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意调查能反映民意吗？

王 英

台湾民意调查能反映民意吗？

王 英

台湾社会当前的政治特性之一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民意社会，是一个民意能影响甚至决定公权力政策的社会。马英九将民意高度支持列为两岸签署和平协定三大条件之首，可见其对民意的顾忌之深。因此，在台湾社会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民意调查的身影。那么，民意调查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台湾社会的民意脉动？

一、五花八门的民调机构

在台湾，由于有发达的商业环境和社会需求，出现了众多的商业和民意调查公司。据统计，台湾目前有60多家民调机构，其中有政府的，有民间的，有政党的，还有媒体的。台湾民意调查机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岛内新闻媒体所属的民意调查机构。这是台湾最早出现的民意调查机构。《台湾新生报》于1952年所作的“对日和约”民意调查通常被认为是台湾最早的民意测验。该报自此对民意调查产生了兴趣并于1956年6月在台北成立“民意测验部”，这也是台湾第一个民意调查（测验）机构。此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民意调查小组也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目前，较知名的有《联合报》民调、TVBS民调、《苹果日报》民调、《远见》民调等。其中《联合报》是岛内第一家开发并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的媒体，每遇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焦点问题，便进行民调。它们近年来对台湾地区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产生了较大影响。

高校、研究机构等学术单位的民调中心。除大众媒体外，政大、中兴、文化、世新等高校和“中研院”等研究单位也设立了民调中心。学术机构的民调内容各有特色，如台湾政治大学从1994年起对民众“统独”态度的民调具有连续性，可信度高，被引用频率高。

专业的民意调查公司。它们主要从事市场调查，同时也接受对政治问题的社会调查。最有名的就是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做了很多关于两岸关系的问卷调查，其中比较有特色、比较经典的是关于两岸“三通”的问卷调查。

官方民调机构。台湾当局的一些部门，为了其政策的需要，会定期进行民意调查。官方民调机构有“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国发院民调”等。

特定社团临时组织的民意调查机构。民间团体中有民意调查文教基金会、年代民调、山水民调、三立民调、普罗民调等。政党团体中有国民党的“政策会”和“国家发展研究院”，民进党的“民调中心”和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等。不少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还会成立自己的民调机构以指导选战。

此外，地下赌盘也是一种“民调”，且不具蓝绿色彩因而更具参考价值。据岛内媒体报导，地下赌盘主要集中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反映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声音。每到选举，各种地下赌盘开始活跃。地下的民调，所掌握的数据更广泛精确，比地上的民调更符合真实情况，毕竟庄家赌迷更会对自己钱包负责。

二、民调的政治功能

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顺应民意、敬畏民意是当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如何掌握如流水般多变的民意？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定期选举、议会制度、大众传播媒体、政党和利益团体等途径都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但以上利益汇集的途径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憾，民意调查因其所具有的科学性、时效性、代表性和客观性，使它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调查方式，它的功能是反映民情、民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民调能否反映民意？从统计学原理和调查方法的角度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要透过科学客观的民意釆集过程，就能获得具有科学及研究参考价值的信息。为了确保民意调查结果的可靠性与可用性，一方面要设计科学的抽样方案，据此获得对目标总体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另一方面则要对调查实施过程加以有效控制，尽可能杜绝因调查操作条件的不适宜而造成调查结果的误差。如问卷题目的设计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问卷的设计者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尽量避免个人或所在机构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影响问卷的设计，等等。

在台湾社会，民意调查就像“调味品”一样，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台湾各民调机构所实施的民意调查内容来看，民调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意见汇集的功能。

民调反映选民的投票意向。

台湾的民调与选举结合得最紧密，成为部分候选人或政党从事选情研判的重要工具。1996年岛内首次“总统”直选过程中，民调在反映选情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此后，每逢重大选举，参选政党必会通过民调试探民意动向，区分不同选民的好恶，然后包装自己的候选人，并根据交叉分析结果，来确定“主攻方向”。理论上，选举调查的政治效果主要取决于民意调查结果是否会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关键的影响。例如未决定选民是否会因民意调查转而支持较可能当选的候选人（即“胜选列车效应”），或者逆向操作去支持声势落后的参选人（即“同情效应”）。从台湾的选举行为观察，未决定选民最后选择偎大边的“西瓜效应”现象经常出现。因此，选举民调在激烈选战中扮演策略性角色，部分参选人甚至为此以操纵假民调的方式来干扰选民的投票取向。总体而言，选举民调还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民意，是社会各界掌握各组参选人民意支持度的主要讯息来源，对于协助候选人掌握选情动态、区隔选民市场以及拟定竞选策略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从过去历次的“立委”选举、县市长选举以至地区领导人选举看，当选者大部分都与预测的相差无几。

