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后格赖斯语用学意义划分模式研究

时间:2024-05-10

姜 涛 张绍杰

语言的使用维度

编者按:意义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使用中研究意义则是语用学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刊发姜涛、张绍杰等先生的三篇在语用学框架中探讨意义的文章,分别涉及后格赖斯语用学意义模式化、词义研究的参数化和意义模糊性的反诘。多维度研究语言是语言科学发展的潮流,现有问题的再反思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提 要:由于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将交际内容划分为所言和所含,导致了后格赖斯语用学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之争。本文在系统阐述格赖斯对所言和所含的划分及其缺陷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后格赖斯语用学中5种意义划分模式即卡斯顿模式、利卡纳提模式、巴赫模式、列文森模式和雅兹寇尔特模式的区别,并指出各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所言; 所含; 后格赖斯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1-0077-5

Study on the Post-Gricean Pragmatic Models of Meaning Division

Jiang Tao Zhang Shao-ji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making of a clear-cut division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in the classic 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directly leads to the heated debates on the boundary or interface issues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Grices division and its flaws and then presents the five models proposed by post-Gricean pragmatists who attempt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including Carstons Model, Recanatis Model, Bachs Model, Levinsons Model and Jaszczolts Model, and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bout the five models in post-Gricean pragmatics.

Key words:classic Gricean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what is said; what is implicated; post-Gricean pragmatics

1 引言

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格赖斯认为自然意义是指话语自然地指称某事,并直接反映事物的内在特性;非自然意义指在具体的交际场合下,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参照具体的交际环境得出的意义。格赖斯划分所言和所含的基础正是这种涉及说话人交际意图性的非自然意义。第二,所言和所含的定义。 格赖斯认为所言作为规约意义不含有任何规约含义,是真值条件命题内容,属于语义学研究范畴,而所含是非真值条件命题内容,需要经过推导才能得出,属于语用学研究范畴。然而,格赖斯对理解所言还提出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要想完全理解说话者所言,人们还需知道゛.指示和指称对象的确定;b.说话的时间;c.话语或词组在特殊情境中的意义”(Grice 1989:25)。也就是说,人们要理解所言,还必须确定指称和索引成分、时态及消除歧义。第三,所含的种类。格赖斯将所含进一步区分为规约含义和会话含义。规约含义是“非真值条件推论……只是规约性地附属于特定的词项或表达之上”(Levinson 1983:127)。而会话含义的推导是整个语境因素参与的结果,根据所需语境,会话含义又分为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一般会话含义是由某些语言表达的使用方式所通常引发的含义,它不需要特殊的语境便可推导出来,而特殊会话含义要从具体的语境中推导出来,相同的表达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含义。

本文在系统阐述格赖斯对所言和所含的划分及其缺陷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后格赖斯语用学5种意义划分解释模式的区别,并指出各模式仍存在的问题。

2 意义划分理论的缺陷

2.1 方法论问题

格赖斯利用“修改了的奥克姆剪刀”(ModifiedOccams Razor)(Grice 1989:47),即字面意义除非必要不作多义解释的原则,将所言和所含截然分开。所言是真值条件意义,属于语义学范畴,而所含是非真值条件意义,由诸多语用因素决定,属于语用学范畴。但是,这就导致了“格赖斯循环”问题(Levinson 2000:165-197)。根据“普遍接受的观点”,语义学优先于语用学:语义过程的输出成为语用过程的输入,例如,会话含义由所言推导得出。然而,该观点的支持者同时承认语用过程的输出服务于语义过程的输入,例如,消除歧义、指称及索引成分的确定有时由语用过程引发。列文森把“格赖斯循环”看做“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的矛盾。所以,“修改了的奥克姆剪刀”与“格赖斯循环”推导机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之争。

2009年姜 涛 张绍杰 后格赖斯语用学意义划分模式研究第1期

2.2 概念问题

按照格赖斯的解释,语义学与语用学区分的标志之一是真值条件。Katz(1977)却认为区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标准是规约性。沈家煊也指出:“划分语用学和语义学的界限,现有两个标准,一为真值条件,二为约定俗成。”(沈家煊1990:26) 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格赖斯所定义的规约含义具有语义和语用双重性质。如果语义学被认为是研究影响真值条件的意义方面,那么由于规约含义对真值条件毫无贡献,因此被归为语用学研究范畴。根据Katz的观点,语用学研究的是非规约性的、并可取消的含义,规约含义又被拒之门外,理应属于语义学范畴。因此,格赖斯对规约含义的定义模糊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界。

