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 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汪雪敏

（作者单位：江苏省统计局）

***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抓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面对国家重大战略纵深推进，江苏要找准定位，优化路径，加速产业协同发展步伐，释放产业优势发展动能，助力长三角地区走向互联互通、互促互补的更高质量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作为立省之本、强省之基的江苏制造业，要紧紧抓住一体化发展契机，深化区域间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领域分工合作，为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做出应有贡献。

战略定位：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江苏制造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在长三角三省一市乃至全国中拥有较为突出的规模优势、集群优势，是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20年，江苏全部工业增加值达37744.9亿元，占全国比重达12.1%，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122206.8亿元、利润总额7365.3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1.5%和11.2%，是仅次于广东的第二大制造省份。新兴动能蓄势崛起，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37.8%和46.5%，较2019年分别提高5个和2.1个百分点。先进制造业的集群优势不断提升，重点打造的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总量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有9个集群发展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无锡物联网、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南京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苏州纳米新材料、徐州工程机械、常州新型碳材料等6个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以24%的份额与广东并列全国第一位。

制造业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江苏经济的最大优势。基于此，《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江苏制造业发达的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贯彻实施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江苏实施方案》明确细化了各项落地落实的重点任务和事项，提出着眼“空间相对集聚+功能深度耦合”，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推进产业科技创新，打造“世界工厂”2.0版，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因此，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使命，江苏制造业要勇挑重担、探路前行，在深耕优势领域的同时，聚焦薄弱环节、“卡脖子”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拉长“江苏制造”长板，稳固国内循环重要地位，增强国际循环带动能力，为服务国家战略、展现江苏作为，书写江苏制造的新篇章。

区域现状：三省一市制造业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1.总量规模——江苏“一马当先”，占长三角地区近一半份额。长三角是我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20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81717.6亿元，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和16%的人口，贡献了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6.1%，经济规模总量实力雄厚。三省一市中，江苏工业增加值总量37744.9亿元，占长三角地区总量的46.2%，比重分别高于浙江（22654亿元）18.5个、安徽（11662.2亿元）31.9个、上海（9656.5亿元）34.4个百分点。江苏制造业支柱作用更为明显，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36.7%，较浙江、安徽、上海分别高出1.6个、6.6个、11.7个百分点。

2.行业结构——各地“和而不同”，产业同构中彰显区域特色。近年来，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实施，各地扎实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受此影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制造业结构得以优化调整，以电子、电气、机械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成为各地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60.9%、51.4%、42.4%、39%，占比均高于其原材料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从十大主导产业看，三省一市有6个行业同为主导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产业同构特征较为明显（见表1）。从第一主导产业来看，上海汽车制造业以21.2%的占比位列上海制造业之首；江苏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14.7%；浙江、安徽两省均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占比分别为11%、10.9%，但浙江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更专注于输配电设备制造，而安徽更专注于白色家电制造。从2019年公布的31种主要产品产量来看，江苏有10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达15%，分别为原盐（20.2%）、布（20%）、纯碱（17.2%）、化学农药原药（35.7%）、化学纤维（26%）、金属切削机床（15.7%）、大中型拖拉机（16.8%）、家用洗衣机（30.1%）、微型计算机（17.7%）和集成电路（25.6%），浙江有布（22.3%）、化学纤维（47.2%）、金属切削机床（21.3%）、家用洗衣机（15%）4种产品，安徽有家用电冰箱（31.7%）、房间空气调节器（15.4%）、家用洗衣机（31.3%）3种产品，上海有轿车（15.7%）、发电机组（23.3%）2种产品。综合来看，江苏制造业产品实力较强，占全国份额较高的产品品种明显超过其他省市；浙江4种产品均与江苏重合，但其中3种产品比重份额超过江苏；上海、安徽的产品呈现多样性，在汽车、电力装备、白色家电领域的实力不容小觑。

