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能永远陪我一起玩了”

黄昌成

五一假期开始之后，周鹏就不再奔忙出差，他选择了留在广州，陪在越来越接近预产期的妻子杜梅身边，静静地等待第二个孩子的来临。

去年春天，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周鹏从报社离职只身前往云南双廊开了一间客栈，成功转型当老板。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运营，客栈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自己也很享受在广州和云南两地来回奔忙的感觉：一个月呆在广州，第二个月就在云南，这种生活的确很让人羡慕。

但妻子的怀孕让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拐了个弯。周鹏坦承，去年夏天当他得知自己将要有第二个孩子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家里好不容易才将女儿拉扯大到读小学，可以稍微轻松点了，现在又要陷入到第二个轮回。

2014年初，为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全国各地陆续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有106.9万对申请生二孩。而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周鹏的妻子杜梅（化名）开始有了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尽管现代家庭成员间相互联系、依存、补充的角色关系仍然存在，但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趋向专一，家庭成员间的角色过于简单。亲子、夫妻、祖孙等成为主要的亲属和社会角色，而以前常见的妯娌、连襟、姑嫂等关系则比较少见。

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下，独生子女这一庞大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为人关注。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79年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互信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情绪上更为悲观”。

“单独二孩”政策尽管只会给家庭增加一个新成员，但家庭成员会拥有更多的角色类型身份。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现在约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家庭结构模式为“4：2：1”，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优化了这一家庭结构，使之呈现更加稳固的“4：2：2”模式。

虽然也有学者质疑“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实质性影响，但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给了正值生育年龄的夫妻（他们大多于1970年代之后出生）再多拥有一个孩子的机会。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符合“单独二孩”的中国夫妻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而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北京大学教授，人口学博士乔晓春看来，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无论从家庭结构上、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上、从子女之间的交流上，包括子女教育和子女发展上，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一些弊端。因为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唯一孩子，容易造成家长对孩子过度供给，溺爱孩子。“二孩”的到来，改变了家庭的环境，分散了家长的关注和关爱，可以使家庭教育回归理性。

但事情似乎总不会一帆风顺。据新闻报道，就在今年1月份，家住武汉徐州新村的王先生和肖女士就因为13岁的女儿的反对而放弃了生二胎的计划。而《南都周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亦有不少已经生育或者准备要二孩的父母，因为第一个孩子对弟弟妹妹的排斥情绪而焦头烂额。

“我们怎样做父亲”，这本是1919年底鲁迅先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百年后，它又以新的面目出现，考验着周鹏和那些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又因为“二孩政策”的放开而有机会拥有多一个孩子的中国父母。

那些已经走出“生还是不生”这个纠结的家庭，怎样从原来的“三口之家”顺利过渡到“四口之家”的家庭模式，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二个难题。

自从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关于生不生二胎，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第一，必须有相处好的公婆；第二，必须有能帮忙的爸妈；第三，必须有靠得住的老公；第四，必须有懂事的老大；第五，必须有足够的假期；第六，必须有能足够让你任性的钱。满足以上六点你就可以安心放心宽心地生二胎，否则建议慎重考虑。

而具体到周鹏和杜梅，他们之所以想多要一个孩子，一是政策允许，而家里的经济条件尚可；二是觉得如今已经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小凌，在家里需要有一个年纪和辈分跟她比较接近的同伴。

目前小凌读小学一年级，除了起床穿衣吃早餐等生活起居是自己独立完成之外，无论是和同学还是小区里的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也相处得颇好，连上学也不用大人接送操心。大人们对她唯一的担忧，就是觉得孩子在家里太孤独了。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压抑。父亲粗暴简单的教育方式和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观念，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童年。”周鹏说，“还好有哥哥陪我玩耍，否则真的可能就扭曲了。”对于过去一年多忙于创业的周鹏来说，虽然第二个小孩的到来打乱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规划，但当妻子跟他提出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时，他表示了认同。

两个大人在观念上达成一致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跟女儿沟通，让她当一个“懂事的老大”，在心理上有接受另一个家庭成员到来的准备。

起初，或许是想趁着怀二胎的机会培养小孩树立分享意识的缘故，杜梅和周鹏尝试用带着半开玩笑的语气跟小孩说，家里不久之后就会多一个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就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讲故事了”“以后你的玩具就要分一半给他玩了”等等。小凌听了之后，连忙说“那还是不要弟弟妹妹了”。

