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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时代的学术迷思

时间:2024-05-10

张琪仁

摘 要:科研从来都不是一个等同于学术的概念,由于它们本身指向的不一致,其内涵、外延、功能、目的就更难以同义而语。当我们用科研来规定学术、用指标来权重学术、用立项来划分学术时,学术本身的时空使命已经被窄化、矮化了。本文从“学术本真”溯问、时代困境反思,学术乱象与学科逻辑的厘清,研究动力考量与学术价值回应几个方面立体洞察了指标时代的学术生态。

关键词:指标;学术

一、“学术”本真与时代困境

(一)本真溯问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义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任何概念都不是固化的,在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语义本身的内涵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学术”大概是这个时代被赋予最多或较多社会责任与期望的时代发展关键词,与软实力、创新、科研等时代关键词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回到“学术”的词源“Academia”,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指的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大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界”,是一个群体的指称;另一个是“知识的累积”,是一种行动状态的描述,大体同于今天的“学术”。在回溯学术发端、中世纪大学、学者的产生等等历史肇始与直至今日的流变时,我们不难发现,学术始终是有别于创新与科研的。首先,科研与学术的实质都是求真,但科研的目的在与创新,探索新领域、发现新规律,而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却有两个指向,不仅指向“新”,还指向“旧”,对人类经历过却来不及明白之的世界的探索、描述、记录,这些工作并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但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作的最有价值的脚注。这些工作并不创造指向未来的经济、科技价值,也并不影响人类面向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却能让人类更明白、更清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之为人”在历史车轮中如何书写下“我们何以来过”。所以科研从来都不是一个等同于学术的概念,由于它们本身指向的不一致,其内涵、外延、功能、目的就更难以同义而语了。所以当我们用科研来规定学术、用指标来权重学术、用立项来划分学术时,学术本身的时空使命已经被窄化、矮化了。

(二)时代困境

1.世俗缩影还是社会良知

如上文提到,“学术”词源包含的其中一义便是“知识的积累”,此处“知识”并不是碎片化的编码符号,而是完整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概称。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种用不同学科范式与思维,丰富、丰满、推动历史文明的人类记录。当这样一种天然的积极属性附着于“学术”时,其“良知”与“正义”的德性价值便的社会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漫长的学术史历程里,正是由于“德性”的秉持与坚守,才让我们提到学术、大学、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时,想到引领、推动、促进。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良知”存在于本“亦善亦恶”的现实社会里,推动其向更为完善的社会形态里发展。此时,“学术”的指向的客观存在的“真”,是对“真”的追寻、求索、思考。

高新技术革命以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周期变短,技术革新加速,知识价值的更迭也随之加快。在这样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引领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学术便自然提出了“加速”的要求,前瞻、先导、开创成了“学术”背负的时代使命。这无可厚非,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决定了它必须在这个维度上满足社会提出的要求。然而,为了开创而开创、为了先导而先导,却让学术背离了其最初的“良知”——求真。自然出版集团于2014年11月13日发布自然指数(NatureIndex)显示,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中国是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全球领先国家,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然而时至今日,屠哟哟先生的获奖依然让身处产出量第二的科研大国的我们觉得“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这个“意料之外”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体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学术逻辑、学术价值之信心的“写实”。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学术与学术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两个命题,前者是“刻意为之的迎合”,后者是“水到渠成的推动”。

2.指标满足还是时代发展

用科研规定学术、用指标权重学术、用立项划分学术时,学术研究的“有用性”考量便被无限放大,其本身的终极价值——籍由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实现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往往被遮蔽。用“留学与否”、“等级头衔”、“学位背景”去丈量学者时,学者本身的大时代使命被遮去,完整的人及研究价值被拆分成量化、可考的指标。所以,屠哟哟先生摘得诺奖才会一片哗然。评价学术研究之价值的,到底应该是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影响力还是细碎指标的数字游戲?屠哟哟先生并不是个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等在专业领域均作出杰出贡献并形成强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被当前评价机制据之门外。回到学术的本质“求真”,其价值毋疑是时代发展,而不是更不应该更是矮化、窄化的“指标满足”。

二、学术乱象与学科逻辑

(一)现象反思与真相窥视

1.现象:指标时代的全民“圈地运动”

