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睡眠的人

丁莉

深夜里还清醒着的人们，不是谁都想成为漫游者的，毕竟这是一个有点奢侈的习惯。在这座海滨城市的一家医院里，绕过门诊楼，沿着一条小路向后山上走大约100米，就能看见一栋白色三层小楼。这里是睡眠中心住院部。

住在这里的人，以每晚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价格，希望“买”回自己的睡眠。被漫游者们所逃避、抛弃的睡眠，对这群不情不愿的“夜猫子”们来说却是求而不得的。这里就像是一座斗兽场，但很难说清，真正的兽，是等待被驯服的睡眠，还是困顿彷徨的他们。

下午四点，楼里一片寂静。二楼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一个男人蒙头大睡。隔壁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斜倚在床头看电视。

“这间房里就您一个人？”

“不，都有（人），”她的手扫过空床位的方向，“他们晚上回来。”

睡眠中心是开放式的病房，说是病房，其实更像是三星小旅馆的标间，墙上贴着各色壁纸，一米多宽的床对面有一台电视机。白天病人大多不在——年轻人要上班上学，剩下的人也多数不愿意继续困在病房里。

走廊里闻不到医院常有的消毒水味儿，两边墙上贴着各种睡眠知识。二楼楼梯口正对的心声墙上，歪歪扭扭地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一吃一大碗，一睡一整夜。”黄色便利贴的右下角画了一个表情，弯弯眼，笑出一口牙，可怎么看都有点苦涩。

晚上九点钟，后山半坡上亮起的“睡眠中心”四个红字，在一片黑暗里有些扎眼。它看起来和那些繁华的夜场招牌不无两样，可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却意味着与夜晚争夺睡眠的战争即将开始。

和夜晚对峙

白色的地砖反射着走廊的白色灯光，三楼一位老人的病房里聚着四五位家属，用方言谈笑着，很是大声;对面房间里传来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播音声，“近日中共中央……”;二楼，一个年轻女孩儿用被子把自己包成一个蛹，缩起身子盯着手机屏幕;一个女人打开房门，拿几个橘子去给隔壁房病友，她走过走廊中间一块松动的地砖时，咯吱一声响……

三楼走廊尽头的监测室里，一个十岁男孩身上用白胶条粘着十几条线。因为涂的导电膏让皮肤发痒，他把检测线挠掉了两次，护士吓唬他，“再乱动就再多给你粘一条线。”男孩低低地嗯了一声。

这一晚，和他“同病相怜”的还有另外两个患者，他们做的是多导睡眠监测，十多条仪器导线像触角一样贴在他们的头部、手指、喉部、胸部、腹部和小腿，用以监测脑电、眼动、心跳、呼吸气流、血氧、腿动等项目。

他们的睡眠状况就靠显示屏上十多条上下波动的曲线来判断，比如脑电图可以区分睡眠的各个分期（清醒期、浅睡眠期、熟睡期、做梦期）及其所占比例。“睡眠监测一晚上要750块钱。”睡眠中心的治疗师黎平解释道，“光是导电膏就很贵，还要加上监测图的人工分析成本。”

晚上十点，老人下楼送走了儿孙，热闹的病房霎时空了一半。老人回房的脚步拖沓地摩着地板，发出擦擦的声音，房门咔嚓一声从里面锁上。不断有人拿着毛巾、漱口杯往返在走廊里。

十点半，很多房间已经熄了灯，这些房间在监控屏幕上变成了暗灰色。

十一点，淡蓝色工作服的护士悄悄走过每间病房，打着手电巡房，“还没睡？”“就睡了。”有陪房的家属静静地倚在病房门口。办公室的呼叫铃突然响起来，二楼做睡眠监测的年轻女孩儿要求加一条毛毯。

十二点，二楼一位大爷的房间亮起灯。护士打通他房间里的呼叫器询问，“睡不着，我要吃东西！”半个小时后灯又灭了;陪房的家属陆续回房间歇下。

凌晨一点，做监测的女孩儿再次起来，手机屏幕发出的光照亮了屋子。十几分钟后，在护士的催促下，她又躺下了。

整个深夜，睡眠中心是静悄悄的，但在监控里，裹在被子里的人们翻身、坐起、喝水、看一看手机，又躺下……他们各自安静地和失眠夜对峙着。

药！要不要吃？

失眠到底多少年了？余熠自己也说不清楚。十几年前，邻居家的噪音开始让他感到烦躁，那时候大概就已经陷入失眠困难了。换住处，并没有起到效果——每周只有两三天能睡好，其他时间都要折腾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有时候甚至彻夜難眠。“心情糟到难以描述，整天很累很累，没有精神，也没力气。”