第一胎为什么会抵触从未谋面的弟弟或妹妹？恐怕多是出于对未来和二胎竞争的焦虑和恐慌。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幽默地打比方，对于家庭的新成员，老大的感受“就好比妻子看到先生带了他的新情人回家，并且还说你们三个人以后将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

研究表明，兄弟姐妹间，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孩子跟弟弟妹妹是否存在抵触，一般是受家庭的经济情况、大人是否重男轻女、父母是否善于引导等因素的影响。

在得到女儿的否定答案之后，周鹏和杜梅将原来带有竞争性质的引导方向，扭转到陪伴和合作这个方向来：家里就你一个小朋友，爸爸妈妈都忙工作的时候就没人陪你玩了，如果你再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那你在家里就有伴了，你们俩还可以交换玩具来玩。于是，小凌的态度从反对转为赞成。

当然，并不是每一对父母都像周鹏和杜梅那么幸运。例如前文提到的王先生和肖女士夫妇。据新闻报道，在肖女士成功怀孕之后，面对家里将新增一个成员的事实，他们13岁的女儿非常生气，说如果父母多要一个孩子，就逃学、不参加中考和离家出走，最后还威胁父母，只要生二胎，她就自杀。最后，肖女士做了终止妊娠的手术。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一个刚刚升级为二胎妈妈的年轻母亲正因为2岁4个月的老大的儿子对刚满月的女儿之间的“妒忌”而烦恼。“其实遇到的问题不是特别多，但渐渐也开始露出一些苗头。”她说，“比如喂奶的时候，老大要我帮他做什么或抱他，我要他等会，他就好像很郁闷的样子在旁边一直问我好了吗，好了吗，时间长了就开始大哭。”

还有一个妈妈因为处理不好两个孩子的“争宠”而担心：兄妹俩争执的时候，妹妹知道妈妈爱她，就会跑过来告状说妈妈哥哥欺负我，哥哥可能觉得妈妈是偏向妹妹的，反而选择沉默。“我过去抱他一下说妈妈最爱的人其实是你，他就很伤心地哭了，可能说到他心里深处。越安慰他越哭，他觉得自己是最委屈的。”

长春嘉兴婚姻家庭教育心理咨询指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孙启山曾指出，在心理学上，兄弟姐妹之间的确存在有“同胞竞争”这一现象，而大宝排斥二宝的到来，是需要父母来平衡的。

国外有研究表明，兄弟姐妹之间，每8次冲突中只有一次是以妥协或和解收场，其他7次都是不欢而散，一般都是哥哥姐姐欺负弟弟妹妹。的确，独生子女从小被大人们用“4+2”的形式所包围，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父母想生二胎，有排他情绪属于正常反应。在生二胎之前，父母首先要做通孩子的工作，告诉他为什么要再生一个孩子，并让孩子明白，即使有了弟弟妹妹，对他的爱不会减少。

伊利诺伊大学的劳里·克雷默博士曾对想生二胎的家庭进行研究，观察这些家庭已出生孩子和他们玩耍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懂得谦让，那么在几年后，他们与弟弟妹妹的相处也相对融恰。

克雷默博士指出，哥哥姐姐通常都会从同伴交往中学习人际沟通技能，再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弟弟妹妹身上。克雷默甚至断定：对手足关系质量最有效的预测因素，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就确定了，哥哥姐姐跟好朋友关系如何，决定了未来他与弟弟妹妹的关系。因此，与其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孩子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如多对他们进行人际交往技能的指导和传授。

中国父母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吝啬于表达“爱”，却过分强调“失望”和“愤怒”。在一年之前，周鹏对女儿小凌的一些行为也会感到恼火。他自觉不自觉地将女儿看成是与自己一样有独立人格的人，小孩的很多行为他也看不过眼：譬如说吃饭时，大人早就吃完了，她为什么就会那么慢；每天吃完晚饭，她都想去找同学玩，如果遇到同学有事不在家，她会比较郁闷，甚至愿意在小区里走上一两圈，再去看同学回家了没。

