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到有效性：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摘 要:政党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合乎理性的存在,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回顾世纪之交一些丧失政权的大党、老党的历史,不难看出政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资源流失;权威地位动摇;治理功能递减;政党制度化变异。因此,化“危”为“机”,需要政党将合法性建构在有效性的基础之上,确立有效性的价值追求,增强政党的适应性;拓展政党的包容性;发展政党的民主性;提高政党的整合性。

关键词:合法性;有效性;逻辑特征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84-04

作者简介:A张广辉(1984- ),男,河南平顶山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

政党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有效治国理政的过程,既是政党与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又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一个把合法性建构在有效性基础之上的政党,能够将国家全面引向符合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方向上。近代政党政治的演进逻辑表明,一个完成自身现代化使命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执政有效性的政党。因此,建立一个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相适应的政党治理体制,增强政党执政有效性,对于实现政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尤为重要。

合法性再审理:执政有效性缘何可以成立

1.政党合法性资源流失。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广义的合法性包括党内合法性和党外合法性。党内合法性主要是指党员对所在政党的认同和忠诚以及对政党领袖的拥护和爱戴;党外合法性则体现在政党外部的民众、团体和国外政治势力对该政党的认可。自近代政党诞生以来,政党内、外合法性资源的交集大致有革命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随着执政环境的变迁,“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1]革命合法性随着党内老一代退出政治舞台,靠推翻旧政权获得的合法性便逐渐消退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在合作共识的全球化背景下,其鲜明的个性受到压抑;领袖魅力合法性在领袖逝去后更显得脆弱无力,如苏共的领袖终身制,在领袖去世后形成的权力真空期间是权力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经济绩效合法性或许是长期维持政党统治的有效资源,但是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风险,使这一合法性资源缺少持久的稳定性,如日本自民党,由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最终导致其丧失政权。随着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流失,这些政党在党员人数不断增多,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党力(政党本身的组织力、战斗力和政党在国家社会中的动员力、影响力以及成为执政党后的执政能力、执政效力)的不断衰弱,形成了二律背反。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仅有20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40年代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头号强国,50年代一跃成为与美国分庭抗衡的超级大国,60年代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格局,70年代还是如日中天,80年代末已是乱象环生,90年代拥有2000万党员时土崩瓦解。这种现象反映出政党规模发展与其党力增长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反向运动的关系,也揭示了一种现象:政党规模较小时,只要该党拥有足够多的合法性,也可以长期执政;即便规模扩大,如果合法性资源不足,仍可能丧失政权。

2.政党权威地位动摇。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控制力不是来自于公共权力,而是来自权威。在民主政治时代,只靠权力统治的政党难以长久保持执政地位。因为,权力只表明服从,而这种服从带有强制性,处于被迫服从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由此导致现存政治体制的动荡。可见,无论是体制外依靠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还是体制内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竞争型政党,政党权威都是政党执政的无形政治资本。正如迪韦尔热所说:“当一种力量来自威望和门第,即它具有某种精神方面的优越性时,这种力量就会使服从它的人甘心接受。”^[2]广义的政党权威既包括政党外权威——对政党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势力与组织,诸如强大财团、种姓家族以及其他各种压力集团,又包括政党内权威——政党领袖权威和政党组织权威。政党产生之初,其权威一般体现在政党外权威和政党领袖个人身上。一方面政党外权威对政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扶持和支撑作用,容易扩大党的影响,迅速取得政权,另一方面政党外权威则有可能会严重削弱政党自主能力。例如印度国大党,由于其权威停留在印度种姓制度上,尼赫鲁家族的威望在给国大党带来兴盛的同时也阻碍着国大党按照政党自身逻辑成长发展。政党权威中领袖的独特魅力是政党凝聚民众的一面旗帜。“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作为权威”^[3]。统观世界各政党,在创建初期,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或多或少地都有克里斯玛的存在,“它的服从者对某个领袖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这个领袖被认为是具有非凡的、有时甚至是魔幻般的才能,并相信他能创造奇迹。这类领袖常出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因为当其他原则,如合法的传统的或理性—法制的原则遭到破坏时,他们便成为把人们团结在统治关系之中的凝聚力”^[4]。但领袖权威是不长久的,政党如果完全依赖克里斯玛型的领袖而生存,则当个别领袖人物凋零之后,政党的发展也将陷入困境,甚至丧失政权。“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5]

