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边缘的行医者

摘 要  在中世纪的西欧，存在着各种不利于犹太人行医的因素，但许多犹太人仍选择成为医生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犹太文化传统中对卫生保健的重视，犹太人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为犹太人进入医学这一领域提供了先天的优势条件;中世纪西方在医学发展上的长期滞后，使得医术高超的犹太医生更容易脱颖而出;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12世纪以后医生职业的日益世俗化，成为犹太人从医的一个良好契机;而医生职业在声望、地位上带来的诸多好处也对犹太人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

关键词  中世纪，犹太人，基督徒，医生

中图分类号  K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6-0044-08

在中世纪的西欧，除了借贷业，医生是犹太人从事最多的行业。大约从1250年开始，医学就逐渐在中世纪犹太人所从事的各种职业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①从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同总人口相比，犹太医生的比例很高。比如，在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克里特岛，1365—1397年间，29名医生中有20人（超过68%）是犹太人。1350—1399年间，法国马赛35名医生中有19名（54%）是犹太人，在接下来的50年，该比例则上升到56%。②14世纪早期，在巴塞罗那档案记载的医生中，有1/3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口只占巴塞罗那总人口的5%左右。大约同一时期，在瓦伦西亚，比例相差无几。在更小的城市韦斯卡（Huesca），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0%～15%，而超过1/2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是犹太人，在1310—1311年，该城的4名医生全都是犹太人。15世纪的情况差不多。即使是在14世纪中期发生黑死病之后，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瓦伦西亚和马略卡（Mallorca），20%～30%服务于基督教社会的行医者都是犹太人。③

在基督教化的社会中，犹太人作为非基督徒，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时常遭受基督教世界的迫害与驱逐，行医存在各种不利条件。但为什么仍有许多犹太人会选择成为医生并能取得辉煌的职业成就？关于这个问题，伊萨克·明茨在《中世纪的犹太医生》④一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犹太人特别喜欢学医和行医的原因：如《圣经》和《塔木德》中有许多关于健康和卫生准则的内容，犹太人在学习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犹太人富有同情心;外部因素则是医生这一职业具有一定地位，不会直接被国家所控制，犹太知识分子没有其他选择等。哈里·弗里登瓦尔德的长文《意大利的犹太医生》梳理了基督教会关于犹太人行医的各种限制和禁令，认为医生是最能为犹太社区赢得尊重和认可的职业。⑤约瑟夫·沙茨米勒在其代表作《犹太人、医学和中世纪社会》中提出中世纪社会“医学化”这个概念，认为犹太医生进入医疗行业与中世纪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有关。①国内目前尚无关于中世纪犹太医生的专门研究，笔者仅在一些犹太史专著和论文中见到一些简短论述，如张淑清在《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一书中用两页篇幅介绍了中世纪犹太妇女的行医状况，但并没有指出是何原因让许多犹太人从事医疗活动;②王玖玖在《11—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基督徒共生机制探析》一文中以“医生”这一职业为例，说明犹太人与基督徒是如何交往互动的，认为“选择成为医生同样是犹太人立足并融入主体社会、获得社会地位的一个途径”。③本文在上述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根据一些原始材料，试以13—15世纪生活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犹太医生为例，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除了在思想文化上占据统治地位之外，对西欧的政治、经济亦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基督教虽源自犹太教，但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之后，犹太人的活动就多少受到一些限制，如43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就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包括官方的医生。④不过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犹太人在欧洲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手工业和从事商品贸易，整个基督教世界对于犹太人还是相对友好的。

从11世纪末开始，这种和平共处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不断，犹太人夹在两大文明之间，成为受害者。1096年，在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的号召与鼓动下，西方世界发动了第一次十字軍东征，并在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城中大量犹太居民遭到屠杀。此后，西方又发动数次东征，整个过程持续近200年。犹太人因为被认为与萨拉森人、异教徒以及宗教异端等各种基督教的反对力量站在一起，遭到英、法等欧洲各国的迫害与驱逐，如1182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没收了犹太人的土地和房屋，将他们驱逐出法国;1290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颁发了驱逐犹太人的法令。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1198—1216年）在位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其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比前任更为强硬。从犹太人视角研究犹太史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1817—1891年）甚至把英诺森三世描述成中世纪欧洲基督徒与犹太人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⑤在1205年1月16日给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英诺森抱怨说：“法国的犹太人变得如此傲慢无礼”，“凭借万恶的高利贷”，“夺取教会和基督徒的财产”。“在古老的教堂旁边建造新的犹太会堂，这座会堂明显要比教堂更高”，“他们公开辱骂基督徒，说各种渎神的话”，并且“秘密杀害基督徒”。英诺森三世要求菲利普二世“阻止犹太人做这些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⑥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对犹太人整体上持一种敌视态度的大背景下，犹太人想要行医，自然是面临着种种限制和困难。