“每当发生类似的情况时，我都会觉得她怎么就这么不懂事，会比较严厉地批评她。”周鹏说。而如果按照克雷默的理论，正是因为小凌此前跟同学的关系比较融洽，在和年龄相近的朋友的交往过程中体会到乐趣，才会对从未谋面的同胞表示接纳。

第一次当父亲时，周鹏尚不足30岁，对父亲的责任尚没有准确认识。他曾两次获得报社的“年度记者”称号，媒体人的生涯可谓成功。在离职之前，出差十天半个月是家常便饭，无暇料理家务。而在转型当老板之后，为了让客栈走上正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双廊忙碌，远离家人和广州，家里的大小事项全靠太太一人照顾。

“那时候的确是还年轻，老想着工作，也贪玩。”他这样自我总结说。其实他自问也算疼爱女儿：用女儿的名字为自己的微博昵称命名，每次到一个地方出差总会带一样礼物回来给女儿，就连单位组织旅游，他也会带上太太和女儿一起去散心。但他承认自己没办法深入女儿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对于女儿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存在。

因为父女两人相处的时间较少，再加上他对女儿的教育方式比较严苛，以致女儿对周鹏的感情也显得有些淡薄。无论是一家三口出门还是夫妻二人因故分开行动，女儿总是要粘着妈妈。更让周鹏感到沮丧的是，有一段时间，他收拾行李要出差时，跟别的小孩对大人的离开表现出依依不舍不同的是，女儿总是很高兴。

“因为出差了爸爸就不能在家老盯着她和批评她，再加上还会收到爸爸带回来的礼物。”杜梅这样分析女儿的心态。

直到去年太太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周鹏决意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将绝大多数时间用来陪伴杜梅和孩子。在和女儿相处时间多了之后，两人的关系也亲密起来。他才算彻底明白，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真的不一样。

有一次，他在厨房里做饭，突然想模仿一下如果女儿在厨房里到底怎么干活，于是他将身子猫到和女儿的身高一样，四处打量，“厨房的所有物品都摆放得太高了，她要踮高脚尖才能勉强够到，那个砧板她根本就搬不动。”周鹏说，“无论身高和力气，她都不能跟大人相比。而她的想法，肯定也是跟大人不同的。”

在多要一个孩子这个过程中，不但对先出生的孩子是一个思维转变的过程，即使是对大人而言，也是一个爱的教育的过程。

在杜梅怀上第二个孩子之后，周鹏认真而尽责地为家里张罗着一切。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戏言：漫长的青春期终于结束了，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意识开始苏醒。在五一假期，他四处奔忙，除了为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购买婴儿用品，还为家里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应该会是一个靠谱的丈夫和父亲了，甚至动了将已经约好的月嫂推掉，由自己全盘照顾太太和孩子的念头，但因为遭到妻子的反对，才终于没有付诸实施。

5月18日，周鹏的第二个女儿呱呱坠地。小凌对妹妹的到来惊喜有加，当天她坚持请了半天假，待在医院产房外等着迎接妹妹。妹妹出院之后，小凌表现得很开心，除了会很轻柔地抚摸妹妹，还会抱着她的音乐盒放音乐给妹妹听，跟着大人出门为妹妹买沐浴液。“终于有人能永远陪着我一起玩了。”周鹏曾听到她美滋滋地说。

倒是周鹏自己有点手忙脚乱。除了睡眠严重不足之外，他怕自己下手太重，刚开始甚至都不敢帮小孩换尿片，只能在一旁给月嫂当小工。更加要命的是，孩子出院回家后他发现自己之前的准备做得很不够，不少该买的东西都没买，有天晚上过了12点，他还得出门买奶粉。

巧合的是，小凌也出生在5月， 2008年“5·12”汶川地震爆发的那个夏天。当时还是报社主力调查记者的周鹏，本是单位派往灾区采访的人选之一，而在新闻理想的驱动下，他自己也十分渴望能前往灾区进行采访。

但最后他还是没去，因为当时妻子随时可能分娩。在第二个女儿出生前，周鹏说起当年没能奔赴灾区，还觉得“挺遗憾的”。但这种纠结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而变得越来越淡，在小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天，一番手忙脚乱之后，周鹏想起7年前的那个夏天，觉得终于释然：“现在回头去看，当时那个决定是对的。如果丢下老婆去工作，确实没心没肺了。”

（记者郭丽萍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