表1 2019年三省一市制造业营业收入排名前十位行业情况

3.科创实力——苏沪“齐头并进”，制造业创新优势较为明显。长三角地区人文底蕴深厚，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随着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建立完善，三省一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大幅提升，创新成果得以落地开花。2019年，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全国比重33.3%，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30%；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1.7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三省一市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江苏以1.86%位居第一，浙江、安徽、上海分别为1.68%、1.54%、1.48%。上海和江苏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创新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达6.1件、3.9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件），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3.1件）；截至2020年，工信部批复组建的1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中，上海落户2家（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江苏落户2家（先进功能纤维、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充分彰显两地优势领域的产业基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4.对外开放——上海“引领风骚”，对外开放水平更上一层楼。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地。自加入WTO以来，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越走越快、越走越稳，主要的开放型经济指标长期位居全国前列。2020年，三省一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国比重36.9%和57.3%，对外贸易依存度48.4%，高出全国16.7个百分点。其中，江苏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4500.5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额283.8亿美元，占长三角地区的比重分别为37.5%和34.3%，位列首位，较第二位的上海分别高出8.1个和9.8个百分点。但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上海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程度更高，依存度达90%，较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高出46.7个、37.7个、7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出口情况来看，上海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高新技术产品占其出口比重41.2%；江苏次之，比重37.2%；安徽、浙江位列第三、第四位，比重为28.1%和8.1%。从制造业使用外资情况来看，上海引进利用外资的重点向总部经济、研发中心、“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倾斜，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仅5.4%，与江苏36.7%、安徽43.4%、浙江31.6%相差明显；截至2020年末，上海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71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37家，外资研发中心481家。

5.骨干企业—浙江“异军突起”，总部经济驱动力强于江苏。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孕育了一批总量规模大、支撑带动强、竞争能力优的骨干企业。2019年，江苏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5218家，户均营收规模14.2亿元；浙江4328家，户均营收规模9.8亿元；安徽1401家，户均营收规模14.3亿元；上海1169家，户均营收规模24.4亿元。总体来看，上海企业规模体量较大，浙江偏小，江苏大中型企业数量、营收规模总量均超过浙江。但据长三角三省一市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0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榜单，百强制造企业中浙江46家、营收规模3.72万亿，江苏34家、营收规模3.01万亿，上海10家、营收规模2.26万亿，安徽10家、营收规模1万亿。浙江百强制造企业上榜数量、营收规模反超制造大省江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制造业“走向全国”的步伐快于江苏，国内省外市场的内循环体系更为畅通。

机遇挑战：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的 客观基础和现实羁绊

1.客观基础。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日益增强。按照覃成林等构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的评价方法，用Moran’s I系数测度区际经济联系度，用区域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度，用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测度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度，最后用平均赋权法将所测度的区际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水平合并成一个反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选取2001—2019年为研究时段，通过查阅三省一市统计年鉴以获取各地区主要经济指标（人均GDP与GDP增速），利用MATLAB对相邻空间矩阵及相关公式作简便分析及处理并归纳结论如下：

2001—2019 年长三角区域 Moran’s I系数最高值0.2856，最低值0.2477，表明长三角区域内三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区际经济联系紧密，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要素优势充分凸显；区域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最高值0.1937，最低值0.027，2001—2007年平均变异系数0.0817，2008—2013年平均变异系数0.1564，2014—2019年平均变异系数0.0867，三省一市GDP增速除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期间差异系数较为明显外，总体上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对差异较小，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良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系数最高值0.6030，最低值0.3185，基本呈不断走低的态势，区域间经济水平差异度趋于缩小。综合来看，2001—2019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居于较高水平，最低为2003年的0.9039，最高为2019年的0.9953，平均水平0.9636（见图1），且自2013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基本保持平稳，且稳中有升，充分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不断成熟完善，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推动制造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图1：2001—2019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

