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地走进那良夜

何承波 戴雅婷 赵子坤

摸黑穿过一排排狭长的握手楼，我走出曲折的巷子，一头撞进了凌晨三点热闹的广州。

街道两旁摆满夜宵摊子，未眠的人围在临时搭起的桌子前，喝酒、攀谈。大部分店铺还亮着，热闹的大排档、糖水店自不用说，理发店、药店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也不肯关门。巷子口的自助成人用品店里，一个流浪汉面对着电子屏上的性感美女广告，看得入神。

广州的深夜，一如白日里那样热闹，但静谧的夜色下，聒噪和喧闹早已褪去，一切显得温存。

我走进一家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两听啤酒。40来岁的小个子女店员跟我道了句“晚安”，随后我走到对面的凉亭里，用两个小时消磨完啤酒，回到出租屋里，一觉睡到阳光从西侧的窗户照进来。这是半年来的第一场好觉。

不过，这种情况很难持续，第二天、第三天，失眠如同魔怔，持续困着神经衰弱的我。上半夜，手机还能消磨一下，下半夜，厌烦和焦躁开始左右我的意识，一点点的声响和光亮，直把人拽进黑洞里。

夜晚是一个逃不掉的牢笼，偶尔，我也来到豆瓣的“睡吧”小组，一字一字地读那些同样被睡眠所困的人写的经历。小组里两万成员共同的主题，是如何打败失眠这个夜间怪兽。跟我一样，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我们被套在失眠的柱子上，越挣扎，被拽得越紧。

与他们的同病相怜，带给我一种脆弱的慰藉。

第二次来到便利店时，晚安女士已经离职了，换成一个手臂文着鸢尾花的女孩。她站在便利店门口吞云吐雾，烟头肆无忌惮地扔了一地。

我照例去亭子里呷啤酒，对着下面黑色的池塘发呆。鸢尾花女孩后来也加入了，我们交换了彼此的失眠故事。

被睡眠放逐

2017年3月，我从一座小城市来到广州，满怀壮志，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高飞的平台。被20多家企业拒绝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生活开始难以为继。为了解决租房和伙食，我不得不找了份兼职，一周六天，上下班挤在人堆里，前胸贴着后背。工作也高度机械化，日子久了，總感到心智消磨。加上失眠的折磨，头昏、干呕，整日昏昏沉沉。

搬离租金昂贵的公寓，我在一个破旧的城中村找了间600块钱的单间。握手楼一栋紧挨着另一栋，似乎手伸出窗外就能摸到对面。我的窗户对面，住着一对男女。深夜里，总传来精力旺盛的呻吟或者吵骂。

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失眠的。我投诉过很多次，也曾深夜上门严正警告过那对男女。但当那扇窗户彻底安静后，我的失眠却越来越严重了，我不得不思考，我的症状是不是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回想起来，不仅广州容不下我，我的硕士毕业也似乎遥遥无期。我的毕业论文主要研究当代小说，导师曾对我寄予厚望，认为我终将探索到时间的奥秘，填补学术的空白。他支持我的延迟毕业，甚至叮嘱我“把论文打磨得漂亮些，再考虑工作的事”。

现在，他隔三差五发来大段大段的语音，“不行你就糊弄一下，快点从学校滚蛋。”

人生的挫败感，开始占据我的心头。

鸢尾花女孩的失眠跟我不一样。她曾经成绩拔尖，呼朋引伴，没有什么焦虑的。但从高三开始，她整夜莫名地无法睡觉，第二天又浑浑噩噩，成绩急剧下降。父母和老师关怀她，为她着急，她也吃过很多药，看过很多医生，但就是没用。

她的失眠有遗传的因素，她的母亲和外婆都有失眠史。状况持续到专科毕业，她放弃了治疗，从茂名来到广州，找了份夜间便利店的工作。

她时常不甘于收银这份工作的卑微，但夜间便利店工作有个好处：她不用考虑如何睡着，而是怎么保持清醒。这反而给了她一种解脱感。广州的夜晚惬意而无聊，她靠着一根又一根的香烟对付。