民调反映民众的施政期望。

民意调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利用社会调查的方式可以考察民众对公共事务、特定问题的偏好、态度和评价，判断民众的政策支持与选择倾向，进而民调可以作为政策规划制定、执行及评估时的参考。另外，民意调查也好比是一支政治温度计，可以测量民众对政府的施政满意度以及政治人物的声望。岛内的施政民调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一些重大公共议题征询民众的看法，此类民调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当局的施政取向。如台湾的“核四”问题争议20年无休止，很大程度上源于民意支持度不高。台湾指标民调公司（TISR）2013年发布的有关核四议题的民调显示，若以“续建”核四电厂进行“公投”，全台59.6%投票不赞成，台湾“行政院”因此不得不倾听民意，将续建事宜搁置起来。另一类是针对行政长官的施政满意度调查，这类调查往往成为政党竞争的晴雨表。台湾的施政满意度调查涵盖面广，“总统”、“副总统”、各部会首长及各级行政首长等都囊括其中，是世界范围内较为少见的例子。其中，“台湾5大都市市长支持度”、“台湾5大都市市府施政满意度”、“台湾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等最为引人注目。

民调反映民众的两岸关系态度。两岸关系是特殊而重要的政治议题，也是各种民调的重要主题。20年来，台湾的民调机构对两岸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过民调，诸如“一国两制”、“反分裂国家法”、“两岸三通”、“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ECFA”、“两岸和平协议”等。对于敏感的国家认同问题，民调也有长期的跟踪调查。

三、民调不等于民意

台湾的民意调查满天飞，民调的结果往往呈现混乱、分歧的局面，让人看不懂。主要表现为：一是同一议题的民调结果大相径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点，就相同的议题，对同一母群作调查，却得出差别很悬殊的调查结果。二是民调的结果和事实相左。有些民调一路领先的候选人最终却遭淘汰，施明德参选“立委”就是这种遭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五花八门的结果？

民意调查在实务运作上具有技术局限性。民调过程中，从民调方法、访问机构立场、访问员素质、问卷设计质量、访问过程、数据处理、数据解读等环节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误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不同的民调方法，其结果不一样。社会调查的方法计有电话抽样、问卷回收和直接面谈等量化研究方法和焦点团体座谈会、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采用电话抽样调查的分析途径是统计学，问卷回收的分析途径主要是社会学，直接面谈的解读途径则主要涉及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同，呈现的面貌就有差异。二是抽样调查存在客观误差。抽样调查是台湾民意调查的主要方式。就抽样环节而言，从抽样方法（随机产生后4位号码，与随机产生完整的电话号码，调查结果是不一样的）、抽样清册（以公开发行的家庭电话号码簿为抽样清册，与以电话公司数据库为抽样清册，或者以民调机构自己的数据库为抽样清册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亦不一样）到无反应（有一些电话号码是无效的，譬如空号、无人接听、忙音，或者有些电话号码是商业机构、机关、医院等非住宅电话）就会出现3次误差。三是访问机构立场有差异。不同性质机构对民意调查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导致民意调查的科学性或实用价值出现折扣。新闻媒体的调查关注访问主题的新闻价值与时效性，所选择的题材偏重于重大事件，对调查结果的处理也会考虑时间因素，因此，在调查对象的选择、样本数的有效性和品质等方面有时难以保证。政府部门的调查通常关心所涉主题的政治涵义，强调民意调查结果的政治参考价值，调查过程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有时会遭人质疑。比较而言，学术机构追求客观与公正，重视调查的学术研究价值。四是访问员素质有高低。电访员的性别、年龄、职业、语言表达能力、工作时间、工资水平以及其所受到的访员训练，对于民调的结果也很有影响。现实情况是，各个调查机构的聘员素质参差不齐，研究者所受的民意调查训练并不完全相同。五是问卷设计影响质量。比较突出的是：问卷中出现诱导性的或者先入为主的问题，如关于两岸三通的民调中出现这样的提问：“有人说：政府要先对台湾的国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保障做好规划与安排，才开放两岸直航。对于这种说法，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答案是明显的。问题的排列顺序不合理，如关于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民调问卷是这样设计的，先设定“中国大陆政府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是可以依据这项法律作为武力攻打台湾的合法借口”，紧接着问受访者：“整体而言，请问您认为中国大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对两岸交流是有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显然，受访者选择“不好的影响”的比例会偏高。问卷中问题数量过多，也会影响受访人的意向表达，影响民调的准确程度。六是数据处理环节的缺陷。数据处理是个技术活，不同技术水平的访问者所作出的处理结果是不相同的。就数据解读而言，不同的文字表达方式也会引发不同的联想。比如，选举民调中，两组候选人的得票支持率相差不到5个百分点（在合理误差范围内），若以“小胜”这样的字样来表达容易产生误导。