首先，犹太人想要进入大学学习并不容易，因此无法接受系统的医科教育。14世纪末，法国佩皮尼昂医科大学的章程不许犹太人公开或者私下接受医科教育。⑦在意大利，从15世纪初开始，经过教皇的正式批准，犹太医生接受大学教育才开始变得常见，但是1434年，巴塞尔委员会又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学。帕多瓦大学创建于1222年，是医学研究的中心，但是根据历史记载，直到1409年该校才有了第一个犹太毕业生。⑧即便有一些犹太人能够在大学学习，敌意却始终存在。卡尔卡索纳的莱昂·约瑟（Leon Joseph of Carcassonne）于1384年到1394年在蒙彼利埃学习，据他所说，在此期间蒙彼利埃的学者签署了一个与佩皮尼昂类似的敌对法令，要开除卖书给非基督徒人的教藉。①而在中世纪中晚期的西欧，大学学历往往成为获得行医资格的一个前提条件，比如1359年塞韦拉（Cervera）议会制定条款， 要求在行医前必须读3年大学。②虽然这一条款并不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但是无形中为犹太人行医设置了一个极大的障碍，毕竟，犹太人进入大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基督徒。

其次，中世纪教会和世俗政权制定了专门的法令，限制甚至是排斥犹太人行医。1227年，特里尔（Treves）公会议禁止“从犹太人那里拿药”，发布命令“不准犹太人行医”。1246年召开的贝塞尔（Bezier）公会议禁止基督徒雇佣犹太医生。③1254年阿尔比（Albi）宗教会议宣布，“所有的基督徒，如果生病让犹太人照顾，将会被开除教籍”。④以后的宗教会议，在重复拉特兰会议强制犹太人佩戴专门徽章的规定之外，通常还会加上一个限制犹太医生活动的简短声明。最为全面的针对犹太医生的法令是1337年阿维尼翁会议的决议：

我们确定并命令任何来自我们所管辖的省、城市及主教教区的基督徒，不论身份、地位、尊贵程度如何，都不应亲自或者让我们去请犹太医生看病开药。他不能自己或者通过中间人接受来自犹太人或者自动送上门的药物、建议和治疗，不管效果如何理想，除非病人处于危急之中无法向基督徒医生求医。我们同样禁止犹太医生，不论男女，以任何方式参与治疗基督徒病人。不论是谁违反这个法令，如果是犹太人，他将不能参加带有虔诚意愿的圣餐仪式。基督徒则要根据上级的决定来进行惩罚。⑤

如果说教会的立法更多的是在约束基督徒，禁止他们使用犹太医生，对犹太医生违反禁令则显得有点无能为力，那么相比之下，世俗政权的法令更具有实际的威慑力。1310年，弗里德里希三世（FrederickⅢ）在墨西拿、西西里制定了针对犹太人和萨拉森人行医的法令，对医生和病人的惩罚是：犹太人将被监禁至少1年，监禁期间饮食苛刻，只有面包和水，基督徒也会受到同样惩罚，不过时间只有3个月。西西里的立法还规定犹太医生报酬不论多少都要被充公分给穷人。1306年5月6日，普罗旺斯查理二世公爵（Count CharlesⅡ）为了清除犹太医生，制定了以下法令：

任何人生病不得向犹太医生或者其他异教徒求医问药。今后总管和其他官员不能给犹太人颁发行医执照，在此之前颁发的执照将被撤回或者宣布无效。如果一个犹太人违反法令给基督徒看病，将处以罚款新币10镑。如果他拒绝支付罚款，就会受鞭打。至于找犹太人看病的基督徒，则根据其所处管辖区法官的决定进行惩罚。⑥

虽然西欧禁止犹太医生给基督徒病人看病这一规定在后来有所松动，但依然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1474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特许犹太医生摩西·佩斯（Moses Pess）在佛罗伦萨治疗基督徒病人，但前提是基督徒在治疗前要举行基督教的圣事礼仪：

