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桐街：生死不过一步之遥

赵佳佳 戴雅婷

老板娘电话响了

嘉桐街上，灯已灭尽了，整个长沙都浸在雨里。凌晨两点，国平家庭旅馆老板娘李涓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个租客的名字。

被惊醒的老板娘按下接听，湖南郴州的中年女人声音颤抖着，求李涓把行李送到医院，“我老公死了”，她和丈夫是旅馆的熟客。

李涓打开郴州夫妇租住的房间，物品上残存着男人的痕迹。暴雨夹裹在风里，拍得窗户直响，李涓后脑勺发紧。三两下打包好行李，李涓推醒熟睡中的姐姐，陪她出门。

在嘉桐街的墙那边，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一所专门收治癌症患者的专科医院。过去的2017年里，曾有37万名癌症患者走进这幢医技大楼，2018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李涓轻车熟路地找到病房。郴州女人哭得眼睛发红，男人静静躺在病床上，他死于肺癌。

确诊后的两三年里，两人奔波于长沙和郴州之间，医院病床排号紧张，他们会住进李涓的旅馆等待，但这是最后一次入住了。

病人身故的后续事务繁杂，李涓和姐姐在医院里奔忙，灌进鞋子里的雨水浸得李涓双脚冰凉，但她心里明白，“这个女人太无助了才给我打电话的。”

郴州殡仪馆的车载走了中年女人和她丈夫的遗体，姐俩走出医院已经是早上6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癌症患者，开始涌进湖南省肿瘤医院，医院外一墙之隔，被称为“癌症街 ”的嘉桐街，迎来又一个寻常的白天。南都周刊记者在李涓的家庭旅馆里租下床位住了一周，倾听嘉桐街里藏着的癌症患者和家属们的悲欢日子。

等待有床位的通知

嘉桐街全长750米，狭窄的街道两旁分布着有机灵芝专卖店、菜摊、棋牌室、假发假乳睡衣店，十几家旅馆紧挨在一起。

李涓的旅馆门口挂着红色广告牌，上面只印“常德”二字，顺着老街一直走，有的挂着“云贵”，有的挂着“攸县”，客人们是和郴州夫妇一样的癌症患者以及家属陪护，寻着简单的家乡密码，他们住进挤挤挨挨的家庭旅馆，在嘉桐街等待床位。

嘉桐街的旅馆价格都差不多，每晚40到50元，好几年过去都没有变。李涓的旅馆五层楼，约30个房间，通常，整个旅馆都不会有空房。等到医生打来电话，住客们的阵地就会转移到医院的住院部里，那里的床位20元一晚，陪护的床位需要再加10元。

上午的嘉桐街是寂寥的，冬季日光和街道两旁矮楼的阴影拼合在一起，把嘉桐街的水泥路切割成两面，鲜有人叨扰。

一个戴帽子女人缓步走过，脖颈向上延伸，帽子下头皮光滑，没有毛发。

她手上提着塑料袋，装着医用尿袋，导管连接到身体里。在嘉桐街上，这样的袋子很常见，尿袋里通常澄黄，偶尔黄色掺杂红色血液。

午时的嘉桐街喧闹起来，一些人陆续从旅馆里或者墙那边走出来，聚集到菜摊和街边的灶台旁。男人和女人们麻利地在摊上拣选形状饱满的青椒，洋葱，莴苣头，找老板要两斤新鲜的排骨，捞一盆泥鳅，有的会现宰一只鸡，在店里用清水洗净食材，端去摊子对面。

这里有两架帐篷伞，伞下摆放着几台燃气灶和处理食材的简易木桌，菜刀把和砧板泛着油光。戴眼镜老板面无表情地烹好一锅热油，把泥鳅倒进锅里，加入佐料翻炒，煙火把墙壁燎得黢黑。

王阳走出李涓家旅馆去菜市场，他个头不高。他的父亲是建筑工人，得了鼻咽癌，“我家有5兄妹，我是老大，我下面3个妹妹，1个弟弟，都还很小。”

