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不是万灵药

郑渝川

美国制度和公民权利的渐进完善，并不是公民教育的结果，而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民主教育（或其他名目的良好教育）、因为利益和良知驱动的底层平民不断争取的成果。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在2016年跻身国内各大畅销书榜、年度好书榜，并不令人奇怪。这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社会及社会心理。而且，这是一本用心写成的书。不同于其他许多谈教育、公民教育而显得十分空洞的读本，《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梳理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至当代的欧洲、美国开国以来至今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学说观点，段段有引文，页页有注释。

读者看到这里，恐怕会说，既然这本书写得用心，又怎么会是“失望之书”？但我们讨论失望之书，就是要从高个子中挑矮子。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第一，将战争、屠杀等令人惊骇的罪行悉数归因于纳粹化式教育和宣传，存在割裂历史、简单解释的问题；第二，将愚民宣传和教育，局限为纳粹德国及相类似体制的国家的实施行为；第三，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人文教育、民主共和教育、民主教育、公民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

作者在全书前言中写道，“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它非常成功的党化教育和党化宣传成为现代极权的范例……纳粹德国培养了无数不能自己思考的国民，把他们变成为纳粹罪恶事业大胆作恶的机器”。这种论述，以及基于这种观点前提而展开的表达，并不确切。希特勒从上台到自杀，不过12年时间，但纳粹罪恶却是随着纳粹体制的形成就已经开始释放，特别是对于犹太人的隔离、关押和屠戮，参与者非常广泛，不能说参与者都是因为受到了纳粹教育、纳粹宣传，所以才变成了不能思考的机器。

美国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指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所开展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溯因指向近代历史甚至更早时期，指出欧洲大陆的犹太恐惧症由来已久，经过长期积聚，内化为德国等国家犹太人之外跨民族、宗教信仰、地區不同人群对于犹太人的共同化仇恨。希特勒为当时的德国主体民族实施对犹太人的严重犯罪，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纳粹实施及其带动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安排，当时德国人在这些犯罪行动中的踊跃参与，并不能说都是或主要是纳粹宣传或教育的结果。

那么，20世纪30年代，大批德国公民加入犯罪行为，是因为纳粹政府在教育和宣传中强化了国家主义导向吗？这肯定有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在思想、艺术、科学等各领域，都可谓是世界中心（纳粹崛起终结了这种地位，二战后期起被美国取代），以海德堡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拥有最为纯正的人文教育传统，大批德国学者（包括犹太籍和非犹太籍，可以理解为德国教育的成果）逃亡到美国后也能够快速融入美国学术界和社会。这一方面表明，德国教育的层次水平跟当时的美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人文教育不是万能的，其培养出的认同“自由、平等、尊严的民主公民”（留下德国、属于主体民族的学者及毕业生），在种族清洗的诱惑下同样不堪一击。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有一章说道，“从技术条件来说，……高效能现代宣传只能产生并存在于极权国家。”这个说法也十分可疑，因为纳粹宣传的模板，一方面是一战期间美国主政者为了冲破德裔势力的阻挠对德宣战所构建起的战略传播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商界和社会科学界发明的广告学、传播学手法。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相互进行并针对其他很多国家都进行了高效的、严重不实的煽动式或抹黑式宣传。美国政界、政治学界一直流行着以价值观为先导的理想主义一派，以及专注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者，后者对于面向国民（公民）及海外的欺骗式宣传往往毫无心理负担，但前者的记录也未必干干净净。实际上，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甚至所谓的舆论领袖，宣传也好，传播也好，或者叫做价值观营销也好，都玩得很娴熟，目的都在于诱使人们放弃思考，形成群体化的一致意见，这与纳粹宣传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可以在宣传失败后付诸暴力手段。

人文教育、民主共和教育、民主教育、公民教育，或者其他叫法，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要比呆板统一、不准独立表达和自由思考的教育方式要好，其作用在于至少让一部分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验证和追求梦想的机会及渠道。但如果将美国政制的确立和延续，都主要归结于此，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道森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书中就谈到，美国开国阶段，将“自然人”跟“具有良好的素质和道德的公民”区分开来，前者中的大多数并不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后者其实指的是拥有较多私产的平民。强调公民素质和道德，至少在当时并不是要推进民主教育和公民教育，而是要为实施覆盖面较窄的民主提供合理性解释。

美国制度和公民权利的渐进完善，也不是公民教育的结果，更不是在杰斐逊·汉密尔顿等“国父”事迹感召、民主共和教育引导下成长起来的精英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民主教育（或其他名目的良好教育）、因为利益和良知驱动的底层平民不断争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