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公益的逻辑

潘采夫

中国公益机构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公益理念的布道者。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超前地消除了制度性烦恼，使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最透明的国字头公益组织，也是捐款人数最多的公益组织。他在农村推行的小额信贷计划，已使超过150万农民受益。2014年，他在传播公益理念方面贡献卓越。

何道峰看上去完全不像年近六十的人，他黝黑脸上的皱纹，不像时间而更像云南高原阳光留下的痕迹。他笑起来的时候，让人想起水田插秧的农民。

采访之前，何道峰把记者的采访提纲调了顺序，“我把问题的逻辑顺了一下。”

“逻辑”，贯穿了采访的始终。回过头来看，何道峰的人生经历也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改革设计，九十年代经商，新世纪投身公益，每一步都踏准了时代的节奏，与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逻辑遥相呼应。

2014年的何道峰，除继续推行小额贷款等公益项目，更多对公益的理念进行深层思考，其公共发言也更具思辨色彩。

“让我们谈谈思想。”何道峰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何道峰作为年轻的经济学者，出入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员院和农民的田间炕头，成为杜润生的门生;1990年代初，他离开体制，投身商海，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收购了一批濒临倒闭的国企，并将之改制新生;上个世纪末，他以志愿者身份出掌中国扶贫基金会，独辟蹊径地对其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把一个官办的基金会改成了独立运作的民间公募基金组织，其改革之彻底，在公益界至今难以复制，属于名副其实的先驱。

但何道峰觉得这不过是个巧合，“很多时候，人是被时代的浪潮和自己命运推着走的，你的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大。选择最多只能说在一些关键点上你坚守了命运的某种逻辑。对一个关注逻辑的人来说，你的一生串起来，欣喜可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线条，死也安心了。”

1982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成立，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李自成入京时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3天，后来这里成为了清代的礼王府，300多年后，这座简朴而神秘的院落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漩涡的中心。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农研室最为人知的成果。被公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是农研室的灵魂人物，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经济学者，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农研室成立那年，何道峰26岁，正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年，何道峰毕业，他的导师希望他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选择加入了农研室。对于当初的决定，何道峰至今饱含深情：“那一下子就呼唤到了我内心最深层的那部分。”

这个选择对他来说也是有逻辑的，学的是经济学，又是农民出身，清楚农村运行的状况，当然愿意投身到农村社会改革的研究中去，参与社会的制度变革。

九号院的气质是开放、包容、平等的，它无可避免地在那群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重塑了这群桀骜不驯、充满激情、心忧天下的年轻人。何道峰抒情地说，“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9号院的经历，让何道峰“落下了改革病”，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儿。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九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也被摘掉了。九号院的年轻人们各谋出路。何道峰觉得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氛围里从事原来的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

“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没有用了，混一个官职，让别人觉得我成功，这对我没有吸引力，我找不到心里的逻辑和感觉，又何苦坚持下去呢？”他选择了下海。

从改革方案的设计参与者，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何道峰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改革。不过，进入商海的何道峰依然没有与农村脱钩。他有一个商业项目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输出劳动力，帮助西部地区61个县共转移了60多万贫困劳动力到东南沿海。为了防止农民受骗，还帮助他们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用大数据信息跟踪管理。何道峰觉得这也是人生中所做的大事之一，这也为他后来接掌中国扶贫基金会埋下了逻辑的种子。

在输出劳动力的项目中，何道峰与国务院扶贫办建立了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主管单位是国务院扶贫办。由于官办色彩较浓，基金会在创办之初就面临很多问题，也缺乏独立性。1996年，基金会遇到了危机，善款在投资中损失。时任国务委员、分管政府扶贫工作的陈俊生遂决定改革基金会的管理体制，把会长改为了秘书长（法人代表）负责制。

早在1997年，国务院扶贫办就找过何道峰，陈俊生也批示让何道峰出任秘书长。但是何道峰没有答应。1999年，他们再次找到何道峰，这一次何道峰想清楚了。“我为什么会选择接受，我一个农民出身，然后在中央农研室工作，下海又帮助农民脱贫，这里面有个清晰的逻辑在。如果自己心中没有种子，浇多少水都不会发芽，如果有种子的话，遇到潮湿的环境就会发芽。”何道峰说。

但何道峰选择以志愿者的名义担任秘书长（法人代表），不要级别，也不要工资，并保持企业家的身份。他还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容易做到的条件：取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

“有没有遭到反对？”

何道峰说：“肯定有反对，但是不同意我不来啊，人有选择的时候才能从容。”

不领工资，不要级别，而且还要让整个机构去行政化，这种至今都非常超前的做法，在何道峰看来很自然，“我以志愿者身份当法人代表，就必须去行政化，这也是对我的保护，一个没有级别的人，领导一群有级别的人，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20多年前一起推动农村改革，今天又同在公益事业一线的王振耀回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那一批人有这种品格，强调可操作性，很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脱离实际。我们也读外国的书，但根扎在农村，大家都往农村跑，了解农民的想法。像林毅夫在世行的改革，陈锡文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坚守的改革，还有王岐山是最典型的代表。所以何道峰在扶贫基金会搞改革是很自然的事，都有这种文化基因。”