王阳从广东赶回长沙，陪护父亲，这是作为长子的责任。

他是菜摊的常客之一，把制作好的菜肴盛进提前准备好的餐盒里，找菜摊老板要两份白米饭，和其他在这里加工饭菜的人们一样，他提着热腾的饭菜穿过嘉桐街中间的小门，走到墙那边去，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与亲人共进午餐。

但王阳把饭菜送进病房后，端着自己的餐盒走到病房外吃饭。

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和父亲一样，都是鼻咽癌患者，喉咙或鼻腔里发出奇怪的声音，那样的环境下王阳吃不进饭，他皱着眉头模仿这种声响，撇了撇嘴。

父亲看不下去，他告诉王阳，等自己病情稳定一些，也会搬出去住，“你在这里吃饭受不了，你以为我受得了吗？”

麻将桌上的赢家

午饭后，王阳回到嘉桐街，李涓家旅馆一楼的麻将碰撞声，已经响动起来，并将一直延续到深夜十点，王阳喜欢用棋牌打发时间，这让他感到踏实。

坐在王阳对面的女人已经在这张麻将桌旁度过了五天，赢了将近一千块钱。

她叫谭依莲，今年52岁，站在她身旁看牌的是姐姐谭元，比谭依莲大3岁，她们来自湖南省的小县城祁阳。

谭元的身形瘦弱，眼尾的褶皱也更深一些，她习惯站在一旁看牌，但极少参与，她害怕输钱。谭元知道妹妹爱赌，但她不曾干涉，“我妹妹不输的，她运气很好。”

在小小的棋牌空间里，留心一下就能发现谁是癌症病人，比如手背上的留置针，或者是谭依莲手上的手腕带。

谭依莲从没想过自己会得癌症，她会在工作的车间和同事通宵打牌，第二天还能接着上班，“我身体一直很好，没感冒过，从来没打过针吃过药，一下子就发病。”

最开始发现自己白带异常的时候，谭依莲没太放在心上，她在广东黄江打工，没有抽时间去做身体检查，这种异常情况维持了3个月，直到国庆放假，儿子才陪她去了医院。

看了第一家医院出示的检查结果，谭依莲和儿子都不信，又换到一家大医院，第二次拿到检查报告单的时候，儿子先看了一遍，他跟谭依莲说：“是癌。”

宫颈癌晚期。

与谭依莲一样拥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中国每一天都会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而每一分钟，都会有超过5人因此死去。

谭依莲有点恍神，她感觉自己的情况不痛不痒，不想治，扭头跟儿子说“我要回去上班了，”儿子很生气，骂了母亲一顿，当晚就把谭依莲送回了长沙，准备开始治疗。

两个儿子必须继续赚钱。2004年，谭依莲的丈夫患白血病去世，那一年谭依莲38岁，小儿子刚上初中，她从广东坐车回祁阳县城，哭了一路。

来陪护的姐姐谭元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这个来自祁阳县的农村女人对长沙的感受是十分具象的，有肿瘤医院的医技大楼，有国平家庭旅馆的房间，和旅馆门口的一小块空地。

住到嘉桐街上的五天里，谭元连这条750米的街道都没有走完过，也不敢独自走到其他地方去吃饭，她笑起来，说自己“怕丢了”。

幸好医生打来电话通知，谭依莲可以住进病房了。

你把癌细胞刮干净

她们离开旅馆，提着行李袋和塑料桶穿过嘉桐街中间的那道小门，挤进了住院大楼的电梯，电梯门合上之后，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塞在一起，有个女人抱怨被塑料桶硌到了屁股，一个男人说：“隔壁湘雅医院一天的收入是我们县里医院一年的收入。”所有人都笑起来。

全国知名的湘雅医院紧邻湖南省肿瘤医院，谭依莲的大儿子本来想送她到湘雅医院治病，但他们没有提前预约，压根排不上号，谭依莲知道自己等不起，“据说有一个人生病，在湘雅预约，等了一个月，还没等到，人就不行了。”