民意调查在实际运作中经常遭遇政治干扰。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一项民调的执行过程符合科学、客观、中立的标准，那么就能探测到真实准确的民意。然而台湾政治现实是，不少政治人物想用“民意”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民意调查便成了某些人制造虚假民意的常用工具。

在问卷设计上动手脚，用问题来误导受访者是最常用的手段。2001年岛内多家机构针对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所进行的调查就是典型案例。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时报》、《联合报》、东森民调中心和民意调查基金会等民间机构与台湾官方所做的结果差别很大。根据民间机构的调查，赞成“一国两制”的比例，最高超过了47%，而台湾的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却为13.3%，对外关系主管部门的数据更低，只有10.6%，最大差距在30%以上。比较两者的提问方式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民间机构的调查大都直接提问：“您是否赞成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未来走向‘一国两制’？”或“您能不能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主张？”得出的结果是支持“一国两制”的民众比例在30%左右。如果对“一国两制”进行一定的解释，如“财团法人民意调查基金会”的提问：“如果‘一国两制’的一国国号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而是一个新国号‘中国’的话，那么您是否接受？”则民众的支持比例达到47%。而台湾当局的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的提问方式是：“关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共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将台湾看作地方政府，接受大陆统治，中华民国政府此后不再存在，对中共这种主张，请问您是否赞成？”对外事务主管部门的提问，则片面强调：如果台湾从此没有外交权，你是否接受“一国两制”？这些提问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将民调作为投机取巧的工具，是台湾选举中惯用的手法。为了顺利当选，什么时间、选取什么样的民调予以公布都有政治考量。最简单的方式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先进行“于我有利”的筛选，然后只选择一部分来公布，从而制造虚假民意。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过程中，各候选人阵营纷纷藉由操纵民意调查来唤起弃保效应的策略投票行为即是显例。根据台湾的选举规则，在行政首长的选举中，民众基础相近的两个或多个候选人，因为只有一人能当选，则候选人一般都会用民调证明自己支持率高。在“立委”选举中，民众基础相近的几个候选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可能当选，则候选人一般会避免当“出头鸟”，因为如果支持者认为某人一定会高票当选，就会有部分人自动转投其他支持率较低的人。相反，“立委”选举中，有候选人用民调证明自己选情危急以博取同情票。

民调染上蓝绿色彩，成为台湾极化政治的副产品。台湾政治的极化现象十分明显，举凡选举、立法议事、政策修订，甚至大众传媒等制度性安排，常常因为高度政治动员被工具化到极点，蓝绿对峙分明，民调也不能幸免。台湾虽然政党林立，但大体都可归为蓝、绿两大阵营。政党拥有的民调机构，直接为自己提供服务。为了政策宣传需要，它可以搞一个特定的调查，而像这样的调查的可控性和操控性是比较大的，人为因素比较多。台湾媒体因其自身资源优势，其民调往往有较大的影响，也是各政党争相扶植的对象。媒体一旦有了蓝、绿立场，调查结果就难免失之偏颇。在岛内民调机构中，《联合报》和《苹果日报》的民调被认为立场较中立、较为可信，TVBS、年代电视台的民调被认为倾向泛蓝，而山水调查公司则公认是民进党的“白手套”。同时，民调在台湾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市场，鱼龙混杂、昙花一现的民调机构常常各有所好，蓝、绿阵营则顺势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台湾选前会冒出许多从未听说过的民调公司，而选举一结束，又都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

总之，民意调查可以担负重要的沟通功能，但它的运作也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民调能够反映民意，但民调不等同于民意。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