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前提•三种形态•三次重大转向

摘 要:新中国60年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可以从独立、开放、改革等三个前提的缔造,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的长期并存,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等三次重大转向来把握,这是中国构建现代化前提、应对复杂社会形态提出的挑战、成功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建国60年;现代化;前提;社会形态;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04-05

作者简介:A严翅君(1950- ),女,江苏南通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

新中国的60年,是成功启动并不断推进现代化的60年。本文试图从60年来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缔造的三个前提、置身的三种社会形态背景和实现的三次重大转向,来说明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

三个前提的缔造

现代化有三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一,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主权国家;其二,必须全面融入世界;其三,必须建立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制度。应对这三个基本要求,独立、开放、改革便成为新中国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独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落后挨打的惨痛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追求现代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是,一次次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西方殖民者只想把中国当作可以任意掳掠的对象,不希望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因此,指望借助西方殖民者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幻想。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追求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开始追求“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前提是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后来则基本处在闭关自守状态。其原因,一是西方封锁;二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闭关自守看成是独立自主,把对外开放看成是崇洋媚外;三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按计划生产和分配,很难融入国际市场。这种闭关自守的状况,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扩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他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90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以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主动参与全球化,实行了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所谓全方位,就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所谓多层次,就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开放,全面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所谓高水平,就是在开放中既引进“世界的先进水平”、“最新的科研成果”,也“走出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双向交流。这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许多国际性组织和论坛中活跃着自己的身影,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从而具备了推进现代化的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是改革。尽管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忽略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经济制度上,中国选择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与此相应,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八级工资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关系,统统归入批判之列,走入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歧路,使经济的发展失去了根本的动力。在政治制度上,高度集权导致“民主集中制”的走形变样,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最终发展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这样的制度安排与现代化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在经济制度上,从全盘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再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强劲而持久的动力。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增长,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中国人从普遍缺乏温饱,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问题,90年代末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并满怀信心地朝着全面小康的目标奔去。在政治制度上,高度集权正在为现代民主制度所代替。从“领袖个人说了算”,到每个人都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充分自由地言说,再到村、社区基层的普遍选举制度和自治制度,以及强调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等等,现代民主制度正在日益发展和完善。与此同时,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各项制度,也都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改革,这就提供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

三种社会形态的叠加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一种比西方原发现代化国家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背景中推进的,其复杂性就表现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的长期并存,由此带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难题。

首先看前工业社会转型面临的困难。中国现代化推进中面临的一个最深刻的背景,就是广大农村处在前工业社会,即自然经济的形态中,而且这一形态的破解有极高的难度,这是由中国的国情特点决定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农村人口又占了大多数。同时,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绝不能走西方早期现代化用农村破产的方式强行破解自然经济形态的道路,不能以农村和农民过大的震荡和痛苦为代价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而只能循序渐进地推动这一进程。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从打破“一大二公”的体制格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目的是使原先超前的生产关系“退回去”,以与我国农村低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育,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迅速发展的联动效应,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增长。

毋容置疑,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以农业的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标志,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采取的家庭经营、土地分散利用的方式,显然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但尽管如此,在农村改革已有30年、农村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我们仍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一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宪法已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作了明确规定,现实实践也说明它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以城市化的显著发展和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变成市民为前提。但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仍是“两栖型”的,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无法在一个短时期内满足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这就必然要求在农村为他们保留一条退路,也就是保留他们承包的土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虽然是推动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的有效方式,但也不能走过去运用行政手段搞群众运动的老路,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是我国农村的一项长期存在,这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其次看工业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两难选择。毫无疑问,中国的城市和一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从全国角度讲,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进入了后期。但是,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市场经济不成熟,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一系列两难选择接踵而来。

一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两难选择。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百多年,工业化早已完成,并已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物质基础相当雄厚。我们要缩小与它们的差距,必须快速发展。然而,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快速发展必须极大地激发效率,在全社会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做的确使精英和能人的积极性得到了释放,带动了全社会效率的极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拉开。同时,快速发展的要求也强化了GDP崇拜,放大了粗放型生产的冲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呈现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导致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不断发生,2003年的非典爆发就是警示。

二是同步效应所带来的两难选择。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要快速发展,还要同步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过:“世界是平的”^[2],就是说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每个国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确,中国也勇敢地站到了这一起跑线上,努力与发达国家在以信息化为引领的高科技浪潮中“同步发展”,这使中国抓到了很多机会,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站在这同一起跑线上,各个国家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基础极为雄厚,信息化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工业化高度发达后的产物,西方社会掌握了大量高科技的开发权、专利权。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不久的国家来说,应对信息化社会挑战的条件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使中国成了信息化时代的制造工厂,同步效应带来的是事实上的不同步。