最后的自由

城市的夜间，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第一财经》曾收集地铁运营时长、城市夜间公交覆盖范围、TalkingData 活跃设备夜间使用量占比、滴滴夜间出行活跃度和城市里的酒吧数量，计算出城市夜生活指数。其中，广州的夜生活指数排行第三。

广州有四大酒吧街，无数大排档，还有夜间才出没的夜宵摊子，这些场所收留着无数深夜不愿回家的人。

我认识一个经常跑夜班的的士司机。他说，他载过最孤单的一个客人，是一个披着长卷发的 20 来岁的姑娘。她在珠江新城新开的酒吧门前被朋友们抬上了车，稀里糊涂报了一个地址后，发现自己身上钱包和身份证都失踪了。她央求司机继续开下去，带她从天河绕到海珠，直至天亮。清早，姑娘回到家，司机在楼下等她下来，收了500元车费。

深夜的城市，清空了拥挤的车海和人流，成了未眠人的收容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深夜意味着仅剩的自我支配权的回归。

加班结束后到天亮前的这段短暂时间，是白领小安所能拥有的最后自由。她的出租屋离公司只有 3 站地铁的距离，她每个月能攒下300元左右的交通报销费。996 的工作制度早已过时，24 h 不停歇的灵感和不关机联络才是判定一名合格的互联网人的基础 KPI。

无法掌控自己下班时间的无力感，化作了深夜汹涌而来的食欲。她的手机支付软件统计出的年度账单中，点外卖的次数超过了全国 99.8%的年轻人。

白天的我们，被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秩序所支配，深夜终于把我们还给了自己。酒吧和KTV是另一个充满倒错感的真实写照。

不想归家的失眠者在这里买醉、高歌，放飞自我。但一旁的服务生则扮演着我们白天的模样。他们穿着西装皮鞋，打着板正的领带，习惯性地对每一位顾客鞠躬，认真地演好一个服务生的角色。

这个点头哈腰的角色，让服务生高志时常感到头晕眼花，喘不过气。严重的心理压力让他无时无刻都在焦虑，夜晚更甚。他过去的两年多都没睡过一场好觉。

高志初三读了一半，16岁出来打工，在饭店、工地、KTV 摸爬滚打了四年。家里为了盖房，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两兄弟还要娶媳妇。巨大经济重任压在作为老大的他身上。高志生性敏感，喜欢胡思乱想。压力、痛苦、没钱……消极情绪在夜晚悄然释放。

谋杀睡眠

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认为，睡眠是人们从纷繁世界中抽身而退且暂作休整的必要行为。但当代都市生活中，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白天与黑夜、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也逐渐模糊。他在《7/24》一书中预言了这个时代里睡眠如何走向终结：“由于它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资本主义对睡眠的侵蚀也愈演愈烈。”

乔纳森在书中提出的24/7，成为现代生活最简洁有力的速写，“把人类生活刻入普遍性的无间断状态中，受持续运作的原则支配。”电子邮件、在线娱乐和网上购物、无处不在的视频对注意力的吸引、数不清的新兴消遣方式，无不破坏着前资本主义生活和休息制度的基础。“不再睡觉！资本主义谋杀了睡眠，更恰当地说，睡眠在时钟一分一秒的滴答声中被磨灭了。”

光是现代生活的标志，也是一个谋杀睡眠的隐喻。《自然》杂志曾有一篇论文说到，从1950年到2000年，英国的人造光源增加了4倍，睡眠匮乏也平行增长。更何况，电子屏幕已经把这个凶手带进了被窝，用最粗暴的方式，干预着身体的自然节奏。

中国睡眠研究会2016年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高于发达国家，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知萌咨询机构《2018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人均睡眠时间长度有6.5 小时。6 年内，平均睡眠时长减少了 35 %。

失眠跟现代生活的发达程度密不可分。2018年5月，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追眠记》讲述了当代中国人的睡眠危机，其中一组数据揭示了城市发展和睡眠时间的关系：小城镇睡得最好、二三线城市次之。一线城市是睡得最少的。