格赖斯认为一般会话含义同特殊会话含义一样是非规约含义。而在列文森看来,一般会话含义既包含所言中真值条件内容,也包含规约含义(非真值条件)内容,既有规约意义的默认性一面,也有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一面。因此,一般会话含义同属于所言和所含两个范畴。

由于格赖斯采用“修改了的奥克姆剪刀”原则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同时又允许部分语用因素涉入真值条件内容,而且使用规约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两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解释所言中的非真值条件内容,因而导致了后格赖斯语用学的界面之争。

3 后格赖斯语用学的解释模式

针对意义划分理论的缺陷,后格赖斯语用学家提出了多种解释模式。代表人物有卡斯顿、利卡纳提、巴赫、列文森和雅兹寇尔特。

3.1 卡斯顿模式

卡斯顿(Carston)是关联理论的代表人物。关联理论区分了显性含义(explicature)和隐性含义(implicature)两个概念。卡斯顿指出:“所言表达的命题常常是不完整的,话语本身有时不能充分表达说话人意义,即语义具有不确定性。”(Carston 2004:634) 也就是说,显性含义的功能就是为了扩充话语给出的不完整的逻辑形式,从而得出完整的命题内容。正如黄衍的解释,“显性含义是对话语里不完整的概念表现或逻辑形式的一种推论性扩展”(Huang 2007:219)。这种对逻辑形式的补全和丰富通过5种方式实现:a.消除歧义,b.确定指称(以上两点与经典格赖斯理论相同),c.饱和,d.自由扩充,e.特殊概念构成(Huang2007:189-194)。

饱和是将逻辑形式中的变量或空缺补充完整的一个语用过程。例如:

① a. Mary works very hard.[for what?]

b. Mary works very hard for being a good teacher.(Explicature)

自由扩充与前者相比,不是基于语言本身的,而主要是语用的。例如:

② a. There is nothing to eat in the dining hall.

b. There is nothing (the speaker considers delicious) to eat in the dining hall.(Explicature)

句a作为逻辑形式是完整的,句b对句a的扩充是语用层面的。

特殊概念构成是对逻辑形式中词汇概念的语用调整,这种调整或宽或窄,或强或弱,要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含义。例如:

③ a. John is depressed.

b. John is a little bit sad.(Explicature)

c. John is very sad. (Explicature)

d. John dont want to live any longer. (Explicature)

对于关联理论者而言,隐性含义与显性含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既包括解码过程又包括语用推论,而前者只包括语用推论。但两种含义的语用推论过程相同,对逻辑形式进行初次语用推论得到显性含义,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语用推论得到隐性含义。综上所述,关联理论者用显性含义取代了所言,其实是在所言的基础上进行的语用推论。

3.2 利卡纳提模式

利卡纳提既不赞同将所言和所含孤立地划分开,也不赞同关联理论激进的观点,无论显性含义,还是隐性含义,都需经语用推论得出。他沿用了所言这一术语,但内容不同:“从广义上看,所言是由语用因素决定的,会话含义独立于所言之外,并与之结合,除了会话含义,构成所言的还有其他非规约的语用方面的话语意义”(Recanati 1989:98)。

利卡纳提认为,从句子意义到交际内容确实经过两个语用过程:主要语用过程和次要语用过程。他所指的所言就是经过主要语用过程加工得来的。与关联理论不同的是,这两个语用过程有本质的区别:主要语用过程是潜意识的、自动的,它不能被称为语用推论,只不过是像意识一样直接;而次要语用过程是有意识的语用推论过程,是所含的加工过程。主要语用过程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a.饱和,b.自由扩充(这两种方式前面已经提到),c.语义转移。语义转移既不是被扩充,也不是被缩小,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新旧两个概念存在默认的功能关系。例如:

④ Mao Dun is on the top shelf.

句④不是指“茅盾在书架上”,而是“茅盾所写的书在书架上”。茅盾与其所写的书之间存在所属功能关系。

3.3 巴赫模式

巴赫认为所言中没有语用干涉,有些交际内容既不属于所言,也不属于所含,它们处在所言与所含之外的中间意义层面,即隐型含义(impliciture),通过语用的补全和扩展消除语义的不确定性。有两种命题可以得出隐型含义:第一,有些句子表达不完整的命题,即命题基(propositional radicals),需要通过语用过程将其补充完整。例如:

⑤ a. Mary is ready.

b. Mary is ready for super.(Impliciture)