三是超越效应所带来的两难选择。中国要最终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选择超越式发展。赶超战略迫使中国咬紧牙关、奋发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赶超的层次不高,走在世界前列的先进科学技术很有限。这是因为,人的能力与赶超的任务不匹配,任务繁重而人的能力不足。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赶超”起来的。

最后看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新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之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给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丹尼尔•贝尔认为:“作为概念和现实,后工业社会生成于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中,生成于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的演进中。”^[3]也就是说,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有一个按照时间序列的演替过程:工业社会取代前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又取代工业社会。然而,在中国,一方面是前工业社会形态至今还是“汪洋大海”(在农村);工业社会形态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正在发育中,整体上还处于中期,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同时,在首都,在一些省会城市,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工业社会的迹象已很明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事实说明,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扩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嵌入”。

我们看到,在这些城市,在跨国企业较为活跃的区域,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产品经济在悄然向服务经济转变,专业技术阶层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理论知识戴上“皇冠”成为社会的轴心,对技术进行预测和评估控制,智力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新型工具……这些都对我们的观念、能力、行为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观念来看,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中,服务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工业社会的那种标准化服务,更要体现的是个性化服务。但是,我们多数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标准化、批量化上面,而观念停留在工业社会,就难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从能力来看,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消费品,我们知识的创新能力不够,因此,在多数时候、多数地方,就只能停留在加工制造的位置上。从行为方式来看,后现代社会更需要协作,而这些协作常常是跨国的。如设计一架飞机,也许是多个国家的设计师通过网络来共同完成,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深切的体验。对这种行为方式的不理解、不习惯,将使我们在融入世界中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后工业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崭露头角,也对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三次重大转向

缔造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应对复杂社会形态背景带来的种种难题,需要中国人进行一次又一次观念和制度的创新,由此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性变化与转向。这些变化和转向,彰显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选择和重大成就。纵观建国60年来的现代化历程,这些创新和变化可以说是林林总总、目不暇接,但最具历史意义的三次重大变化和转向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增长的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这三次重大转向,是中国现代化前提得以确立的条件,是对三种社会形态叠加而带来的复杂难题的积极应对,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手笔。

首先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独立是自主现代化的前提。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根本制度才能使独立的主权国家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更能调动人民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1]62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得到充分释放。建国后,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中国经济便走出了长年战乱的阴影,步入了建国以后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可惜的是,人民群众的这种热情后来被错误地引向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时,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权力的使用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保证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西方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难以跨越三个“坎”:一是农民破产,二是工厂的血汗工资制,三是残酷的殖民剥削,马克思把这些称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以象征这一灾难性的历史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几乎是牺牲了十几代人,才逐步跨越了这些“坎”,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注重的是资本的利润而不是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使我们能够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自觉地纠正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现代化不致走偏方向。

其次来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前提,从基础部位讲,就是从高度集权、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向每个个体都有权进入市场、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一转向是空前艰巨的,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坚决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通过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实现的。破除“两个凡是”,放弃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为松动高度集权的体制作了准备;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人们摆脱了种种荒唐的政治束缚,这是在经济领域获得突破的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首先从农村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育。

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92年春天,姓“资”姓“社”的争论旷日持久。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但是,传统的观念却坚持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成分多了,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国就此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闸门。通过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这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崛起、先进文化的繁荣,也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实现的新形式。这一基础性转向,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清了自己的历史方位,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来看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向。改革开放30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现代化建设的关注点主要是经济增长。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当代解释,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其主要特点:一是发展处在黄金期,即发展的速度更快,机遇更多;二是发展处在矛盾的凸显期,教育、分配、就业、保障、医疗、环境,都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两个特点,在中国都非常明显。关于发展的黄金期,200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却仍然可以保八。至于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迅速拉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惊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也明显不平衡,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不足……所有这些都表明,片面的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忽略了现代化的整体观,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必须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发展为了谁?发展为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吹响了中国发展观转向的号角。到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其要旨归纳为四句话:“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同时,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的历次中央全会先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要求,并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党的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作了部署。

然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难题。难题之一:20多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驱动下,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破解起来是有难度的。难题之二: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不理解,用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表现为贴标签、穿靴戴帽,具体贯彻落实不到位。难题之三:形式主义的背后推手是既得利益。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粗放式产业向高科技、优质化产业转型以及节能减排等,最初的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着眼于眼前的既得利益将很难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协调利益关系,而强势利益集团则可能利用各种关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难题之四:能力不足,本领危机,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矛盾。

针对以上难题,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解放思想,兴起了第三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如果说,第一次解放思想树立了“实践”的标准,第二次解放思想树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第三次解放思想则是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标准。在“以人为本”标准的衡量下,解决“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等问题,破解传统的发展观念、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总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中国的现代化将迈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3]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