褪黑素成為年轻人口口相传的一种副作用极小的“灵药”。黑夜里，睁眼嗑药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而相比于药物，黑夜里发光的屏幕也许是一剂更治愈的灵方。搞笑段子、沙雕视频、热播剧集，都比一场“毫无收益”的睡眠来得更有性价比。但短暂的欢愉过后，黑夜的焦躁与无助席卷而来。

互联网磨平了我们关于时间概念泾渭分明的界限，用一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消除了日与日的区别，也自然地，消除了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昼夜不息的城市生活，让我们忘却掉规律的生物钟，重新创造出来了一个配合这个时代的，同样昼夜不息的金刚身躯。

尝试了各种品牌的褪黑素和安眠药后，我依然没有好转。鸢尾花女孩启发了我：与其被睡眠放逐，倒不如换个方式，跟夜晚好好相处。于是我决定把自己变成一个都市夜游人。

温柔地走进那良夜

广州的夜班公交，整夜不会间断。深夜1点，登上夜34路，中山大道两旁的居住区依然灯火通明，行人迈着悠闲的步调。

我在冼村站下车，走进一条南北纵贯的小街，一家书店的招牌亮着温暖的灯光。这是体育东路的不打烊书店——1200bookshop，每周六的午夜后，书店都将变身为深夜故事会，不少读者、旅客会停歇于此。即便已经凌晨，这里依然有些嘈杂。

一个穿着粉绿格子衬衣的女孩坐在我面前，她的手里翻着《我的抑郁症》。女孩叫小雯，她告诉我，自己晚上总是凌晨两三点才睡得着，她怀疑自己有抑郁症。

和书店相遇时，她刚刚失去工作，不敢告诉父母和朋友。小雯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从农村出来，没读过大学，找不到好工作。烦恼苦闷的她，闲逛时发现了这里。从书架取下一本书开始阅读的那一刻，她觉得内心平静了不少。“原来，还是有地方能容下我的。”

书店是城市的精神角落，到了夜间，这里变成无数个彻夜苦闷无眠的灵魂的栖息地。除了心灵的慰藉，夜间放大孤独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快餐式的填补。

在半夜两点半的快餐店，我遇见了22 岁的阿乐。他刚约完炮出来，双方的床上交接并不顺利。女人丢下一句“你是第一次？”，便匆匆赶往下一场。尴尬的阿乐来到这家通宵营业的快餐店，点了一只最喜欢的麦辣堡。此刻他举着硕大的汉堡，低着头思绪万千。

随后，他打开一款在线交友软件，开始左右滑动。半个小时后，软件为他匹配了 5 个人。她们和他一样在这个夜晚清醒着。这样的契合，能够填补天亮起来前的最后一点孤零感。

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欲望和寂寞几乎总是相伴。第一次恋爱失败后，阿乐就开始尝试打破自己身上的潮汕式保守枷锁，用一种都市新鲜人的身份去换不同的枕边人，以此捱过难眠的夜晚。

凌晨的广州塔，喧闹的游客早已散去。转入一条安静的小路，是一座寂静无声、树木掩映的废弃纺织厂，如今被改造成一座创意园。

这是我的另一座夜游乐园。沿着漆黑的小路深入进去，是一片闲逸敞亮的文创店，24小时无休。走到二楼的最里端，阁楼上通宵放映着各类艺术电影，幕布上跳动的光，反射在二三十名观众的眼里，静悄悄的，一动不动，像太空科幻片里的场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放映每周都持续着，从洪尚秀到侯麦，从杨德昌到伯格曼。沉闷的艺术片在一些人看来是催眠的神器，但在这里从来不会发生作用。看电影的人很多已经参加工作，唯有周末才卸下所有作息，打乱所有不得不遵守的现代生活的规律。整夜不间断的刷片，近乎精神的狂欢。