第二,有些句子表达了完整命题,但该命题不能满足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义,需要概念上的强化、弱化或具体化,这种命题叫做最简命题,需要通过扩展这一语用过程将交际内容充分表达出来。例如:

⑥ a. I have had breakfast.

b. I have had breakfast this morning.(Impliciture)

巴赫指出:“隐型含义高于所言,但又不同于所含,因为所含是所言以外的额外命题,而隐型含义是由所言衍生而来。”(Bach1994:273)作为中间意义层面,隐型含义与所言和所含的性质都不完全相同,“隐型含义不能作为所言的构成成分,因为它能被巧妙地取消;它也不能像会话含义一样被推导出来,因为它与真值条件相关”(Horn 2004:31)。

3.4 列文森模式

列文森发现了“格赖斯循环”问题,因此他认为应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看做两个彼此交叉又相互联系的学科。他保留了经典格赖斯理论中所言的构成,即真值条件内容与先决条件之和,但他认为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存在一个意义层面,这种意义是对语言和世界重复使用和认识的默认,基本等同于格赖斯理论中的一般会话含义,但有两点不同。第一,这个层面既不完全属于语义学范畴,也不完全属于语用学范畴。列文森的三个意义层面是句子意义、话语类型意义和话语例型意义(utterance-token meaning)。“话语类型意义是优先性解释——默认意义,它存在于话语的结构中,由语言结构所给定,不借助于特殊的语境。”(Levinson 2000:1)它的推论过程受引发性原则 (Q-原则,I-原则,M-原则)制约。第二,格赖斯的语用推论是在整个命题语义加工之后进行的,在根据会话准则进行推论之前,句法加工必须完成,得出句子的逻辑形式;而列文森的一般会话含义是局部的,即由触发语直接产生的含义,随着话语加工的继续,这个含义可以被取消。

3.5 雅兹寇尔特模式

雅兹寇尔特提出默认语义学(defaultsemantics)(Jaszczolt 2005),她认为话语意义加工过程包含4个因素:词汇意义和句子结构、语用推论、认知默认和社会文化默认,从而提出“并合表征模式”(merger representation model),认为人类交际行为对意义的表达是整体表征的方式,4个决定因素平等地相互作用,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其他因素的输入或输出。她否定了人们通常持有的观点,即逻辑形式(所言)是基础,语用推论和默认扩充在此基础上推断说话人意义。雅兹寇尔特认为语义学与语用学不存在界面问题,意义的表达体现语义和语用的并合作用,因此“并合表征模式”既包含语义成分,也包含语用成分;既包含有意识的推论,也包含无意识的默认。

在默认语义学中,对真值条件内容加工得出的“并合表征”代替了经典格赖斯理论的所言,其实是将所言与有意识的语用推论、认知和社会文化默认进行融合,而所含是在真值条件“并合表征”的基础上,第二次与有意识的语用推论和社会文化默认融合。

4 解释模式存在的问题

5种解释模式从不同角度阐述着同一个问题:所言(真值条件内容)中有语用因素的作用。它们对经典格赖斯理论作出了补充和修改,但同时也存在问题。

4.1 语用含义与所含的区分问题

语用含义分别指解释模式中的显性含义、语用扩充含义和隐型含义。为了证明区别的存在,利卡纳提提出了可利用原则和范围原则。利卡纳提认为“所言一定会被会话的参与者直觉上感知”(Recanati 2004:20),也就是说,所言的扩充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来说是有意识地存在的。但许多学者证明利卡纳提所说的这种直觉在很多情况下是靠不住的。列文森指出,“如果在法庭盘问这种不存在合作性的环境下,那些靠直觉推断应是说话人承认的内容还要一一被问询”(Levinson 2000:197)。所以,对所言的直觉判断要依靠谈话的模式,正如巴赫所说:“判断要依靠人们如何引发直觉”(Bach 1994:137-138)。

范围原则是指会话含义不能归属于否定、条件句中逻辑功能词(logical operator)的范围之内。

⑦ a. John doesnt have three children.

b. John doesnt have three children, but he has two.

c. John doesnt have three children, but he has four.