何道峰一方面让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政府脱钩，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真正按照企业经营方式来管理基金会，另一方面，则一刀斩断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省扶贫基金会的连结。作为独立法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省扶贫基金会变成了“兄弟关系”。当时，许多省扶贫基金会的领导反对，要保持“父子关系”。但何道峰提出两条，第一，人事归中国扶贫基金会任免，第二，财务统一管理。如果能做到这两条，可以申请做“父子”，否则就只能是“兄弟”。

近年，一些政府管理的公益组织频频因为地方的分会问题而遭遇信任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组织关系没理顺，总部与地方分会表面上是隶属关系，实际上却无关。“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哪个省、哪个县的扶贫基金会出什么问题，因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无关。”何道峰当年带领中国扶贫基金会趟过体制这条河，提前十几年消除了制度性烦恼。

去行政化之后，按照纯民间的做法来做公益，也就意味着筹款方式、理念的转变。通过设计项目，让公众觉得你这个项目靠谱，然后放心给你钱，从“大人物筹款”变成为“小人物筹款”，从泛扶贫的筹款变成项目式的筹款。

200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爱心包裹项目，通过中国邮政网络在全国开通了3.6万个爱心包裹捐赠点，每个人最少花100块钱，就可以购买一个爱心包裹，对贫困山区小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捐助，并可以知道受益人名单，知道自己的钱帮助了谁，还能收到受益学生的回寄的回音卡，知道自己的钱发挥了什么作用。这种透明、便捷且门槛低的公益参与方式启动以来就受到欢迎。启动以来，以平均每分钟就帮助2名贫困地区小学生的速度发展。2014年11月，李克强在浙江考察时，就从义乌县向青海果洛州班玛县玛可河乡寄宿制小学的学生们寄去了爱心包裹。

何道峰非常欣赏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的理念，1996年开始，他作为志愿者参与秦巴世界银行扶贫项目试点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并于2001年移植到中国扶贫基金会，2009年转变成中和农信实行公益创投方式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十几年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贷100多万笔共80多亿元，其中95%是贫困妇女，使数百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2014年贷款规模达到28亿元，客户数超过25万户。

何道峰一直强调要抛弃空谈和批评，要行动。不仅自己要行动，也要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根据对自然人捐款人数的调查统计，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高踞榜首，达到1300多万人。何道峰解释，他们的战略就是让更多公众捐款，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启发公民的责任精神。

何道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内部进行改革，在其他社会公共空间内，他也不断尝试。2013年，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把一盘散沙的业主聚集了起来，通过爱家协会重建熟人社区，调动他们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和决策的热情，最终实现业委会的民主改选，并正在走向民主的社区自治。

在公益界，何道峰不仅是一位行动者，还是一位思想者，他的很多想法直击公益问题的核心。

1997年，何道峰第一次受邀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时，他就决定大量阅读，弄明白公益在外国是怎么个玩法，再做决定。何道峰对公益的思考，跟他的学者出身有很大关系。

他向来强调公益与慈善区别，慈善是以慈悲之心行善举，源于人的悲悯情怀，但是公益则属于工业和后工业文明，它源于人的公共情怀。他认为公益组织作为人类继家庭、政府、公司之后的第四种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用私人财富和力量介入公共空间构建，政府不是万能的，现代国家治理精细化的本质原因就是公益组织把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小公共空间给管起来了。

何道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的去行政化改革，不仅出于他自保的私心，也源于他对公益组织定位的认识。公益组织除了公共情怀之外，还要进行经营，用企业家那套方法来推动组织系统最有效率的建构。“政府是规则制定的发起人，是裁判，而公益组织是球员，它应该是独立的。而且应该有一个市场，所有组织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服从国家制定的规则，犯规的要被罚下场。”

“他倡导的很多东西，会从社会领域来思考公民责任与社会的深层结构，而不是把所有的毛病都推给政府，他认为公民在很多方面完全可以参与到这个共建过程，跟政府形成积极的互动。”王振耀这样评价何道峰的公益思想。

在何道峰看来，一个国家真正的希望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志愿参与。二十多年前，何道峰是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参与者，但是他认为，在当今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先搞社会变革。“我们的血管里奔腾的都是专制主义的血液，我们每个人都会这套中国政治的玩法，打开中华民族的工具箱，暗杀、欺骗、权谋，小到扳手、起子大到起重机都有，但是民主工具箱里面，除了民主的概念什么工具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普遍的公民素养与经验之条件下，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意义。”

何道峰有个观点，公益是培养塑造现代公民，训练和培养公民责任与方法素养的必然途径。“只有在公益这个过程中，你用私力构建公共空间，才不迷恋集权和专制，不需要强制人，这个时候你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才会愿意尝试另外一种民主做事的方法。而这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国民素质基因。”

从事公益，也让何道峰开始去研究信仰和宗教的问题，他觉得公益可以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替代品。“你研究得越多思考得越深，你所做的选择就越能够与心灵的逻辑找到交集，善也就变得更有力量，也就更可能成为信仰替代品。越是简单的慈善，越是不假思索的善，就越没有力量，越没有可能成为信仰的替代品。”

何道峰最后又强调了“逻辑”。

“你是不是教徒？”记者问道，“不是，但是我内心看到了信仰的光芒。” 何道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