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建设科学化

作者简介:A李春耕(1966- ),男,山东莘县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专职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政治学。

摘 要:科学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前提;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又是准确把握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有力保障。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历史方位;党的建设;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2-0004-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从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与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党建立88年来的奋斗历程证明,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前提,同时,正确把握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又是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有力保障。

一、科学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前提

所谓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坐标和走向。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的关键。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什么时候我们党准确地把握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事业就发展壮大;什么时候把握不好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前提。

20世纪初,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激烈的战争。战争引起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一大批被压迫民族国家的革命者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非常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十分弱小,为了利用国民党当时的影响,壮大自己的力量,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但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却没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使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同样与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很好地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有关。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我党的具体状况,准确地把握了党的历史方位,明确了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才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也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党意识到自身历史方位的改变。应当说,建国前后,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1480在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转变时期,我们党根据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相应地制定了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高潮,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支持,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甚至把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选择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进而又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方针,其中之一便是“向外国学习”。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针对中国国情的变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此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作重点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同时指出,与指导革命战争相比,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更伟大、更复杂、更艰巨,党不但要善于领导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还要善于领导经济建设。他号召全党:“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1]1481;“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3]。正是由于我们党对这一时期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认识,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使我们党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到1956年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这一时期,对于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我们党还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还只是浅层次的,还没有牢固地确立执政意识,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而是沿袭了革命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4]。由于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再加上当时国际社会正处于冷战时期,“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5]232,致使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一度出现严重失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曲折,没有很好地执行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没有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认识自身的地位和任务,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延续了革命党的思维定势,在党的建设上从扩大民主退回到过分集中;从强调宪政和法制建设退回到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在理论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成为执政党,但却没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没能实现好党的角色转换,因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规律还不能自觉把握,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执政党所应承担的历史任务、所应采取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与作为一个革命党有哪些根本的区别。在这样的思想认识指导下,党的建设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也就谈不上党的建设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从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科学地判断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方位,并据此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概括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才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庄严宣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全面科学地概括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执政方位又做了更为详细、更为全面的表述: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表明,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把握得越来越准确,这就为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二、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准确把握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有力保障

从我们党团结奋斗88年的历程来看,整体上对党的历史方位的把握还是准确的,当然,其中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偏差和失误。为了更好地把握党的历史方位,不至于在今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出现大的偏差和失误,就应该像这次全会所要求的那样,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动党的建设创新,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就是以符合并体现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能够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性,有了科学的理论,才有科学的实践。因此,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于推进党的全部活动的科学化至关重要。坚持党的建设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揭示了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战略策略,大大推进了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并推动了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全面创新,探索并开拓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必须继续确立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才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增强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就是使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建立完整科学的制度体系,以调节党的行为,规范各级党组织的关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促使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科学理论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党的建设要沿着科学理论所指引的方向顺利前进,还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做保障,构建一整套与科学理论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党的建设偏离正确的方向。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制度的规范和协调。对此,我们党早就有所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33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在党的十七大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总结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制度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并列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并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制度,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制度建设也像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一样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继续加强制度建设,致力于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使党的制度建设可以在实践层面上帮助党很好地解决目前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在这次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使党的制度建设走向科学化的轨道,标志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今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就是根据党的建设的发展规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符合实际的方式方法和艺术,从事党的工作和领导活动。方式方法是党履行使命、实施领导、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载体和依托,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发挥的重要制约因素。方式方法是否科学,关系到党的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关系到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努力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环节。从目前状况看,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基本上是适应的,但仍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不科学的方面。对此,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在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建设中,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方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抓大事、抓全局、抓根本,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又不能包办代替或过多干预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具体事务,要支持它们依法独立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既要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努力使各项工作把握规律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又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主张,使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0.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9.

[4]黄志高.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演变与认知[J].学术论坛,2004(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