8楼到了，这是妇瘤病区，病房里住着更多脑袋光溜溜的女人。

谭依莲隔壁床的女人45岁，做了两次化疗之后，头发掉完了，女儿买了一顶绸布的帽子给她戴上，她的皮肤裹着骨头，瘦得轮廓分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她站在医院门口不敢走进来，她说“我好怕”，是女儿把她拉了进来。

谭依莲的手术时间被安排在11月28日，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的婆婆和过世的老公，“梦见他们像活着一样，我和他们在一起。”

从手术室出来后，谭依莲被伤口的疼痛折磨得整夜合不上眼。输液用的药水袋上面用加粗的字体标记着“高危”，这种药水会让病人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她把护士叫来许多次，请求她们帮她拔掉输液管。

用药之后，她无法进食，只喝一点汤都会引起反胃。她平躺在床上不断地干呕，姐姐谭元帮她把病床摇得稍微高些，她斜倚在床上，粘稠的药水从胃里倒灌出来，吐得到处都是。正值周末，床单被套无法及时供应，医生拿来一沓蓝色的防水卫生垫，铺在谭依莲的呕吐物上，让她能躺得稍微舒服些。

衣服上也沾满了粘稠的液体，但手背上插着针管，她脱掉半边衣服，另一半只能挂在插着针管的手臂上，褪不下来。难受到极致的时候，她说：“我不想治了。”

在没有真正与“癌症”迎面相抗之前，直到手术结束后的第二天，谭依莲都认为自己可以很坚强。她回忆起自己在手术台上拜托医生的话，她的声音微弱得像蚊蝇：

“我说我不怕，你好好治我，把癌细胞刮干净，我三十多岁就没了老公，我不想治，我兩个儿子要我治，治病的钱都是借来的，你好好治我，我就不怕。”

她躺在病床上，头微微偏到右边，眼泪缓慢地浸出来。她把手背搁在额头上，挡住眼睛。她设想着：以后不再回广东打工赚钱了，大孙子已经6个月大了，小媳妇也已经怀孕3个月，“治好了以后，就带孙子。”

老板娘的租客们

在嘉桐街穿梭的这些年，李涓见过无数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人生病的时候，说来就来了，”一些人会住进她的旅馆里，但也许某一天，他们再也不会回来。

有个客人在10月末入住，一直吃不下东西，到医院之后，看着情况不妙，他便提前回家为儿子收媳妇，这件事原本定在明年正月，提前收了媳妇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患上黑色素瘤的客人，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李涓眼见着他从长一颗“痣”开始发病，“一天可以长一尺，一个人全身几尺？一个星期都没有，就死了，就那么快。”

40岁出头的益阳女人得了宫颈癌，做化疗没有效果，只能自己在家吃靶向药，那个女人只要回到房间，就会独自哭泣，但当她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她看起来总是开朗的，会招呼同住在国平家庭旅馆里的朋友：“帅哥，过来打麻将。”

“那些哭哭啼啼的，成天窝在家里不出去的，那才是真的得了病了，什么事都要面对现实。”李涓把马尾梳得高高的，暗红色的皮衣整理得油亮，她眯着眼睛笑，招揽进出旅馆的病人和家属一起打麻将。王阳喜欢住在李涓的旅馆里，他觉得这里的客人就像邻居。

晚饭后的旅馆一楼，人们围坐在两张麻将机前，桌子下方的烤炉暖烘烘，麻将碰撞的声音连绵不绝，李涓在面朝大门的屋子里一边原地踏步，一边看电视剧，保持运动的习惯，是她来到嘉桐街之后才养成的。

人群散去后，灯光逐渐熄灭，整条街又重新浸入黑暗，李涓的手机放在床头，今夜，她希望手机不再响起。

（文中李涓、谭依莲、谭元、王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