三年前公司人事调配，离开熟悉岗位的余熠感到无所适从，失眠加重。每晚九点，他准时躺床。控制了身体，却控制不住思想，大脑还是无比清醒，胡思乱想，每天夜里照旧是辗转反侧。这些年，医院换了很多家，余熠的失眠症还是没好，焦虑抑郁症却越来越严重。为了能睡个好觉，他还去庙里求了符，烧成灰就水服用。当然，依然徒劳。

余熠到睡眠中心后，向医生表决心，“我一定要参与治疗，但是我不会服用任何失眠药，我不存在情绪问题。”他第一次求助于西药的那晚，持续头晕，自此他拒绝服用任何药物。黎平劝了好久后，余熠勉强接受了药物。

两次治疗后，余熠的睡眠仿佛好些了，“是安眠药的作用。”他想。后来安眠药停掉了，睡得还是不错，他觉得“大概是因为还在吃情绪调节的药物”。第四次治疗后，余熠悄悄停了药，觉得睡得不那么尽兴了，头晕、胸闷又出现了，睡眠质量好像又回到了以前。他对治疗陷入了怀疑。

“听得出，患者很是沮丧，他又开始整晚睡不着，睡眠完全紊乱了。”黎平回忆。“初期治疗的监测数据其实都显示他的睡眠有所改善，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也不想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取得他的信任。”余熠还是惧怕服药。

最后一次治疗，余熠没来。听说他去了深圳，买了一种特效治疗药，前后花了几万元。一年之后，黎平再次在睡眠中心见到余熠。医生告诉他，“当时和你同组的人，根据后续的电话随访，睡眠基本已经正常了。”余熠想继续参加治疗。

可是这一次之后，余熠再没出现过。

当余熠在抗拒服药时，网友泽彷刚刚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药物依赖。最初只是轻度的焦虑症，吃了三年半的氯销安定后，他才知道这是强度极高的安眠药，毒副作用很强，却怎么也摆脱不了。

泽彷在网上广撒帖子求助，基本每一条评论他都会仔细看，认真回复，希望能碰到相似的病友，把自己从药物依赖这个深潭中拉出去。他的朋友圈里透露着满满的无助和挫败感。“这辈子已经毁了！”在我们几分钟的对话里，这句话他感叹了六遍。

“有没有试试去过市里的睡眠中心？”

“去过，太慢了。我已经在尝试戒药了，在用其他药物代替。”

最后，他不忘叮嘱，“氯销就是毒品！”

睡眠中心的医生告诉我，强耐药性的安眠类药物一般是苯二氮卓类药物，除了上面提到的氯硝西泮，还包括奥沙西泮、艾司唑仑、阿普唑仑等等，这些都属于处方药。“这类药物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善我们的睡眠感受，但长此以往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让睡眠能力越来越差。”

睡眠中心接待过一位严重赖药性患者，已经不是按片吃，而是“论把吃”，最后一次吃了100多片，打算一了百了。

失眠者在产生严重的药物依赖之后，并不是完全不能戒掉，“初期可以用一些较轻度的药物替代强耐药性药物，比如佐匹克隆，它和人体的生物节律比较相近，对人的深睡眠影响比较小，成瘾性也比较小。但不论如何，病人在戒断初期不适感可能会很强烈，比如头晕、呕吐、胸闷，关键看他能不能按照医生的嘱托，坚持下来。”

焦虑与假失眠

像余熠和泽彷这样一边失眠，一边焦虑的不在少数。失眠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它是多种因素的交织。“来这里治疗失眠的病人，至少三分之一是因为焦虑。”睡眠中心的医生宁志义告诉我。