通过来源可靠的描述，我们了解到你医术高超且富有学识，因此我们同意你在这件事上的请求，给予你特别的许可，以便所有的基督教信徒能够从你那里领取药物，而你可以收到用于治疗他们疾病的药物，每次出诊时，能够根据药物的原理给这些基督徒施治。根据（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的章程，在治疗前，他们应该接受圣事礼仪，这样就可以为他们自己以及灵魂的拯救获得心灵药物。（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自由而合法地提供（这样的服务）……⑦

再次，犹太医生很容易受到基督徒的猜忌。在基督徒的眼中，犹太人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中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就认为《旧约》中的犹太人是“一群暴力、原始和自私的人”，并用“落后、缺乏洞见与才智”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他们，⑧主张要强迫犹太人包括儿童改宗基督教。司各特出生于苏格兰，曾在剑桥、牛津和巴黎大学学习，1305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巴黎和科隆教书，他的观点无疑会影响到很多人。

教皇马丁四世（MartinⅣ）在位期间（1281—1284年），为教廷服务的一位犹太医生在自己写的书中也抱怨道：“我们犹太医生，处于当权者的掌控之下，需要具有特殊的智慧，因为基督徒医生嫉妒我们，煽动人们反对我们;有时我们必须在他们面前解释我们的科学观点，当他们听到自己不懂的东西时，就会说：‘他会造成基督徒的死亡。因此我建议犹太（医生）不要接触基督徒，除非他在将要了解的自然科学知识上能站得住脚而不被打败。”①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如果出现治疗效果不佳甚至死亡这种情况，给基督徒病人施治的犹太医生更有可能受到病人家属的怀疑。比如，1419年，在穆尔西亚（Murcia），一个犹太医生就被指控有意隐瞒基督徒病人病情的严重性，以阻止他们进行最后的赎罪礼。②1406年左右出生于帕尔马的犹太医生摩西·拉莫斯（Moses Rimos）在巴勒莫（Palermo）行医，遭人指控后入狱，于1430年被处死，罪名是毒杀了一个基督徒病人。③

最后，在同等情况下，犹太医生的报酬会比基督徒医生低。在14世纪的意大利，翁不里亚（Umbria）犹太医生的平均报酬是24弗罗林，而基督徒是35弗罗林;1383年在阿西西（Assisi），犹太外科医生的工资是12弗羅林，而基督徒外科医生的报酬是犹太医生的3倍。1396年在法国的尚贝里（Chambéry），犹太医生伊萨克（Issac）只能满足于40弗罗林的报酬，而德尼·德利拉（Denis de Lyra）作为基督徒，报酬却是前者的2倍。1406年的马赛，犹太医生如果能挣40弗罗林，基督徒医生则能收到100弗罗林。④在西班牙，这种报酬上的不平等甚至更为明显。

甚至有些犹太医生在治疗基督徒病人前，要事先垫付医药费用。比如，1462年在意大利的比萨，一位名叫波诺莫（Bonomo）的犹太医生与他的基督徒病人阿格斯蒂诺·奥利维（Agostino Olivi）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就有这样的条款：

波诺莫师傅有义务且必须治好上文提到的阿格斯蒂诺……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他要能够像使用他的左膝那样伸展他的右膝和关节，能够正常地直立行走。波诺莫师傅必须用他自己的钱获取上述治疗所需的药物和药膏，如果阿格斯蒂诺在上面提及的时间里痊愈，关节和膝盖能够伸展并直立行走，他就必须为波诺莫所付出的辛劳和出于其（阿格斯蒂诺的）仁慈支付前者12个杜卡特金币……⑤

二

尽管中世纪西欧的外部环境不利于犹太人行医，犹太人在职业上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或者开业行医，或者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或者著书立说、传授医学知识，为欧洲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犹太医生凭借才能成为宫廷医生，冲破教会与世俗政权限制，被国王、教皇、贵族、高级神职人员所雇佣。比如，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PedroⅣ）在14世纪30年代至少有11名犹太医生为其服务，而同期只有6名医生是基督徒。教皇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Ⅸ，1389—1404年）也有2名犹太医生。⑥在14世纪80年代初期，犹太医生雅各布·所罗门（Jacob Solomon）为阿维尼翁教廷服务，他作为教皇克莱门七世（ClementⅦ）兄弟的医生而赢得声誉。⑦莱昂·埃布里奥（Leone Ebreo）1483—1492年在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的宫廷中出任宫廷医生，1492年西班牙发生强迫犹太人改宗的运动，他和父亲逃到那不勒斯王国后，又担任那不勒斯国王的宫廷医生。⑧有些医术高超、在基督教世界声名远扬的犹太医生，甚至成为王室极力邀请的对象。1253年5月31日，吕内尔的领主罗贝尔·高塞利纳（Robert Gauceline）在给法国王子阿方索（Alphonso）的信中，谈到如何让一名叫亚伯拉罕的犹太医生前往法国给阿方索治疗眼疾一事。阿方索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在路易九世亲率十字军东征期间，他是法国实际的统治者。阿方索体弱多病，1250年就瘫痪了。亚伯拉罕在阿拉贡国王的领地行医，是治疗眼疾的专家。为了能让他答应前往法国，高塞利纳派了两个犹太人和阿方索的送信人前去游说，甚至在信中说：“如果这个犹太人拒绝与他们一起前来，我们打算亲自去找他和阿拉贡国王，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达到目的。”①

