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担 当

□ 淮战科

说 担 当

□ 淮战科

***总书记强调，要把先进典型作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鲜活教材，引导党员干部弘扬严的精神和实的品格。践行“三严三实”，就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和镜子，深刻查摆“不严不实”的表现和根源，正视和解决自身问题，努力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高度自觉。为了方便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前不久，省委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事》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我省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读本。

孙文龙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他在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不懈实践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构筑了高尚的精神坐标，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尽管孙文龙同志已经离世33年，但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淡忘；他的感人事迹，至今还在太行老区广为传颂。本书围绕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六个方面，讲述了孙文龙同志严和实的一生，清晰地反映了孙文龙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可以说，孙文龙同志的先进事迹是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学习了省委组织部编撰的《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事》，不禁深深为孙文龙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打心眼里钦服他不愧为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因为，他和焦裕禄同志一样，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丝毫也不畏缩，就是丢官弃职也在所不辞。这种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时下不少领导干部所欠缺的，也是党和人民群众所呼唤的。

书中记述了两件孙文龙同志甘冒被审查、丢官帽而挺身担责的事。一件是请缨修建提水工程。“文革”初被夺权批判、刚恢复工作担任阳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孙文龙，顶着“不搞革命搞工程”的压力，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县委常委会力主修建提水工程，解决全县30万人的吃饭问题。在两次未通过的情况下，搬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最高指示”据理力争，使工程终获批准。接着又担任工程总指挥，带领群众奋战数年，建成了当时华北第二大水利工程北留水轮泵站，引沁河水上山，灌溉了万亩良田，至今工程仍润泽着阳城大地。一件是“贩运红薯渣”事件。1973年春，连遭三年大旱的阳城县严重缺粮。饥饿的群众不顾当时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严禁私自贩运”的禁令，成群结队到邻近的河南购买红薯渣，但因沿途关卡太多，十有八九被没收。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孙文龙知情后，在县委常委会上拍着桌子说：“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既然不让私人贩，就由政府出面买！”在座的人担心违反了政策被打成“反革命”，有的不吭声，有的反问“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这个责？”孙文龙斩钉截铁答道：“我！”就这样，由他签字批条，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到河南购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此事被人直接捅到了中央。面对调查，孙文龙坦言：“这红薯渣是为群众救命的。就是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心甘情愿，反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群众饿死。”调查结束后，调查组负责人握着他的手说：“孙书记，你做的没错，我们很受教育，很受感动。”

人物简介

孙文龙（1931～1982）,山西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从优越的省委机关主动申请回乡支援农村建设，先后任乡长、公社书记、副县长、县长，连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年仅51岁。他亲民为民爱民，廉政勤政善政，深得三县人民的爱戴,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由“红薯渣事件”联想到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同志也违反过“粮食统购统销”禁令，被举报后也没有受到处理，相反还得到了肯定和重用。相信大家还记得电影《焦裕禄》中的这个情节：沙化严重的兰考县，干部群众缺衣少粮，不少同志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园艺场场长被饥饿夺去了生命。焦裕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和县委副书记、县长潘建等县委领导商量，动用修建县委大院的专款，从登封县购买高价粮。挪用上级专项拨款，违反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在当时都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甚至会被置之死地的。以地委赵专员为代表的调查组在认真调查后，发现焦裕禄同志“心里只有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高贵品质，果断肯定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兰考县委勇于担当、购粮救急的做法。

从这两起冒违反国家政策禁令之天下大不韪的事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焦裕禄、孙文龙同志敢于担当的可贵政治胆识。为什么焦裕禄、孙文龙同志不怕丢官、不怕被打倒而敢于担当呢？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无私，始终装着的是人民群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心中完全没有自己，心底无私，无私无畏。他们当然知道，违反政策是要犯错误的；但他们更坚信，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是没错的，群众的生命比起违反政策更重要！在他们心中，人民利益就是党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重于一切，是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所以，当政策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时，他们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豁得出去，勇敢担责。反观时下，某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无不是心里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怕惹火烧身自身利益受损，怕好不容易得来的官帽儿丢掉，把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群众利益完全抛到脑后了。

同样令人钦佩的，还有这两起事件的调查组负责人。面对被举报为“违反国家政策禁令”的下级同志，他们没有明哲保身，唯恐惹火烧身而撇清与被举报者的干系；没有偏听偏信，让举报者牵着鼻子走，而是坚持用人民利益的准绳来评判，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坚定地站在被指“犯错误”的同志一边。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精神同样令人肃然起敬！试想，如果两个调查组机械教条，单从违反政策法规的角度上纲上线，就够焦裕禄和孙文龙吃一壶的了，还会有后来县委书记的榜样和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吗？由此可见，上级组织和领导关键时刻的肯定支持、撑腰壮胆，是下级同志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坚强后盾。离开了这一点，恐怕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就会大打折扣。不是吗？在“网络干政”的时下，一些上级机关急于“灭火”，不待调查清楚，就听信网络之词下结论，不分青红皂白先处理。这种“简单粗暴”（这个词汇经常被用来指斥基层干部，殊不知上层的“简单粗暴”往往更具杀伤力和传导性）的作风，貌似正大光明、果敢有力，但却恰恰暴露了某些上级机关其实缺乏担当的面目，寒了下级同志勇于负责的心，挫伤了他们敢于担当的积极性，也使得不担当更加泛滥。所以，惩治“不担当”，杜绝不作为，只把板子打在下面的屁股上，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形成敢于担当的良好氛围。

当然，这里所说的担当，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担当。这里所说的上面对下面的撑腰壮胆，不是官官相护，同样是基于人民利益的考量。

（责编：罗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