3.政党治理功能递减。所谓政党治理(party governance),是指由政党内各级领导机构与党员主体上下互动、共同管理党内事物的一种动态性、多层次的政党建设过程。在现代社会,政党作为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是民众控制政府权力之手的延伸,政党政治促进了权力运行法治化、政治治理民主化、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进程,满足了民众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愿望和意志。但是市场经济加速了各国国内阶层的分化,这些分化反过来又对政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此外,政党组织结构的老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僵化也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治党与治国的有效性,使其治理效果日趋递减。“在政党政治的现实当中,任何一个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其能力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政治惰性。”^[6]这种“政治惰性”即是指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效果递减。同样,政党自身治理也存在这样的惰性。这种递减表现为:一是政党执政功能递减。苏共等政党在执政之初,都或致力于推翻本国专制统治、争取主权独立、民族解放,或致力于稳定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但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党内腐败特权阶层产生。例如苏共各级领导享受各种特供商店、特供学校、特供别墅等特殊待遇,逐渐向官僚阶层演变,为自身的蜕化、变质培育了灾难性的温床。二是政党无组织力量的生长。相对于一般组织而言,政党组织形态较为健全、组织结构较为完善、组织成员较为固定。在执政初期,各个政党一方面尽力扩大政党的动员力和组织规模,另一方面注重党员管理、党员民主性的发挥,竭力防止政党分裂。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隐藏在组织深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党员规模呈现泡沫式的起起落落。这种党员数量的多、组织规模的大是不稳定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这些都可能为政党无组织力量增生创造条件。而无组织力量的成长又会腐蚀政党的机体,破坏政党的整体内聚力,削减党的声势和实力,更有甚者,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势力又组成新的政党,并成为本党的反对党,在促使这些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政党制度化变异。“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7]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8]政党制度化是衡量政党成熟与否以及政党自身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近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历程表明,政党制度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异。以苏共为例,斯大林教条地、绝对化地对待列宁的思想,把这些思想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抛在一边,把不得已而为之的干部任命制、党政一体制、高度集权制看作无产阶级政党固有的本性加以凝固化,阻断新生政治精英在体制内的自由流动。而“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掌权阶级中大量增加蜕化分子,同时也使下层中的优秀分子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平衡就变得不稳定了;稍有冲击就会摧毁这种平衡,一次征服或一次革命会打乱一切,使一批新的尖子人物执掌政权并建立新的平衡”^[9]。与此同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契合的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又以执政党领袖的高度集权为归依,个人高度集权制与干部任命制、领导终身制相结合,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领袖或领导人的顶礼膜拜。干部的升贬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成绩,而取决于领导的青睐,领袖可以任意惩罚或赦免自己任命的人,随心所欲决定他们的命运。这种制度变异带来的结果是干部“眼睛向上”,只要任命他的上级满意,就有升迁的机会,即便普通群众怨声载道,也可毫不在乎,由此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执政有效性的内在逻辑特征

1.适应性是执政有效性的逻辑起点。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伴随着君权神授向天赋人权的转变而生,在直接民主的困境中和代议制民主的兴起中得到加强。政党不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深蒂固,而且在所有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作为现代性的特征而存在和发展。尽管“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11]。但政党在诞生后短短200年的时间内,还是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开来。这说明政党适应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回顾世纪之交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历程,不难发现这些政党都是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执政有效性丧失。反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和绿党的兴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革命到改良,还是淡化意识形态,标榜超阶级,都是这些政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革新调整。在时代主题已整体上由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阶级阶层的多元化、A“模糊化”,已使各国实施暴力革命的可行性降低。正如托马斯•迈尔所言:“仅仅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在一个已发生社会分化、工人在其中不占社会多数的社会里是没有成功希望的。”^[12]正因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意识形态从原来的鲜明、激进变得模糊、温和;政策主张从浪漫空想变为相对务实;党际关系从做坚定的反对派转向与社会党组成“红绿联盟”。