在传播医学知识方面，犹太医生表现亦十分突出，而这主要是通过翻译医学著作、著书立说、授课来实现的。11—13世纪，在拉丁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翻译运动，犹太人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之一。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衰亡后，古典文化传统在西欧遭到破坏，只有少数古典知识在修道院中得以保存，犹太医生把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著作翻译和介绍到西方，成为连接东西方医学的纽带。在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把阿拉伯语的医学文献翻译成方言，比如最早被翻译成加泰罗尼亚方言的医学文献就是由两名来自萨拉戈萨（Saragossa）的犹太医生在国王豪梅二世（Jaume Ⅱ）的要求下完成的。1313年，另一部医学文献被一个犹太医生贾夫达·邦森约（Jafuda Bonsenyor）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②14世纪生活在阿维尼翁的犹太医生邦如·纳丹（Bonjues Nathan）把哲学、医学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1352年，他完成了医学著作《枕头书》（Livre de lOreiller），1358年把维拉诺瓦的阿诺德（Arnold de Villanova）的著作翻译成希伯来文。③到1400年，犹太人已经把所有最重要、最新的阿拉伯医学文本翻译成了拉丁文。④

中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律法大师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年）也是一位名医。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躲避对犹太人的迫害，13岁时与家人一起离开家乡，23～30岁生活在摩洛哥的菲斯，在那里学习医学，之后定居于埃及。13世纪的一位穆斯林学者对迈蒙尼德的医术大加颂扬，说他的医术比盖伦还要高明。⑤在埃及，他担任抗击十字军的领袖、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萨拉丁的私人医生。⑥他用阿拉伯文撰写了10部医学著作，这些著作后来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在1348年黑死病爆发后，一些犹太医生用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撰写论著分析黑死病爆发的原因。摩西·纳博尼（Moses Narboni，1300—1362年）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行医。他在1350—1362年间完成了一部关于疾病的医学论著《生活方式》（Orah Hayim），书中提到自己在黑死病期间的经历。⑦14世纪，犹太医生伊萨克·本·托德罗斯（Isaac ben Todros）写了一本关于阿维尼翁瘟疫的书《生命的源泉》（Wells of Life），讨论了瘟疫的起源及其治疗方法。一些犹太医生还在大学任教，极大地促进了医学在当地的发展，比如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就受益于来自西班牙的犹太医生。1300年，一个名叫普罗法提阿斯（Profatius）的犹太内科医生甚至还担任了蒙彼利埃医学院的院长。⑧

15世纪时，一些犹太医生也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积极投身于犹太人文主义运动，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埃利亚·德尔梅迪哥（Elijah Delmedigo）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犹太医生、翻译家、哲学家和作家，曾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公开讲学，讲授希伯来语和古典哲学。后来他被专门从威尼斯请到帕多瓦，为该城最著名的大学发生的一场哲学争论担当仲裁人。⑨犹太拉比犹大·梅塞尔·莱昂（Judah Messer Leon）15世纪中期在意大利的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高超的医技，在基督徒和猶太人中享有盛誉。他在帕多瓦、曼图亚等地开设犹太高等学院，教授犹太传统学科和意大利语、拉丁语以及修辞学、语法等人文学科，在生前就出版了修辞学著作《蜂巢漂流记》。犹大·梅塞尔·莱昂的儿子大卫·梅塞尔·莱昂（David Messer Leon）身兼拉比与医生，著有《妇女颂》，还写过一本关于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评注，曾与犹太社区的学者就文艺复兴的问题发生过四次著名的论争。①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医生在从事医疗活动的同时，有时候会身兼他职，甚至充当外交使节，迎送显要人物或处理一些有争议的事务，在城市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阿贝纳居（Abenardut）家族的艾尔阿扎尔（Elazar），是西班牙国王艾方索（Aiphonso）的内科医生。1331年，艾尔阿扎尔身负秘密使命被派到塔拉戈纳（Tarragona）。1333年，国王与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大金融家伊斯梅尔·阿卜里特（Ismael Ablites）之间存在误会，国王佩德罗就任命艾尔阿扎尔作为调解人并授予他全权代表权。艾尔阿扎尔还在一些事情上对王室施加影响，他在14世纪上半期非常活跃，在档案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②

