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陆嘉明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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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乱世，心怀大志，哪一个英雄不是从血雨腥风中冲杀过来的呢？战乱频仍，满目疮痍，哪一寸土地不是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才得到的呢？

血与火，书写了非常历史的岁月章回；血与火，激沸了山河的滔滔热流，照亮了大地的沉沉黑夜。

那抹苍茫和悲凉，那种严酷和灼热，承载了亘古的痛苦和生命，也承载了永恒的英雄血性和智慧，以及穿越时空和人心的民族文化。

不用说，刘备是秉持儒家文化的典型。

孙权呢，或许也是。

只有曹操，是个孤独者。一个走在“正统”与非“正统”边缘的文化孤独者。一个心怀天下而持抱多元文化的孤独者。

也许，孤独久了，反致沉静了。寂处沉静的雄心，在非常之外，在忧世之内，时或也闪现出儒文化的“人本”本色来。

“吾事汉多年”，“有功德及民”。并非虚言夸饰也。早年发矫诏兴四方诸侯讨伐董卓，是为平乱“安天下”；临危应诏受命，兴义兵除暴救驾，欲效晋文公“入朝辅佐天子”以建“五霸之功”；经年纵横捭阖于沙场，是为朝野一统以“平天下”；戎马一生而结束豪强割据，终而平定中原，北方大地黎民得安，远避战祸以休养生息……

其以“挟天子”行令处事，是为平息混战乱局和社会动荡，藉以挽回汉室衰微的一种策略或手段吗？是为建功立业以顺应天下一统大势的一支令箭吗？抑或是以令行天下，不费刀枪而致四方诸侯臣服，从而可使黎民百姓远避战祸以安居乐业吗？

如果说“是”，这好像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兀自拔高了。

果然如是，那么，昔之“許田打围”所暴露出来的僭位野心哪里去了？

曾经执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又哪里去了？

纵观其一生为人和行止，时漫血腥而痛遭骂名，洒向人间多是怨啊。

如果说“不是”，那好像又过于笼统，甚至以偏概全，怎能一概而论呢？

果若如此，那么，垂暮晚年，于病痛之中何以依然忧虑“吴、蜀之事”呢？大权在握，位极人臣，“正大位”万事俱备易如反掌，何以谦和起来，说：“……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

说“是”，似也不“是”。说“非”，似也非“非”。

其实，从文化视角观之，在他的思想深处，诸家之说错杂混响，道家有，法家有，难以厘清的旁门左道也有，但不能否认，还有儒家思想的律动，若明若暗时强时弱地隐现其间，呈现出别一种自由、随性而富于个性的文化气象。

惜乎罗氏坚挚固化的文化观念，怀有传统的道德偏见，一叶障目，看不到这番斑驳陆离的景象；一豆塞耳，听不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繁响，因而视之为一代“奸雄”而一味予以贬低乃至诋毁了。

有一个段子，看来颇有意思。不知读者诸君作何他想？

时在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奉诏率部平定张绣之乱——

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

依罗氏描述，时曹操讨伐张绣“与民除害”，立法抚民，军纪严明，百姓“无不欢喜称颂”。有个细节特别传神：当官军经过百姓麦田时，“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这一“下”一“扶”，一“递”一“传送”，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如蒙太奇画面的组接，一一闪过之后，绵延出一幅既壮观又细腻的行军图。壮观的是浩浩荡荡斗志昂扬的队伍；细腻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说的将士默然行军的神情和细微谨慎的动作，那般翼翼小心的专注，那般执法以慎的虔诚，从中不一透露出些儿曹操立法严令之“民本”思想的文化消息吗？

时处乱世，兵燹连年，百姓深以为苦。麦熟时节，惊闻兵至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曹操一谕治军严明深得人心，竟然“望尘遮道而拜”矣。

那料得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这也太有趣太喜剧化了。

统帅严肃军纪，立法为民，人有犯者“并皆斩首”，己亦犯者自当何处？仅以“割发代首”却何以“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罗氏为此借引后人诗论：“拔刀割发权为首，方知曹瞒诈术深。”