根据荷恩“以量准则为基础的级差含义”(Horn 2004:9)的否定原则,句c是句a的会话含义,同时句c同句b一样,属于否定逻辑功能词范围内,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利卡纳提的解释存在适用性问题,关联理论中显性含义与隐性含义之间,巴赫的隐型含义与隐性含义之间也存在该问题。

4.2 会话含义的特征问题

列文森提出会话含义的4个特征:可取消性、不可分离性、可推导性和非规约性(Levinson 1983:114-118)。列文森指出这4个特征是会话含义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利卡纳提的所言与会话含义的特征相同。如果利卡纳提的理论正确,那么会话含义的特征便应重新定义了。因此,列文森模式与利卡纳提模式在会话含义的特征问题上存在争议。

4.3 意义层面的数量问题

巴赫和列文森都提出了意义的第三个层面:隐型含义和类型意义。这种提法有悖于格赖斯的初衷。提出“修改了的奥克姆剪刀”原则,是为了提高话语理解的有效性,将不必要的意义剪掉,而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中间提出一个额外的意义层面,无疑会增加话语理解的负担。因此,雅兹寇尔特提出“意义层次节约原则”(Jaszczolt 2005:14),即意义层次除非必要不作多层解释。因此,在5种解释模式中,对意义层面的数量存在争议。

4.4 一般会话含义的引发和推导问题

列文森的一般会话含义与经典格赖斯理论中的一般会话含义的主要区别是命题前局部引发还是命题后推导,但这种局部引发有时会给话语理解带来麻烦,因为一个句子中几乎每个词都会在触发的同时产生含义,那么在继续加工中,必须将之前产生的大量含义逐一取消,就像雅兹寇尔特指出的,“在话语意义理论中,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对那些更显著,更普通的解释保留直觉,同时还要避免那些消除率高的意义扩充”(Jaszczolt 2008:24)。

4.5 真值条件内容和所含加工过程的分界点问题

在关联理论中,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都需要有意识的语用推论,该理论提出了两个过程的分界点,即当达到最佳关联的时候,显性含义推论停止,隐性含义推论开始,并且提出了功能独立原则,即“隐性含义在逻辑上必须独立于话语所表达的显性含义,既不能蕴含显性含义,也不能被显性含义所蕴含”(Carston 1988:168)。 也就是说,隐性含义要有不同于显性含义的逻辑形式。雅兹寇尔特也将话语理解分为两个阶段:真值条件内容加工和所含加工。两个过程中都包含有意识的语用推论和社会文化默认,但却没有对两个过程很好的界定,两个过程中的语用推论和社会文化默认难以区分。因此,对于真值条件内容和所含加工过程的分界点存在争议。

4.6 所言语用加工过程中的意识问题

关联理论者和雅兹寇尔特认为所言部分的语用过程与所含部分的相同,都是有意识的推论,而利卡纳提认为所言中确实包含语用因素,但却像直觉一样,潜意识地作用于说话人,而所含部分是由有意识的语用推论推导得出,所以所言语用加工过程中的意识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5 结论

后格赖斯语用学的5种解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典格赖斯理论中存在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问题,对所言/所含界面进行重新定义,大大推动了语义学/语用学界面问题的研究,但本文所提出的6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应该指出的是,后格赖斯语用学有两大阵营:语境论和最简论,本文主要从语境论的观点来探讨所言/所含的界面问题,还有许多最简论的支持者(Stanley and Szabo 2000, Berg 2002, Borg 2004, Cappelen and Lepore 2005, King and Stanley 2005)持相反的观点。无论如何,关于所言和所含的划分确实存在激烈的论战,究竟哪种模式更具合理性,仍有待于验证。

参考文献

沈家煊. 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0(2).

Bach, Kent. Conversational Impliciture[J]. Mind and Language, 1994(9).

Bach, Kent. Semantic Slack: What Is Said and More[A]. In Tsohatzidis, S. (ed.).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C]. London: Routledge, 1994.

Carston, Robyn. Implicature, Explicature, and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A]. In Kempson, R.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arston, Robyn. Relevance Theory and the Saying/Implicating Distinction[A]. In Horn, L. R. And Ward, G. (eds.).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Blackwell, 2004 .

Grice, H.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orn, Laurence, R. Implicature[Z]. http://www.yale.edu/linguist/faculty/doc/horn04_implic.pdf, 2004.

Huang, Yan. Pragma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szczolt, K. M. Default Semantics: Foundations of a Compositional Theory of Acts of Communi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szczolt, K. M.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Boundary Issue[A]. Forthcoming. In K. von Heusinger, P. Portner and C. Maienborn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8.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vinson, Stephen, C.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Recanati, Francois. The Pragmatics of What Is Said[J]. Mind and Language, 1989(4).

Recanati, Francois. Literal Mea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canati, Francois. “What Is Said” and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A]. In Bianchi, C. (ed.).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C]. Stanford:CSLI, 2005.

收稿日期:2008-05-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