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　烈

普通高中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本)《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章中，有多处提到胡适，当然也有应当提到而未提及的地方。解放初期，大陆曾展开过大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胡适被称为“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反动文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言人”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胡适重新评价，在许多方面得出了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因此，中学教师在现今向学生授课时，如何介绍胡适，掌握怎样的褒贬尺度，就成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如何从整体上认识、介绍胡适

首先在学术上，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他对中国哲学、历史学、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巨擘之一；他主持过中国公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亲自授业解惑，是中国教育界有声望的导师。

试加简单论证。其一，《新青年》创办之初，所发表的文章，包括小说，都是文言的。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所刊发的文章、诗歌，也只有胡适的是白话文，以后白话文作者才渐渐多了起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实际上是一篇提倡白话文的宣言，而他的文章，特别是《尝试集》则是白话文的实践。这一切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都是极大的。1919年7月，廖仲恺曾写信给胡适，表达了孙中山的观点，认为胡适“鼓吹白话文学，对于文学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①。廖在信中还转达孙中山的建议，请胡适急编一部成文的语法书。稍后，胡适完成了《国语文法概论》，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成为现代汉语最早的语法书。对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不仅进步阵营中人看得很清，保守阵营中人同样了然。著名古文学家林纾深诋白话文，先后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妖萝》。前者以“狄莫”影射胡适，因主张白话，被荆生痛击；后者以“秦二世”(胡亥)影射胡适，为白话学堂副教务长，被一妖怪食而化为粪。

新文化运动虽以《青年》杂志创办为发端，但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新思潮和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就不可能如此之快；没有《文学改良刍议》，就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没有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而且《新青年》迁往北京后，胡适即加入编辑部，成为鼓吹新文化的重要成员和骨干，时人对胡适与陈独秀均等量齐观。

其二，1917年胡适自美返国任教北大，首开课程为《中国哲学史》，后以讲稿汇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蔡元培称之为，1872年以来中国哲学界唯一用新的眼光来写的第一部新的哲学史。任继愈说，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把孔子、孟子与其他哲学家放在同等地位进行评论。采用了新观点、新方法去研究哲学史，因而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也有助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历史学方面，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考证是尽人皆知的。他提倡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文学方面，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对《红楼梦》的考证，深得鲁迅的赞同；解放后，毛泽东也认为胡适对《红楼梦》的看法比较对。他在白话诗方面更是有开山之功。

其三，在思想上，胡适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一点一滴地解决社会问题；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不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也时时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他反对暴力，1925年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他表示对会议虽有许多怀疑之点，但认为开会比打仗好，所以还是要试试，故参加了。他向善后会议提出了一个国民代表会议议案，被否决后，便宣布辞职不再与会。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明确表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任驻美大使，致电毛泽东劝其放弃武装，作第二大党，通过议会斗争来执政。

胡适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对国民党的“训政”表示不满。1928年他写文章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认为“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以致被当局认为是反党，不能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他到台湾后继续鼓吹自由民主，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被台湾当局认为是“共匪的帮凶”。

在政治上，胡适无疑是亲美的，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他又是爱国的，日本侵华时，他放弃不做官的初衷，出任驻美大使，以寻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他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武装斗争，大陆解放后还在海外发表过反共言论，但他却参与过营救共产党人陈独秀、陈延年、胡也频，并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他当了国民党政权的“过河卒子”，并到了台湾，但却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并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且因此受到迫害。

如果上述三个方面的概括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可见胡适是一个多侧面、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地用几个贬义词为之定性显然不合适。

二、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建国以来所有的历史教材和书籍都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共建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由于这一争论的当事人是胡适和李大钊，所以更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斗争的典型。

“问题与主义”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如何，长期以来因胡适在海外的政治情况，以及大陆多年来极“左”思潮的限制，始终没有人敢于深究。改革开放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讨。笔者拟从几个方面对这一历史公案做些介绍和分析。

