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万古传

□ 孔庆东

金庸小说，热。50年代一出世，就热。90年代，不但热浪未减，而且在华人世界中愈来愈牢固地树立了其当代文学经典的形象。

从时间上看，金庸小说已经热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且势头不衰，下一世纪仍是妇孺皆知的优秀经典无疑。从空间上看，有华人之处，便有金庸小说。从读者的层次来看，有政治家，也有科学家。有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和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严家炎这样的学术权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刘再复、钱理群、陈默等批评家，有刚刚能阅读长篇小说的小学生，有看门的老头，公司的“白领”、黑社会的兄弟……工农兵学商，党政民青妇，没有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没有金庸的读者。

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广受喜爱，长盛不衰？我们可以从它作为“武侠小说”这一基本类型的特征出发，进行由浅入深的解析。

“武侠小说”从字面上看，包括“武”“侠”“小说”几个要素：金庸小说在这几个要素上，都达到了一流乃至超一流的境界。

首先说“武”。在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武功的描写比较简略，多为粗线条的写意式。《水浒传》中具体写出了人物的兵刃和一些招数，但武松练的是什么功，林冲使的是哪路枪，李逵的内力有多大，鲁智深为什么能倒拔垂杨柳，都没有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武侠小说“前五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姚民衰、文公直——开始，武功分为内功和外功，武术与气功、杂技、人体特异功能日益结合，显露出脱离现实武术、自成一套“纸上武学”的倾向。到了40年代的武侠小说“后五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这套“纸上武学”已然颇具规模，他们发明了各种内功外功、拳法掌法、兵刃暗器、毒药轻功。在这个基础上，50年代之后的新派武侠小说青出于蓝，把“纸上武功”园林建设得益发五光十色。其中金庸笔下的武功，既精彩奇异，又追求客观可信，合乎武术原理和人体生理极限的要求。金庸的武功描写，写得奇，写得美，写得艳。每一段武功描写，都力求合乎情节需要，合乎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调料，也不是小说唯一的精华，而是与小说的情节一起，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在阅读效果上，金庸的武功做到了充分的视觉化，影视化，舞蹈化。在美学境界上，金庸的武功达到了“近乎技矣”，直趋于道的地步。他的武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人生多种实践活动的绝好象征。

其次说“侠”。在金庸的小说中，有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黄药师这样的魏晋名士风度的“邪侠”，有洪七公这样的疾恶如仇、刚健豪迈的正侠，有石破天这样的无名无我，蕴含着佛家机理的最本色的侠，有萧峰这样的经历了人生种种惨痛屈辱绝望，但仍然直面现实热爱生活，最终为民族和平慷慨捐躯的包含了最丰富的文化含义的“超侠”，有岳不群这样的道貌岸然、阴险毒辣的“伪侠”，还有韦小宝这样的贪生怕死，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金庸几乎写尽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变体，各种可能性，实际也就是写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化性。

再次，作为“小说”，金庸的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品位。金庸的15部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决不自我雷同，每部都别开生面。在结构上，有《越女剑》之精巧玲珑，政治，剑仙，包含了国家与个人，复仇与屈辱，真情与美貌等多重主题。《天龙八部》以130余万字的规模，写到了大宋、大辽、西夏、女真、大理、吐蕃，还有慕容复父子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一共7个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对立，可以说是一部“七国演义”。

除了“武”“侠”“小说”几个要素外，金庸在写情——包括男女之情、结义之情、手足之情、亲子之情、师门之情等方面，也是绝对一流的。他写情的力度、深度、广度，可以说胜过了不少言情小说，一些读者甚至认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说的精髓。此外，金庸写历史，写政治，写景物，写风俗，均出手不凡，着笔成春。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象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金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十年磨一剑”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得益于他能够博彩世界上各种文学的精华。金庸小说当然也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瑕疵之点，有平庸之处，但我们应该摆脱只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习，根据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预言，金庸的小说，必将长存在人类的文学史上。

（选自《出版广角》1999年第8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