尔德的通信中说语言就是理性，他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本来应该关心的是语言的批判而不是理性的批判。我们认为，在语言的起源上加上先天的理性，并不能说明语言就会必然产生，所以毕克顿（Bickerton 1990）认为，人类是在一次幸运的进化突变过程中偶然获得语言的。于是，进化论者试图从大脑的进化、从基因的角度去寻找语言起源的证据，为此，狄肯相信语言和大脑是共同进化的（Deacon 1997）。

从苏格拉底的拟声说看，我们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拟声模仿与音乐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拟声模仿在本质上属于音乐，对这个观点的回应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并不多。除了卢梭明确指出语言与音乐为一体外，这在蒙博杜、洪堡特、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和叶斯柏森那里只能大致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回应。与孔狄亚克、卢梭同时代的苏格兰作家蒙博杜（Lord Monboddo）早在达尔文之前就有了进化论思想，在他那长达六卷共三千多页的宏篇巨著《论语言的起源与进步》（1774-1792）里，蒙博杜明确指出人类语言并非天生，乃是后天获得的，而人的语言的获得需要社会作为条件，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社会对人而言也是后天形成的（Land 1976：423）。蒙博杜认为，人类获得语言的第一步可能就是“音乐性语言”，但“音乐性语言”自身具有局限性而且不够复杂，所以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语言来。对此，从我国学者李洪儒（2005：43）的观点看，对成熟语言的需要应该是人与世界的形象整合。恐怕人与其赖以生存的世界，不仅在音乐，而且在语词上，都有形象建构的需要。

叶斯柏森归纳语言起源的可能性时，总结了人类自然发音的“噗噗理论”、人类模仿外部世界声音的“叮咚理论”和“汪汪理论”以及起源于劳动号子式的“哟嘿喝理论”。在回应苏格拉底拟声说方面，叶斯柏森显然赞成卢梭的观点，主张语言起源于人类以唱歌的方式进行情感宣泄的“啦啦理论”（Aitchison 2002: F25, 13）。

不过，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却认为，人最早发出的声音是无用的噪音，是由于实际需要的驱使人才逐步学会发出有用的声音。噪音当然没什么用处，但是音乐肯定不能被当成噪音。我们今天说音乐是一种语言，虽然多半有点隐喻的意味，但是这隐喻的背后道出的本质是，音乐确实是情绪、情感和情怀的交流方式。音乐的力量，在叔本华看来，可以震撼一切生命体。音乐独立于现象世界而又存在于好象没有世界的世界中，音乐是整个世界，它让我们的内心得到释放，在我们本性的深处进行表达，事物本身的表达就在于开始用音乐歌唱（Schopenhauer 1958: 256, 263）。苏格拉底说拟声的本质不在于指物命名，那么拟声是不是在于情感的宣泄呢？假若在还没有语言产生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声，而且发的不是卢克莱修所说的噪声的话，那么人的发声是不是单纯的鸟鸣兽吼似的没有目的呢？想想哑巴和不会说话的婴儿，我们可以说人还没有语言前，或者说在没有完善的语言前就会表情。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2001：222-223）说：

528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人，他们所具有的并非完全不像语言：带有表情的声音，但没有词汇或语法。

529 “但这些声音的含义是什么呢？”——音乐中声音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尽管我根本不是要说，这种由带有声音组成的语言必须同音乐等量齐观。

比维特根斯坦早出世一百多年的洪堡特说得更直接，在他看来：

“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深底……语言具有一种能为我们觉察到，但本质上难以索解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洹…最初，当言语和歌唱自由自在地涌流而出时，语言依照共同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的热烈、自由和强烈的程度而构造起来”（洪堡特1999：21）。

“语词并不是迫于需要和出于一定目的而萌生，而是自由自在地、自动地从胸中涌出来的；任何荒原上的游牧人群，恐怕都有自己的歌曲，因为人作为动物的一类，乃是会歌唱的生物，所不同的是他把曲调同思想联系了起来。”（洪堡特1999：73）

