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工资”

刘吉同

前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有了特权，并逐步制度化，从而形成了特权阶层。特权大致分两块。一是“职务待遇”，包括吃（疗养食堂）、住（国家别墅）、行（专车）、服侍（秘书、警卫、厨师、护士等）、购物（特供商店）及医疗级别、旅游、观看演出、出国、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二是“第二工资”，又叫“津贴袋”，是不为社会所知的暗中“红包”，是特权中最肥最实惠的一块，最高层享受“克里姆林宫津贴”，次一些的领取“个人薪金”（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以下未注明的均出自该书）。特权按官职高低区分，官职愈高特权愈大。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机构林立，比如“国务院”各部委膨胀到84个，部长更多。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故享受特权的人数越来越多。党政官员的收入与普通人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通常达30至44倍，这还不包括他们权钱交易下的“黑色收入”。可以说，这部分人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以享受“第二工资”为主要特权的特权阶层，大致呈现出下列三个特点：

一是必须“政治上正确”。否则，这些特权就会像坚冰遇着烈火一样，很快消失。所以官员必须随时保持“政治上正确”，而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紧跟领导，做到无条件服从。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18年，基本上乏善可陈，但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拥护他、紧跟他，而且愈到高层愈“忠心耿耿”，特权的吸引与甜蜜和被剥夺后的恐惧及贫困，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坚决捍卫特权。特权这东西就像鸦片一样，一旦吸上很难戒掉，对其依赖性极强。故而在前苏联，谁动了特权阶层的“奶酪”，就会形成“群起而攻之”的态势。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是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反对特权、限制特权。而且动了真格，取消“第二工资”，取缔特供，除中央的疗养院保留其外，其他的全部撤销，减少专车，等等。这下如捅了马蜂窝，一下子使很多官员丢掉了“钱袋”、免费早餐、免费别墅和专用汽车......，遭到了几乎所有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强烈抵制。以至于勃列日涅夫等人“倒赫”时，中央很少有人站出来反对，那么多人抛弃了赫鲁晓夫，原因就在这里。

三是绑架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权阶层身居苏联各级政权的要津，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一群自私、庸俗、沒有理想、以中饱私囊为乐的寄生者。表面上声嘶力竭地痛斥“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但内心却狂热地追求之、享受之。他们之间互相维护、互相包庇、互相“借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蝗虫体系”。为了保住自己的“盛宴”，他们不惜毁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典型特征是，能捞便捞，能享受便享受，管它以后“洪水滔天”。这种特征，在勃列日涅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垄断权力，勃氏坚持提拔上年纪的人，因为这些人有经验少野心，“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就是对这些老人，他也心存戒心。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从不让一个人主持，而总是并列两个，前期是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后期则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让他们互相竞争，均有求于他。勃氏的权力和地位倒是安全了，但国家却危险了，连着三年死了三位总书记，因为后两人接班时，都已老态龙钟，甚至病入膏肓。中央如此，地方亦同，在政权的各个阶层，充斥着“小勃”式的人物，只问权力，满腹私欲，沒有担当，平庸而又官僚，任凭苏联这艘巨船向“死海”驶去。美国一位学者说，“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谓一针见血。庞大的苏联很快也就“亡党亡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