果真是“诈术”吗？

愚则不以为然也。兹约略辨析如次：

一鸟惊起致马“眼生”，突然“窜入麦中”，骑者猝不及防，践坏麦田纯属意外，决非故意。据之实情即使触法致罪，亦当灵活处之，罪不当“斩”；

再说统帅已自责“践麦之罪”，并即掣剑意“欲自刎”。虽可看作是一种人前作秀；然为一军统帅，果若“自刎”谢罪，三军无帅必致大乱。群龙无首，无帅必无法，乱中践麦无数且不说，出征讨伐更是无从说起，故而“众急救住”，亦在情理之中。诚如郭嘉所说：“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曹操既已“犯之”意欲“罪”己，而又要严令执法以“服众”，只能作秀于军前，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也算得是放下丞相之尊，聊作践法的一种高姿态了。如此这般，与其说是“诈术”，毋如说是心术也。

况且，有史可鉴亦可参之。《春秋》中既有“法不加于尊”之义，恰好为之以遵古训之名而下台阶，于是弄出个“割发代首”的情节来了。

按说军中无戏言。军令既下必当执法如山，但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或可作灵活处置。从来军中将士犯法，或有“权且记下，将功赎罪”之恕，更何况三军统帅意外涉法，即以此举自罪履法，也足以严明军令震慑军心了。再说古来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视之即如命，割发代首“姑免死”，也非等闲之为，故而割一发而儆三军，上下皆“悚然”了。紧急之时，无暇立奇巧，因而，与其说是“诈术”，毋如说是治军之方术也。

因此，如果我们不持文化偏见，难道感觉不到在曹操的文化思想里，依然流响出儒家“君为轻，民为重”的声音吗？且不用他的诗来印证，前文已约略叙过，就在罗氏笔下，不也依稀透露出个中消息吗？曹操每攻下一城一池，必亲自入城安民抚民，或有恤民之策以慰当地黎民百姓，如其大破袁绍之后——

乃下令曰：“河北之民遭兵戈之难，尽免今年租赋”。

慰民之心，躍然而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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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权御”之外，心在高处。

早已位极人臣，据丞相之位，彰魏王之尊，任可“挟”傀儡帝号令诸侯；既得“天时”，又定中原，不是天子胜于天子。人生若此，复有何求？

直到晚年，功业虽未十分圆满，却也打下大半个中国；人生功名已至巅峰，既不称制正位，那么，人生的高地在哪里呢？一生追求的精神制高点又在哪里呢？

哦，“丰京”，“丰京”！心在“丰京”……

“丰京”，是春秋时期周文王领地的都城。也许，在曹操的内心深处，正是他的人生高地，他的精神制高点。世人皆责之以野心，殊不知其“野心”到头来却在谈笑间停驻在这个人生的高地之上。

“丰京”，祗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向往，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情感诉求。

也许，走过是非功过的艰难征途，晚岁隐去杂色纷呈的斑驳，透过一片混沌依稀可见一抹光色，幽照出心中的那块高地，难怪到死都不听劝，不称帝，而只是以跨越时空的精神偶像自诩：“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周文王虽为一介诸侯，然开疆拓土，威逼殷商，“三分天下，二分归周”，天下诸侯尊之为道德楷模，多所仰慕归服，治国严明，礼贤下士，乃春秋史上一代明君。

曹操自比周文王，不无自负和自夸倾向，然究其文化思想，则更耐人寻味。

周文王创设“周礼”，演化“周易”，崇尚“中道”，协调“阴阳”，终为诸子百家思想之源。孔子的儒家学说与之当有不解之缘，盛赞文王为“三代之英”。

要说曹操并无高贵的血统，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出身或很微贱，陈寿云：“莫能申其出生本末”，虽因汉末宦官擅权因势官至太尉，其子曹操也于年轻时举孝廉为郎，但出于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向来蔑视传统的陈腐理念和繁琐的礼仪以及虚饰的道德，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无视社会的文化偏见和习惯，注重真率、自由、随性的价值实现和行事风格，因而在思想感情有意无意间较为接近民间底层，自觉不自觉地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了某种契合。如撇开小说家言，如前所说，就他的诗文常常流露出礼贤下士、同情民生的思想倾向，表现了下层军士和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感情，无怪乎他如此敬慕周文王，仰望“丰京”这个精神高地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