如果不从贝多芬或现代音乐的角度去看，我们仅从原生音乐和原始发声的层面上来看的话，音乐与成熟的语言最大的差别恐怕在于音乐没有维特根斯坦提到的词法或语法。实际上，不管原生音乐需不需要这样的语法和词法，恐怕人类在获得语言前最容易使用的有声交流方式应该是音乐。看来，卢梭的断言并非没有道理。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出在原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的部落或人口不多的、经济发展滞后的民族中音乐总是在整体上占据着那样重要的位置的道理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不是人类最初交际形式的孑遗现象呢？如果能从这方面展开思考的话，我们认为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的MAD应该有它合理的地方。倘若这样，我们不得不面对前面提到的那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5 是唱在先还是说在先

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提出MAD时说，唱为言语准备了物理器官，练就了神经调节和呼吸调节能力；唱的习得能力是本能式的心灵句法与话语句法的联系途径，本能式的心灵句法在某些动物那里也有，但动物不具备这种联系。如果要为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的观点提供理据，恐怕我们得站在进化论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都知道，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语言，然而这么笼统地说并没有道出问题的本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语言只有声音还不成其为语言，许多动物与鸟都会发音，但它们却没有人类的语言。卢梭说语言产生于情感，狗、大象、猴子等它们也有情感，但为什么没产生出复杂的语言呢？孔狄亚克认为是由于需要，是由于注意感知行为、忆想、想象等活动迫使人类产生对语言这样的符号的需要，语言才逐步产生，而且语言产生离不开思维。然而，根据平克的叙述，动物也会注意，也有感知，也有思维等等，但动物为什么没有语言呢？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平克从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说、普遍语法和LAD等观念得到启示，总结说语言实际上是人的本能。

然而，乔姆斯基语言内在说的普遍语法仅仅属于哲学思辨，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我们知道，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特别是由此发展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根源是17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笛卡尔哲学。根据阿尔斯勒夫（Aarsleff 1982: 101-102）和威廉姆斯（Williams 1993: 2,9,10）的研究，笛卡尔的哲学直接影响了孔狄亚克的语言思想，而孔狄亚克直接影响了卢梭和德国的黑尔德与洪堡特。由于乔姆斯基主要从德国人特别是洪堡特那里继承语言学思想，所以他从来未提到过孔狄亚克。乔姆斯基与孔狄亚克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从心智研究来揭示语言的获得与起源，只不过乔姆斯基关注的焦点是人的语言习得，而孔狄亚克试图揭示的是语言的起源。应该说，他们的语言思想都是对笛卡尔思想的提升，反对语言研究中的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联想主义。在语言学传统上，乔姆斯基批判的是布龙菲尔德，而在语言学习上，批判的则是斯金纳的行为主义。

如果说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观可以通过他的参数原理等等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句法多样性而还能勉强站住脚的话，那么，它却无法解释人类语言仅仅使用有限的几十个元音和辅音，而人类能够发出的音却多达数百个。实际上，对地球上的语言的句法多样性，普遍语法观也无法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笃信乔姆斯基学说的人会说，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根本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语法，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如果这么阐释乔姆斯基的话，那么乔姆斯基的语法有如康德哲学那么深奥。实际上，乔姆斯基的学说确实具有康德哲学根源。对于这点，我们将另文叙述。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语音是如何产生和进化的呢？语言产生除了需要大脑进化以外，最基本的条件还需要恰当的发音器官。绝大多数动物和鸟类都有发音器官，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它们有无本质的差异呢？与人类相似性不大的许多动物的发音器官肯定与人类有差别，但问题不在于发音器官的硬件差别，而在于发音过程的差异。恐怕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就是，人在发音时具有气流控制。驴子、狗、猪，甚至猴子都只会一呼一吸式的发音，它们无法通过控制气流的强弱来修饰不同的音，尤为关键的是它们无法在一呼一吸之间发出一连串不同的音，这大概是我们无法教狗学会语言的原因吧。在这点上，鸟类似乎要比兽类更接近人，因为有些鸟可以拖长元音，甚至能简单模仿人的声音。对此，狄肯教授在他的《符号物种》（The Symbolic Species）里专门就哺乳动物为什么不能像鸟儿那样歌唱作了解释（Deacon 1997:236-247）。