课题研究在其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或再生产的过程。但知识并非都是能“生产”出来的,这里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知识不可物化。因为在知识作为社会进步之成果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我们常忽略但极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即纵向的时间维度。在忽略这个维度的前提下,就会将知识物化。知识物化即狭隘地将知识视为工具,可事实上,知识可以是工具,但绝不仅仅是工具。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个人素质,而不是获取谋生的手段,只是当专业极度分化之后,两者有了历史的巧合。同样的逻辑,在课题规划与研究的过程中也会陷入什么课题容易中标或符合规划需求就做什么课题的恶性“圈地运动”里,问题域变成了山头,学术成了江湖。

2.真相:打破指标的少数派“终身志向”

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科技竞争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因而人们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越来越高的要求容易导致人为地过度干预,激励机制与过度干预之间的空间留白恰是科研与学术自由的生存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倾尽全部心力并形成有效作用与价值的毕竟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派。全民游戏的受众决定了其“引领价值”发挥效用的有限性,从学术之产生起源与发展历程来看,其“高、精、尖”的属性从未随任何一次技术革命而发生改变。

(二)自在的差异:学科逻辑

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个认识包含了对自然世界与人文社会两个部分的认识。这个认识在在人类了解世界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最初的和谐,但在产业革命之后,伴随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各门自然科学的日臻成熟,人文社会科学无疑地失落了、沉默了,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不和谐状态。“有用性”成了人们评判一切的尺度,工具理性过分张扬,价值理性退居一隅。这样的格局转变,对于学科发展及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虽然学科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但在任何时代,它们关注的问题领域、解读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均是迥然相异的。我们说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证的,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或可证实度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命题,它们原则上都是可实证的;与此不同,虽然社会科学的命题也是事实命题,但由于这些命题所意指的社会事物往往与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关涉,因而这些命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其实证性实际上比自然科学命题要低得多。同样,我们说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也并不意味着各门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虽然各门人文学科的根本旨趣是相同的,都是要揭示人的生存意义、探索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但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文学和艺术是表达性,语言学和历史学是理解性的,而哲学则是反思性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用“规划课题”的现代作为方式去框定学科或者科学的发展并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其能以实现的价值确是有待斟酌的。

三、研究动力与价值回应

(一)从个人兴趣到社会系统关系调整

在中世紀,炼金术是一项邪恶的事业,因为在当时,炼金这项事业属于一个邪恶的职业——巫师。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现代化学的开山功臣罗吉尔·培根干了一件事——炼金。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守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在培根之后,整个欧洲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风尚,贵族开始操持工匠的活计——做实验、玩科学。这样的社会风尚给欧洲带来了历史性的功绩与福利——最早出现科学。

所以当我们谈到学术研究的初衷与动力时,首先肯定是兴趣。当然我们要承认,任何的道德绑架都是不当的。学术研究的初衷可不可以不只是兴趣,当然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活动从最初的个人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继而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再也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价值内示系统。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需要不断得到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补充,即输入。科学研究活动系统对社会系统的信赖程度不断加大,需要不断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从学术评价到量化考察

学术乃至所有智力贡献的准确评价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精确测量,是个高技术活,多数情况下即使技术再高明也无法对某个物理量精确测量。关于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Goodhart在1975年发明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Goodhart定律:某种评价一旦被选择用来作决策时,这种评价就开始失去其价值了。(Once a measure is chosen for making policy decisions,it begins to lose value as a measure)。Goodhart定律曾被应用于银行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实践表明,评价不仅破坏评价过程,也扭曲对评价目标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Goodhart定律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学术就像量子,所以也“测不准”;学术评价就像量子测量,任何测试量子的操作,都会改变量子状态,同样,任何学术评价都会使学术和学术评价本身变味,而且不是变好,而是越评越掉价。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很大程度上说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谓的“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似乎在几千年前就告诫后人,真正的学术是无法评价的,能被准确评价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

参考文献:

[1]施爱东.学术生态五谈[N].羊城晚报,2014.4.13.

[2]王怡.自然指数发布: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EB/OL]中国科技网http://www.wokeji.com/kbjh/zxbd_10031/201411/t20141114_863891.shtml.

[3]饶毅.中国论文数量充足而质量不足[N].解放日报,2012.6.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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