林弦是被吓坏了的全家人“逼”送到睡眠中心的。来医院的前一天夜里，他推醒熟睡的妻子，痛哭流涕，“我活不下去了，睡不着！我真的要疯了……”医生诊断，这不是普通的失眠，他患上了重度的焦虑抑郁症。

不久前，林弦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妻子专职带娃;大孩子临近中考，学习却不上心，他和妻子颇为担心却无可奈何;父母年岁日增，医院跑了好几趟。再看看自己，“腰越来越粗，发际线越来越高”。工作那么忙，每天都过得疲惫不堪，失眠逐渐覆盖、加重，让他时常清醒地躺上一整晚。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借酒消愁。这天夜里，自杀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冲到脑袋里。“很多失眠患者，去问一问他们的工作、生活经历，马上就能找到他们病因。”宁志义说。

在众多失眠患者中，有时会混进一些假失眠——明明睡得很好，却坚持说自己彻夜难眠。医生卫欣治疗过的一位女士，自己陈述“已经十多年睡不好了，常常整晚失眠”，因为“失眠”，她的脾气越来越大。然而睡眠监测却显示，她一晚能睡够六个多小时，各方面都很正常。“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确睡着了。”卫欣介绍。

“假失眠”事实上是焦虑失眠的一种表现，在绝大多数失眠患者身上都会有所体现，只是程度轻重不一。由于过分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清醒的时间被无限放大，反而会感受不到睡眠，黎平解释“就好比考试前等待的三分钟，由于过度关注考试，会觉得那三分钟度日如年。”

假失眠在午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的主观感受通常是“迷迷糊糊，能感受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假失眠者的确感受到了一部分外界事物，但能够感知到外界的时间段是很短的，由于焦虑，他们把这段时间当成了睡眠的全部过程。

在睡眠医生们看来，睡眠应该是一种“像呼吸、进食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人们过度关注和担忧自己的睡眠时，就会出现恶性循环，“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而后，他们会将各种身体不适、工作失误、事故通通归咎于失眠，导致对睡眠更严重的情绪问题。黎平说，“和失眠不久的人相比，那些失眠二三十年的患者反而更容易治疗，他们往往抱着‘最糟不过如此的心态，焦虑会少一些，也更容易放松下来。”

伪科学

一直保持着“晚上十二点睡，早上七点半起”的令陈，偶然看了一期养生节目后，立志要改变自己的“不健康”作息，从此开始履行养生时刻表——晚上九点多上床睡觉，中午躺床一个半小时。结果，令陈却开始失眠，夜间多梦。她尝试睡前喝酒辅助，无效;后来又延长了白天补眠的时间，然而午睡后的整个下午都变得昏昏沉沉。这是黎平的众多患者之一，必须经过多次沟通，将那些伪科学从她脑中驱除出去。

令陈：“节目中说，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肝排毒和皮质细胞维护的时间，不能熬夜。”

黎平：“这个作息是古人提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换算出来也就是夜间20：00到次日4：00为睡眠时间。那现代生活节奏，作息时段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令陈：“大概晚上十一点到早晨七点吧。”

黎平：“那现代人的身体素质一定比古人差吗？比如说，寿命？”

令陈：“我们比过去，寿命至少长了二三十年吧。”

黎平：“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小时钟，也就是生物节律，我们只要遵循自身生物节律就可以了呀。”

类似的睡眠伪科学还有很多，让黎平“恨不得抓着对方的衣领子把他摇醒”。

他的另一个病人，坚持认为睡前一杯酒有助于改善睡眠，“把自己灌晕就可以睡着了”。黎平花了不少口舌劝她戒除这一恶习，“酒精的确能让人们放松下来，更好地入睡，但同时酒精也会侵入人的中枢神经，破坏深度睡眠，让人更容易醒过来。”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睡前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但其实激烈活动会使人体体温升高，让入睡变得更加困难，类似效果的还有热水泡脚、洗熱水澡，对没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问题不大，但对失眠患者反而可能因为改变人体体温而让入睡更难。”黎平补充道，“再比如，牛奶有安神作用，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而且睡前吸收水分过多，后半夜可能容易醒来;有的人会借助褪黑素改善睡眠，对老年人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中年、青年人的身体本身就会分泌这类激素，使用褪黑素反而会影响自身激素分泌。”