第一，胡适为什么要在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国外各种思潮、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国家主义、实验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风靡一时。其中仅以“社会主义”名目出现的，就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以致孙中山曾慨叹：“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而孙中山自己也把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当时主张以“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人不在少数。进步青年研究“社会主义”，在报刊上、社团内争论不休，但究竟如何实施却无从下手；也有“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②；一些政客追求时髦、欺骗群众，也妄谈社会主义；更有军阀视社会主义为“过激主义”，要捉拿“过激党”。总之，当时真正了解真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如李大钊者，实属凤毛麟角。

胡适对当时这种空谈“主义”而不务实的现象是不以为然的。这种感觉在他看到皖系政客、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大谈民生主义，并成立“民生主义研究会”之后，就更加强烈了。1919年7月，胡适终于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开头，他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他认为，由此得出的教训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③把这三重教训连贯起来看，显然，胡适撰写此文是针对王揖唐奢谈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感而发的。

第二，胡适是否一般地反对谈“主义”?

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胡适特地说明：“读者不 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学说和一切‘主义。……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④

事实上，就在“问题与主义”讨论之前，美国学者杜威正在中国讲学，胡适曾发表过长篇大论介绍实验主义。胡适的言行表明，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谈主义、研究主义的。

第三，胡适是否借题发挥，实际上只是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呢?

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这种唯物的历史观，能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已不靠这种带着海智儿臭味的历史哲学了(按：指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笔者)。”^⑤

从这段话，首先可以看出，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大致是不错的。其次，他对唯物史观虽然更多地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评论的，但显然其中并没有特别地、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第四，胡适文章的要旨是什么?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要旨，正如其题目一样，就是“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认为那种空谈主义并夸口说是根本解决的做法，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

胡适是改良主义者，他这篇文章无疑地宣传了改良主义。对其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批判。但仅就这篇文章来看，胡适的“多提问题”并不等于“只提问题”，“少谈主义”也不等于“不谈主义”。胡适反对的是只务空谈不务实际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能根本解决，亦且不能局部解决。所以，他在该文末处的结论中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⑥

胡适文章发表后，研究系的蓝志先即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胡适的文章“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⑦。换句话说，就是胡适在强烈反对空谈主义的时候，过分强调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从逻辑上说，反映了胡适为文时的偏颇，从思想上说，则是其改良主义的表露。

第五，关于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蓝志先文章发表后，李大钊于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针对胡适过分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李大钊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同时，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做。”^⑧

针对胡适担心王揖唐之流假冒社会主义，李大钊强调：“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如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⑨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同时，他也主张“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⑩。就是说，在采取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之前，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部分权利等，来组织和发动群众。

李大钊的文章从整体上说，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修正和补充了胡适文章的偏颇，全面地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同时也表示赞成胡适的一些看法，如空谈太多，需要多做实际工作等。

第六，胡适对李大钊文章的反应。

胡适表示：(1)李大钊“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2)李大钊“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B11。(3)“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B12。

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比较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他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B13“输入学说时”，“应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以及“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通过这种态度“输入的主义，一个个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 蠢?煽迹加行Ч?裳啊薄Ｕ庋??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B14。

不带偏见地来看，胡适这些阐释应当是比较全面的，甚至还超前地指出了后来我们称之为“教条主义”的弊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目的并非特别地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而言，胡适最终同意了李大钊关于“主义”的观点，而李大钊也赞同胡适之所以强调“问题”的原因。通过文章探讨胡、李二人对“问题与主义”的认识基本趋同，所以此后李大钊未再写文章对胡适进行驳诘。两人在文章中表现出的最大差异，实际上在于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李大钊明确赞成，胡适则公开反对。但这已不是“问题与主义”所讨论的内容，而李大钊显然也认识到要改变胡适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殊非易事，故也未撰文与胡适辩论阶级斗争问题。

最后，“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1919年七八月间，时间很短，参与者仅3个人，发表文章共5篇，尤其是李大钊仅写了一篇，故是否称得上“论战”，似可商榷。从效果看，讨论后，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的观点，在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中得到认同和响应。毛泽东在湖南成立“问题研究会”即是典型一例。

①《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版。

②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③④⑥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民国丛书》第一编93卷，上海书店版。

⑤^B12B14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同上书。

⑦蓝志先：《问题与主义》，同上书。

⑧⑨⑩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同上书。其中⑨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B11B13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同上书。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