艺术世界里马拉松式的遨游，让身体极度疲惫，灵魂却拥有一种飘升的愉悦感。与之类似的体验还有深夜暴走。夏日里溽热难耐，我们从微信群集合，从珠江新城出发，沿着珠江走过一座座大桥、走进许多静谧的街巷，路过烟熏火燎的小吃街、恣肆放纵的酒吧街，让征服感淹没了身体的疲劳。

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复杂的巨型机器，需要依靠种种程序才得以运作，那么到了夜间，这些高速运转的程序就会慢下来，甚至停歇。

这在海珠桥体现得尤其明显。糊口求生的摊贩短暂地占领了这里，在城市管理者到来前散去。天光墟，字面意思，天亮即散场。因为铺一块布就可以摆卖任何东西，这里汇集了大量社会边缘群体。这条街上的人，对来访者和闯入者都抱有一种温和的善意。

午夜 4 点，沿着珠江岸边一直往西，海珠桥的河面升起一层凝了水珠的雾气，它悄悄钻进人群的衣领里，化成寒气。桥下的人们围了一个圈，盘腿坐，打扑克，亲密地相互打着招呼“嘿，今晚又捞啥好东西了？”

“这年头啊，只认馒头和大米。”今年刚满 45 岁的圆帽大叔，嘴角向下撇了撇。自从下岗后，这个昔日的搬运工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曾经一个月 3000 块的工资足以让他在这座城市落脚，如今，他成为自己口中所说的“三无”人员——一无学历，二无技术，三无后台。

这样的坦然自我定位，让海珠桥上的摊主们大多能够活得自得其乐。白天捡垃圾，晚上卖垃圾。垃圾，在夜晚的掩盖下，重新散发出能让寻宝者痴迷的独特魅力。

武楷斯是海珠桥上深夜造访的常客。他是一个旧物痴迷者，大桥上的夜间集市是这位自称破烂王的95后男孩的寻宝乐园。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两年来，武楷斯没有融入主流职场，反而干起了拾荒的行当。

楷，是规范、规模的意思;斯，这里。楷斯，即为“规范于此”、“成为楷模”。有趣的是，他所过的日子却恰恰是打破所谓规模的自由模样。

越轨的列车

跟我一样，李乐也是一个逃避失眠跑出来的夜游人。我们在1200书店里认识，连续几个晚上，他都沉陷在靠窗的沙发里，书店里温和的灯光和窗外的灯箱交映在一起，他喜欢这个虚幻的场景。很长一段时间，李乐每周末都来，即便不看书，干坐着也不赖。

李乐在番禺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有固定的岗位、食堂还有宿舍。 对于曾经满口尼采的人来讲，这当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但他也不忍心违抗父母。

国企，讲究等级秩序，要捧，要哄，很难表达真实的想法。同事间的人际关系，更是如履薄冰。李乐是一个爱阅读的人，思考多，性格又敏锐，“内心藏不住种种矫情的想法”。显然，工作的环境跟他格格不入。

朝九晚五的工作，规训出一套铁一般的作息节奏。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自律，也接受了朋友中“文青变老干部”的揶揄和调侃。人生的列车，就这样平稳地开下去。

谁知越轨突如其来。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晚上10点钟，他离开办公室，回家就早早上了床，想尽快消除加班后的疲惫。

但随后迎接他的，是三天三夜的失眠，大脑完全不受他控制，他开始感到恐惧。半个月后，他最好的连续睡眠记录是两个小时。

随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失眠治疗之旅。先是找医生吃了褪黑素、阿普唑仑和安神补脑液，也试过归脾、灵芝孢子粉，辅助一些泡脚、跑步、足浴的办法。不仅不见效，副作用也越来越困扰他。后来他还求救中医，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了几次针灸。还贴过一种安神贴，直到皮肤过敏。

浑浑噩噩的状态让他的工作严重滞后。一个没什么背景的人，要在国企晋升原本就困难，而要是再这样下去，也几乎等于断送前程了。

他渴望睡一个好觉，然后一觉醒来，生活重新开始。半年后，他对医生哭诉自己快要死了。心理医生安慰他，焦虑症不会要你命，慢慢调理，你会变好的。他却更焦急，“我连为什么失眠都不清楚”。