二是区域制造业协同发展格局日渐形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长三角三省一市瞄准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动能新引擎，倾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从而奠定了区域产业链互联互动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上海科技资源密集，人才“虹吸效应”显著，在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研发能力，拥有“华龙一号”“天鲲号”、C919商用飞机等一批国之重器，具备突破制造业“卡脖子”技术的领先优势，是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龙头。江苏作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省，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完整，既具有承接上海先进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基础，又具有形成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充分彰显江苏制造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制造业本土化优势明显，近年来依托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数字经济引领、撬动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数字赋能制造、数字引领发展的态势愈发明显。安徽是长三角区域的“后起之秀”，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体现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为表征的创新策源力方面表现抢眼，具有新型产业培育壮大的后发优势，“中国声谷”成为工信部批准的第一个“中国”字号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三是区域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趋于好转。目前，长三角区域内覆盖40个地级市，其中江苏13个、浙江11个、安徽16个。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依托，逐步缩小各地级市之间的发展差异，打破发展的不均衡性是推动区域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苏浙皖三省各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尤其是苏北、皖北、浙南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速，长三角区域总体差异呈现收敛态势。从工业经济总量来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性有所缓解。2001—2019年，40个地级市工业增加值最高与最低比值由52.4倍降至43.5倍，增加值总量差异系数由1.01降至0.924，泰尔指数由0.192降为0.154。2019年，长三角中心区26个城市（不含上海）工业增加值总量62013.8亿元，占40个地级市总量的85.2%，其中超3000亿的城市7个，江苏5个（苏州、无锡、南京、南通、常州）、浙江2个（宁波、杭州），这些工业城市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是推进区域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2.现实羁绊。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强制约。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大、城市数量多、经济发展水平高，资源环境压力犹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制约区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长三角三省一市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占全国24.9%的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12.4%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排放量；80%以上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供应严重依赖外部调入，单位GDP能耗约为美国、日本、德国水平的1.3倍、1.8倍和1.9倍。受高耗能行业总量大、占比高的影响，江苏能源消费总量占长三角地区四成多，单位国土面积能源消费量是区域平均水平的1.4倍，单位国土面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区域平均水平的1.8倍，空气质量优良率位居区域末位，资源环境形势更为严峻，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此外，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在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上作表率，统筹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二是区域产业发展竞争多过合作。作为支柱产业，制造业在各地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直以来，三省一市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显著，2019年江苏与上海、浙江、安徽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为0.82、0.91、0.88。31个制造行业大类中，有19个行业的企业户均营收规模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集聚了全国33.1%、34%、31.8%和44%的企业，但企业户均营收规模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70%。“小而散”的企业分布现状，再加上产业低端的分工格局，势必带来激烈的同质竞争。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各地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竞相把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发展方向，但产业集群内部沟通不足，缺乏协作共享机制，没有形成区域产业分工的梯度层次。如集成电路产业，上海、江苏、安徽都初步形成了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全产业链格局，但在突破“卡脖子”技术、引导错位发展、建立配套合作等方面力有未逮，关键装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

三是体制机制的壁垒隔阂依然存在。由于跨地理区位、行政区域，且各省市实际情况不同，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面临着体制机制的挑战。一方面，基于地方经济保护，各地在规划建设、项目准入、市场监管等方面难以形成有效对接与统一，生产要素流通不畅，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无法形成，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低效竞争等问题严重阻滞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有待加强，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创新政策制定、创新载体建设、创新成果共享等方面缺乏系统规划和整合，仍存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和利益壁垒。

路径建议：“十四五”时期推动 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江苏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的关键时期，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自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磐石”。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江苏制造业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意识，引导各地立足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培育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板块，促进区域差异发展、特色发展、协同发展，实现产业链条上下游深度融合，实现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1.聚焦“卡脖子”技术，构建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体系。瞄准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关键装备与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对标区域内各地区技术研发现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在互补共盈的基础上协调优化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构建需求驱动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各方创新资源力量，最大限度释放创新资源潜力，努力打造长三角区域信息互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攻关的创新环境。江苏制造业体系健全、科创资源富集，纳米技术、超级计算、生物医药、物联网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位居国际前列，但在精密制造、功能性材料、系统集成等方面与先进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要围绕“断链”“堵链”的技术难题，统筹推进锻长板和补短板，整合全省和长三角区域的创新资源，推动区域内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协同推进。

2.聚焦先进制造，构建长三角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先进制造业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梳理形成区域内优势重点产业链全景图，进一步明确各地区的产业定位和角色分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共同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协同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江苏要以培育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总抓手，既立足本省，雁领省域产业整体提升，又放眼长三角地区，充分利用上海的引领示范作用、浙江的数字经济平台、安徽的空间优势等，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上中下游“堵点”，携手为先进制造业补链固链强链贡献合力；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制定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清单，培育一批支柱企业，创建一批示范园区，以此推进区域产业合作与协同发展，加快实现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3.聚焦服务型制造，构建制造服务融合发展体系。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江苏制造业实力雄厚，具有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坚实基础，要紧紧抓住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对接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功能，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制造、催生新服务，加快培育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实现从加工组装产品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为主向“产品+服务”转变。

4.聚焦产业集聚，构建全方位双循环市场体系。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要努力打破省际的经济壁垒，推动各生产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实现有序、自由流动，推动园区发展、产业培育、营商环境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二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继续加强省域内南、中、北地区的深层合作，持续深化长三角中心区的产业分工协作，充分释放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六大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效应。三要整合产业链资源，以产业集聚功能区为载体引导区域制造业联动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链条完整可控、内外市场循环畅通的制造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