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师生涯述论

谭林

摘要：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担任学长，见习教师，为他以后的教师生涯打下了基础。1897年梁启超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教师，多方面阐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湖南以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新思想、新学说有较高认识的人才。1899年梁启超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向有志青年灌输近代民主思想，引导他们继续推进改革事业。民国时期，梁启超先后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师，教学和学术研究相长，梁启超陆续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等，为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教师；生涯

一、前言

梁启超（1873—1929），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报刊理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一生从事了报业、官员、学者、教师等职业，梁启超曾先后在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讲学、任教，本文对梁启超教师生涯述论于后。

二、万木草堂见习教师

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从弟子中选拔优秀者担任学长，梁启超等都曾担任过学长。万木草堂学生张伯桢记载：1895年，康有为入京应试，草堂学务交由学长代为主持，每日功课依康有为所定章程阅书写笔记，有疑义则请益于学长。梁启超作为其中一位学长，十分尽职尽责。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担任学长，近于见习教师，学习到了初步的教学方法，后来他参照万木草堂教学方法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等。万木草堂学长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教师职业做了初步准备。

三、湖南时务学堂教师

1897年11月，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学堂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的方式是令诸生作札记，师长批答以指导。发还札记时，师生相坐讨论，醉心民权，讨论革命，日夕以此相鼓吹。

在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白天上课，在讲台上，畅所欲言酣畅淋漓，宣传激进思想；晚上批改作业，通过批改学生作业，广泛宣传阐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张扬学生的进步思想，推动时务学堂面貌一新，引领学生的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培养出一批富于革命思想的学生，为湖南和全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培育了一大批人才。其中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大半为国献身，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如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有的人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等。

四、日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教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9年8月，在东京华侨的帮助下，梁启超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为流亡日本的中国青年学子和华侨子弟提供高等教育，学校中30多名学生多为流亡日本的中国维新志士。梁启超对这些学生讲授卢骚、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学说，于是学生思想大变，决心追求民主自由。第一期学生冯自由回忆说：“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秦力山、林圭、李炳寰等人“漸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教学内容更侧重西方“政学”，为的是把近代民主思想传授给有志青年，引导他们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且该校的学生主体亦由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构成，因此，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可说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复活与延伸，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是设在东瀛的”时务学堂”。

蔡锷留下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这两份“课卷”中，老师与学生主要讨论了人的自由权利，学生侧重于天演进化的原因，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独立思考、特立独行。

五、南开大学教师

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中国文化史”。梁启超才华出众，讲课时热情汹涌，每次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都是座无虚席，“听讲者有数百人之多”，其中不仅有南开大学的师生，甚至“天津各校教员、学生来旁听者颇多”。他的讲课极受学生乃至教师们的欢迎。曾有学生撰文感叹道：“梁启超是中国历史的改造家”。梁启超的日记在字里行间多次流露出自己为了给南开撰写讲义而终日忙碌的情景。同时，为了提高学生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他还曾每两周给学生举办一次关于如何做学问的讲座。

南开大学聘请梁启超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南开大学非常重视梁启超的讲座，规定此课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才华横溢，每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毫无倦容；梁启超授课认真，凡因事误课必定补讲；并进行正规的考试。结束讲座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关系极为融洽。梁启超根据《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稿整理出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该书为现代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名作，至今仍然是广大文史学者的必读之书。

六、清华国学院教师

1920年底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学校授课，讲授“国学小史”、“五千年史势鸟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中国学术史”等课程。

1925年9月，梁启超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培养国学人才尽心尽力。梁启超讲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和“治史方法”，秋冬开始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梁启超讲课，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史载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历史典籍、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说，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熊佛西也说——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endprint

梁启超在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做学问，重视传授学生治学方法，也很重视对学生的人格培养，他曾在研究院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鼓励清华学生“诸同学出校后，若作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作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篇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里面》提到了，而闻一多也听过这次演讲，关于他或者是其他人对于梁启超的这次演讲的回忆，闻一多多年后向他的学生们“表演”过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讲述时，情不自禁地跟着把脑袋转来转去，讲得满脸通红，声音激昂.末了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七、东南大学教师

1922年，梁启超受邀在国立东南大学授课。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教授两门课，一门是《先秦政治思想史》，另一门课程也与历史相关。在東南大学的教学中，梁启超始终贯穿“趣味”理念。在东南大学为讲师们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以充满活力又谦虚严谨的态度迅速赢得学生们好感，成为学生心中“最受欢迎讲师”之一。讲课时，梁启超更是始终注入充沛的情感，讲到澎湃处，经常自己痛哭流涕。

“趣味”二字是梁启超最大的人生信仰和教育理念，他曾在讲座、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这个观点。1922年的夏天，梁启超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趣味》，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梁启超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什么叫趣味呢？梁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认为除此之外，像赌钱、吃酒、做官之类的事在做时或许有趣，但并非能以趣味终。输了钱如何？吃酒吃病了如何？没有官做了又如何？因此，他提倡做学问，认为“学问的本质能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自认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噜，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成为梁启超一生勤奋地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1923年梁启超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董会董事长，并在学校任课两门“中国文化史”和“国文教学法”。他的学生梁容若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的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他在北平的公开学术讲演，常常有一两千以上的听众，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窗子都挤满了人。”另一位学生回忆梁启超在北师大上课的情形时写道：“1926年我在北京师大求学的时侯，正是梁先生息影政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阶段。他在师大教的是中国文化史，只讲到社会组织编，每周也只来两次。由于他的名气大，学识渊博，他每次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还站着听。有些同学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届时宁可牺牲本门功课也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大了”。梁启超对北师大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心血，梁启超同样对这所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1924年5月为北师大毕业同学录所做的序文中说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者，全国中等以下教育师资之所由出也。”“改建师范大学，其对于教育前途之责任益重且大。”他勉励毕业生，“虽去其校犹未去也，人人永保持在校之精神。于去校以后，则母校之生命荣誉得分寄递衍焉以长留天地间”，足见梁启超对北京师范大学和学生感情深厚。

参考文献：

[1]万木草堂.维新变法策源地百年书院一度成大杂院2013-11-01，广州，羊城晚报

[2]梁启超与蔡锷的师生情谊.中国文化报，北京，2013-06-03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初集，第107页

[4]梁启超与南开大学，中华读书报.北京.2004年5月14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