很多人的失眠往往伴随着焦虑，因为他们会给自己的睡眠时间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必须睡够八个小时”，但对部分人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睡眠期望。“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是不同的，他以为自己需要的睡眠时间和实际需要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的。”黎平打了一个比方，“一个胖子以为自己需要吃两碗饭，但实际一碗饭就可以维持他的身体机能，多吃的一碗饭并没有转化为能量，而是在体内积累成了脂肪，反而对健康有害。”

我们都失眠

“你睡得怎么样？”

“不行诶，躺到腰都酸了，还是睡不着，眼泪一直流，耳朵叫得很大声（耳鸣）。”

“白天实在难熬呀，一天天数着日子过！”

“我婆婆看我半夜灯还亮着，问我干嘛不睡，她以为我不想睡的哦？”

下午两点半，治疗室里的病人们热闹地交流自己的睡眠情况，交换看他们的ACTwatch报告。失眠患者往往觉得自己很痛苦，而身边的人却无法理解他们，认知行为治疗之所以采用小组的形式，也是希望通过“我们都在失眠”的治疗环境，让患者们产生身同感受和彼此理解的心理，通过互相交流鼓励，更积极配合治疗。这是这组病人治疗的第四周。

治疗室最左边的女孩子每晚睡觉都要全副武装，眼罩、耳塞一个都不能少，梦里总是“被困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疯狂地寻找出口”，闹钟响起的时候，她经常被“鬼压床”。

坐在她旁边的中年男人斜挎着一个蓝背包，黑色卫衣上的篮球涂鸦很显眼，笑呵呵地告诉病友“撑也要撑过去”，被医生表扬是“最配合的病人”。医生要求控制躺床时间，于是他每天早上按时起来遛狗散步，白天“把音响开到最大不让自己睡过去”。

三号病人是个年轻的产科大夫，是长期夜班、作息紊乱而致的失眠，“不想和别人提（失眠），说起来我就想哭。”

最右边则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婆，每周六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到这里，治疗结束后又匆匆赶回去。“孩子硬要我来治的，他怕我痴呆了。”阿婆耷拉着眉毛，右手手心不停地搓着左手背。“喔唷，我失眠的时间怕是比你年纪还长！”阿婆目前已经将阿普唑仑片减到最初服用药量的四分之一了，她坚持觉得自己“一整晚都是迷迷糊糊的，始终没睡着”，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假失眠”。

黎平告诉她，“如果你没法说服自己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属于睡眠，干脆就把它当做清醒。这种状态超过三十分钟还是没法入睡，就起床做一些比较放松的事情。”他进一步为她解释，“越是在床上努力入睡，就越紧张恐惧，就好比溺水的人，越是挣扎就沉得越快。干脆起床来，没有释放出来的睡眠驱动积累起来，会改善以后的深睡眠。”

“晚上难睡着的话，以后中午不要睡了。”

“不行不行，那绝对不行，”阿婆开始和黎平讨价还价，“我晚上少躺会儿行不行？”

谈判的结果是，阿婆可以保留半个小时的午休，但晚上要推迟十五分钟躺床;产科医生早晨赖床、白天“偷偷”补觉的作息则被批评和禁止;第一个女孩儿被建议做一个比手环监测更精确的多导睡眠监测，确定一下做梦期和鬼压床的状态。

对每个人的睡眠情况做出分析后，黎平开始普及睡眠知识，他问病人，“失眠第二天，你们感觉怎么样？”

“该做的十件事儿只做了五件。”“难受，头晕恶心，感觉要挂了。”“心情很不好。”病人们七嘴八舌。

“所以，失眠从来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该做的事情，你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不是吗？”他继续循循诱导，“所以失眠的时候，感受当下的状态，不要去想第二天会怎么样。”

……

在黎平看来，认知行为治疗最困难的是争取患者的信任和配合，医师们提出一些要求，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质疑——“我本来就睡不着，还要减少躺床时间？还不允许我白天补眠？”个别病人还会把病情看作极隐私性的问题，他们前去治疗的时候会戴上口罩、帽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我们只能尽己所能去勸解，特别是在团体治疗前，我们希望患者之间能够放下心理戒备，也放下各自的职业、年龄、性别、成就、财富间的差异，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毕竟在这里，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解决睡眠问题。”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