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齐观“城管”

田东江

广州城管最近装备了“六件套”——防刺衣、防护手套、防护头盔、防护盾牌、全频加密对讲机、胸挂摄像头。其中，胸挂摄像头为全国首创。此事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然在城管与小贩暴力冲突日趋尖锐的大背景之下，这些防御性的新装备毕竟是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以“人为本”。有趣之处在于，2013年8月29日，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主持召开的第14期广州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如潮的舆论评说，他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古代就有城管，在宋朝京城就有一支500人的专门从事城市管理的队伍，明确规定在官府门前、民宅周围不能乱摆放”。

我估计，谢副市长查的是有人此前谈论宋朝城管的一篇文章，那里引了《宋史·职官志》之“街道司，掌辖治道路人兵”；另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十二月有“置街道司指挥兵士，以五百人为定额”。两者叠加，自然可以得出上述结论。然而，我们不妨把《宋史》中的那句话看全：“街道司，掌辖治道路人兵，若车驾行幸，则前期修治，有积水则疏导之。”光看前面一截，容易望文生义和城管联想，看完了就会发现，那是专为皇帝出行服务的建制。皇帝要动弹了，街道司先做些道路方面的整治工作，这与城管的功能怕是南辕北辙吧。

宋朝应该没有城管，至少跟小贩没什么交集。《水浒传》里，武大郎因不堪“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一天到晚前来骚扰，清河县住不下去，武大便“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成了一个标准的流动小贩。那个“不忿闹茶肆”的郓哥也是这种角色，“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武大、郓哥能够在“县前”即县衙前做小买卖，前者还能供养漂亮老婆潘金莲，逻辑推断彼时并无城管驱之逐之的前提了。

如果说那是小说，说的还是地方，那不妨再看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京城。其“御街”条云：“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宣德楼乃皇宫的南门，也是汴京的中心。这里的“市人”理解为流动小贩没疑问吧？概汴京城中，每一街巷都有固定的店家，如“潘楼东街巷”中有“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看牛楼酒店”、“郑家油饼店”，等等；“东角楼街巷”有“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不是小打小闹的了。此外，潘楼东街巷之“东十字大街”有个地方，“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彼时叫“鬼市子”，今天广东叫“天光墟”，那是典型的流动小贩无疑。与此同时，张择端名作《清明上河图》中，京城街道两旁的空地上正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不乏占道经营的意味。诸如此类，同样没有看到与城管发生冲突的记载。

与宽容小贩相反，宋朝对违建的打击不遗余力，这跟今天倒是恰恰相反。以屋顶违建来说，新近北京的“全国最牛”居然占据了整个楼顶；深圳“最牛”则是建了个空中庙宇。前者施工了六年，后者八年前就曝光了，都没见城管有什么办法制止。宋朝不然。毕沅《续资治通鉴》载，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候谢德权督广之”。德权得令，“先撤贵要邸舍”，从重量级人物开刀，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至于未几“有诏止之”。但德权意志坚定：“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僦屋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仁宗时有个叫周湛的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为竹屋，岁久，侵据官道，檐庑相逼，故火数为害”。所以周湛一到，“度其所侵，悉毁撤之”，不同的是，此番亦因“豪姓不便”，周湛被“徙知相州”。不过由此可知，宋朝在强拆违建当中亦难觅城管的踪影，牵头者都是钦定或地方大员的作为。

现代意义的城管何时出现？在下未加考证，然何以不少评论随声附和宋朝即有城管？该是今人并不读书，凡事依赖“百度”检索并望文生义的恶果了，始作俑者一旦开了黄腔，后面的便纷纷跌倒。说回城管，其装备的升级实则折射了城管与小贩尖锐对立的现状，倘若不能从小贩何以产生这些根本上解决问题，城管的装备水平只能是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