有时候半夜失眠，李乐在搜索引擎上不停搜失眠，耸人听闻的危害不断激荡着他焦躁的内心，但他又搞不懂自己的境况。事实上，失眠形成的大脑机制和临床特征存在巨大的差异，2019年年初，柳叶刀一篇研究称，失眠不是一种疾病，失眠包含了5种截然不同的亚型。但是怎么治疗还需要漫长的研究，目前医学界在这方面的认识依然粗浅。

李乐也时常上“睡吧”，分享帖看多了，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大多数人失眠后，都把治疗失眠当作唯一的任务，全部生活围绕失眠打转。而这个小组的组长，却极力向李乐兜售另一种观点：

失眠，是我们精心培育出来的结果。治疗失眠投入的心力越多，失眠这棵大树就越是壮硕。

李乐告诉我，他觉得对抗失眠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我们的失眠。都市生活讲究节奏和规律，白天、夜晚，朝九晚五，它意味着一种你不得不服从的秩序，也不允许任何人叛乱。他的亲身感受是，无法重归生活秩序的焦虑，会让失眠成为一个死循环和无底洞。

一年后，他放弃了治疗。睡不着的夜晚，他变得无所事事，索性从房间逃离出来。深夜的大街，成了他唯一的去处。他一般总是随意走，极少去任何消费场所。他见过珠江新城最静谧的时刻，也曾穿行于很多骑楼、小巷。睡不着的夜晚，他参与过一个深夜暴走组织，也曾独自在大街上晃荡。

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受，深夜城市的拥挤感被一扫而空，自我放空和无拘无束的感觉，让他享受一种孤独和自由。

发现自我

村上春树在小说《眠》中写道，失眠的人游荡在深夜的大街上。无眠的游荡是我们最后的逃离。这种游荡意味着重新拥有我们自己。而拥有自己的第一前提，是重新占领属于我的时间。这样的夜间的活动，留下了仅剩的时间，让我属于我自己。

就像《巴黎最后的夜晚》中所说，都市夜间漫步是一種发现自我的方式。

都市漫游有长达几个世纪的传统，在巴黎最明显。都市漫游是巴黎城市史上最独特的景观，是19世纪现代生活兴起后出现的市民文化。这些行走癖爱好者游荡于拱廊街，流连于万花筒般的现代都市景观。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那里，这些游荡行为意味着一种现代生活的认识论。

不过，随着豪斯曼改造巴黎后，这种迷失和游荡的艺术就一去不复回了。巴黎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现代都市，预示了现代生活的潮流和方向，当然，也暗含现代都市人的命运，我们被制定在一个规整的体系里。现代生活的节奏，也不再允许那种龟式的漫游。

正如乔纳森·克拉里所说，“步步为营的资本主义破坏了一系列的区隔：白天和黑夜、光明和黑暗、行动和休息。它是无知觉、健忘和经验溃散的地带。”

资本主义终结了睡眠，被睡眠放逐的人，成为游荡街头的漫步者。1928年出版的小说《巴黎最后的夜晚》成了我们的隐喻，被现代生活所支配的人，在夜间漫无目的地行走，象征性地占有他们眼中的城市，从而完成自我人格危机的拯救。

李乐觉得自己也是那样的漫游者。漫游的自由行动和偶然原则，不仅是自我放逐地，短暂逃离主流生活的潜在压迫，也促使他思考怎么与夜晚、与自我相处。

疲惫的漫游不仅给了他倒头就睡的能力，也让他不再在乎是不是还有必要把自己绑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工位上。最近，他打算离职，换一种生活。

深夜游荡了小半年后，我的睡眠依然时好时坏，直到后来，签下了一份深夜也要敲打电脑的工作。我离开了那个破旧的城中村。毕竟失眠后还有许多事可做，我不再惧怕失眠，直到失眠成为一种奢侈。

最后一次去那间便利店，鸢尾花女孩刚好也离职了。老板告诉我，半夜的工作让女孩感到很寂寞，她还是想过一种正常的人生。没人知道，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加剧失眠，还是改善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