2.包容性是执政有效性的生存之道。政党包容性,是指政党对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民和政治团体的争取、接纳、吸收。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足以代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包容体制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成为政党获胜的有效手段。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不相容性,必然使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受到限制,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然激烈,社会的离心力就大。反之,政党的意识形态包容度越强,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淡化,相互间的冲突就越小,社会的向心力就越大。二战后法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战后法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削弱了分利性利益集团的发展。印度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围绕种姓制度建立的意识形态隔绝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融合与合作。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包容的,以便既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者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在冷战时代,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执政党的毛病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和主张。但是当今时代,一方面政党要执政,已经很难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难题不再只是政党执政不力带来的,而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没有执政的政党仅仅依靠指责执政党的失误,很难吸引民众。为此,希望执政的政党,都开始从批判性政党转向建设性政党,政党的活动内容由与执政党针锋相对,演变为提出自己治国理政的方略与之竞争。西方国家把这种现象称作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在改革之前的英国工党,一直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由此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底层人士的支持,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近年,工党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只占到26%,而且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逐渐以“中间化”的面目出现,宣称自己是全民党。法国社会党宣布建立跨阶级的联盟,强调自己是跨阶级的政党,制定以中产阶级为基本依靠力量的新型联盟战略,从而把更多的社会阶层整合进来。

3.民主性是执政有效性的内在规定。党内民主是保持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发达的党内民主,不仅能够把有志参与政党事务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而且也使民众易于增加对政党的认同感。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竞争的实质是对支持者的争夺,吸收党员是争夺的主要形式,而党内民主是提高政党形象、增加政党吸引力的最佳手段。为此一些政党将自身的改革称为“党的民主化”。考察世纪交替之际,丧失政权的大党、老党,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是在政党内部实行“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与此相耦合的是政党官僚化,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难以保证,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鉴于传统党的“垂直型”组织结构存在的集权倾向严重、信息传达不畅、压制基层党员的声音等缺陷,为提高执政有效性,一些政党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在党员构成方面,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允许特定成员加入,转变为开放的、包容的、允许认同政党主张的各种人员加入;在党内沟通方面,由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由领导人逐级传达政策主张,转变为利用公共的和公开的传媒工具推行党务公开,重视基层回应;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面,由过去金字塔式的集权型决策结构,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多线平行的网络式结构。例如随着社会的变迁,英国共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改造。在改革之前,工党面临诸多的问题,比如党内决策体系缺乏民主性,党内派系林立,基层组织不能充分吸引广大中产阶级等。工党从自身的组织体系的改革着手,加强党的权力部门的民主化,加强基层组织的民主化,加强决策咨询的民主化,把工党从一个传统的带有强烈阶级性质的劳工党改造成以参与选举为主的全民党。^[13]工党的组织化改革,为1997年和200年大选中连续获胜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政党组织体系的民主化反映了政党现代化的要求,政党民主化,有助于巩固政党的内部,也有助于吸引各种社会力量。

4.整合性是执政有效性的生成基因。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手段,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有机组合、协调,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这表明政党带有与生俱来的阶级倾向性,而执政党控制的公共权力作为表面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需要代表全体民众,这种实然代表“部分”与应然代表“全体”之间矛盾的协调,需要发挥政党的整合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之所以极为突出,是因为现代社会作为区别与传统社会的全新的社会形态,最大特征在于祛除了封建时代地区之间的分割隔绝,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封闭状态,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横向社会组织网络与社会联系,在社会有机体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的一体化。因此,有效的社会整合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表征,高效的社会整合是一切国家治理追求的基本目标。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核心要素的执政党在推进社会整合过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实践表明,执政党整合作用发挥的越好,执政地位就越巩固,反之,则会下降,会遭到削弱。例如西欧国家各政党的“协和主义”、“阶级合作”,都体现了政党强烈的整合性。再如墨西哥是一个社会分裂十分严重的国家,遍布各地的军阀,形成了“考迪略主义政治”,为了消除“考迪略主义政治”,革命制度党把各地的“考迪略”都吸收到统一的执政党内,在此基础上,把原先以“考迪略”和地方党派划分的机构改变为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四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这样把各个阶级、团体的矛盾都纳入党内,通过党内协调来整合各方面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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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