把歌唱与呼吸整合起来而进行控制性发音的能力，应该是人的特有能力。对声音的修饰与控制是基本的歌唱基础，人在获得语言前就会歌唱了。人类最早的歌唱像说话，但不太可能是指物命名，这正如鸟鸣一样，谁能说鸟叫是在命名事物呢还是在呼唤同伴？最原始的歌唱极为简单，不必有太多的变化，不必有太长的连续歌唱时间，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句法，也不必像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歌唱那样需要专门训练以及那样的高难度。当然，人类歌唱能力的获得是经过长期进化的。

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提出MAD时说，人类是先学会歌唱，经过漫长的进化后，人类逐步获得一种能够歌唱的能力，并在偶然的基因突变中成为可遗传性状，后来的人就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进化出复杂的说话能力来。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说，语言源于歌唱，源于MAD，这正好能说明为什么人类的发音只集中在几十个音位上。在他们看来，在歌唱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的是摹因进化而不是盲目的自然选择，正如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样，歌唱摹因也是自私的，有利于“摹因”（meme）本身存在与发展的歌唱摹因得到遗传，这正说明为什么乐音音符数量有限。认为歌唱遵循的是摹因进化，在这点上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同苏珊·布莱克摩尔观点相似。布莱克摩尔在谈论语言的起源时说，人类具有说话的激情，而试图说话的这种激情不是出于对基因有什么优越性和利益，而是出于摹因的利益，说话为摹因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布莱克摩尔2001：144-146）。

在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看来，乔姆斯基的LAD与内在普遍语法是人类言说进化到较高层次后才偶然形成的。因此，当人类语言习得基本成熟后，MAD 与LAD整合为一体。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进一步说，现代人仍具备歌唱的本能，而且歌唱是言语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他们认为可以从音乐治疗的实际功效来说明。对有言语障碍的儿童进行音乐治疗的成功案例说明，通过修复音乐功能，失语儿童能够获得说话的能力。在音乐的治疗功能方面，我国的《黄帝内经》也有明确的记载，这或许对MAD具有解释作用。显然，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试图说明的是，在语言起源问题上，甚至在个人语言获得上，先有唱然后才有说。这个观点肯定会引发不少疑问。如果疑问围绕语言起源进行，我们可以从上述思考中提供一些解释。如果疑问是针对现代人类个人获得语言的实际情况而发，那么我们还需要作大量的实证研究来回答。我们不妨从观察婴儿说话入手，从外语学习的音乐辅助手段的作用调查入手，去作实证研究，收集一些证据。我们在跟婴儿说话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拖长声音，总是带着情感去诱导婴儿说话，而婴儿首先发的“爸爸”、“妈妈”等听起来本身就是音乐。如今，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了音乐智能的作用，也许我们可以从理论中、从实践里得到研究MAD的不少启示。

6 结束语

瓦尼苏特和斯戈伊思的“音乐习得机制”（MAD）是继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D）之后的、试图解释人类怎样获得语言的又一大胆假说。目前，虽然在实证研究上还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是MAD作为一个观念，并非纯属空中楼阁。在认识上，MAD有深远的哲学根源，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伊壁鸠鲁、斯多葛派、笛卡尔、孔狄亚克、蒙博杜、卢梭、叔本华、洪堡特、叶斯柏森、维特根斯坦等人那里捕捉到相关洞见。应该说，MAD的提出回应的正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语言何以产生的思考。对待这种假说性的思考，我们不能采取讥笑或蔑视的态度，不要因为它缺乏实证就轻易抛弃。假说是实证的开始，是知识的源泉。实际上，促发人类获取真正知识的第一要素，并不是我们的经验，而是像MAD这样的大胆的假说。当然，MAD提出之后，我们就有必要回到经验层面去验证，但这个任务并不是哲学思考单独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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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4-16

【责任编辑 李洪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