上述列举的仅仅是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部分犹太医生的成就，更多的人可能湮没无闻，但这些例子至少说明，中世纪的犹太医生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中，不仅有可能生存，还能够获得主流社会一定的认可。

三

在中世纪，除了不能担任公职，犹太人有许多职业可以选择，比如成为商人、放贷者、手工业者，还可以做经纪人、抄写员等。在众多的行业中，犹太人何以青睐医生这一职业？上文提到的不利于犹太人行医的种种客观因素，为什么没能阻止犹太人学习、研究和从事医学的热情？如何解释犹太医生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所取得的成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犹太的文化传统来说，犹太人有进入医生这一行业的有利条件。

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早在公元63—65年，（古犹太）法利赛人的大祭司约书亚·本·甘姆拉（Joshua Ben Gamla）就发布了一条宗教法令，要求每一位犹太父亲把他们6岁或7岁的儿子送到学校读书。③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则声称，“犹太人主要关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④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进入拉比犹太教时期之后，“犹太人把阅读和学习《妥拉》和教育他们的孩子看作犹太成人的基本宗教义务”。⑤因此，犹太人一般都会读写，可以说“犹太人在中世纪之时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则没有多大悬念”，⑥而彼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够识文断字的依然是少数人。

犹太人的教育虽然首先是宗教性的，但在此基础之上，学习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医学保健知识。从一份时间大约为1180年的学习课程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除了一开始要培养读写能力，学习犹太教经典《妥拉》《密西拿》《塔木德》之外，还要学习希伯来语法、诗歌、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部分，学生要学习医学，就是让人的身体保持正常状态，以及使不正常的身体恢复正常的技艺。后者被称为治疗，前者称为保健。这项技艺又被分为两部分：科学和实践。⑦1332年左右，瓦伦西亚的一位犹太父亲在给12岁儿子写的道德遗嘱中提到他未来要学习的课程：除了犹太教经典，还有数学、伦理学，到了18岁时，则要复习之前的所有课程，并且开始学习自然科学，这个过程要持续两年。⑧遗嘱中没有指明自然科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但从以往的课程分类来看，很有可能包括医学知识。此外，犹太教的经典《塔木德》中也有多处提到与疾病和卫生有关的内容，犹太人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医学知识打下基础。

就学医的途径而言，犹太人除了请家庭教师，还有很多是通过家族内部传承。15世纪上半叶的两份法国犹太人的婚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證明。1431年3月7日的婚约来自马赛，新娘曼迪纳（Mandina）的父亲是内科医生兼外科医师，他承诺，如果未来的女婿感兴趣，他将会“免费一年”教授他内科或外科，或者两者都教。1432年11月1日的婚约来自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女孩贝莱特（Bellete）的父亲承诺，他会无限期地教授女婿“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尤其是医学。①可以说，犹太私人教育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犹太人不能进入大学接受医学训练这一不利因素。

第二，与基督徒相比，犹太人在语言上具有极大的优势，除了希伯来语，他们还懂得阿拉伯语、拉丁文和各种方言。自7世纪阿拉伯人势力崛起并开始向外扩张以来，拉丁西方长期与伊斯兰世界处于对立状态，基督徒固守一端，缺少学习其他语言的环境和动力。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ierre le Vénérable）就曾说过：“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拉丁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语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因此，12世纪西方的基督徒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时，不得不“寻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帮助，也接受犹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帮助”。②当时，有大量的书籍首先是从阿拉伯文翻译成希伯来文或者西班牙方言，然后再据此翻译成拉丁文的，而充当中介的很多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本来大量定居于近东，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逐渐向西迁徙。在长期的游走和流散过程中，由于现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需要，他们积淀了丰富的语言知识，能够运用多种语言。阿拉伯医学在中世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出现了像拉齐（865—925年）、阿维森纳（980—1037年）这样可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盖伦比肩的医学巨匠。面对丰富发达的阿拉伯医学，多语言能力使得犹太人有可能通过翻译和研读阿拉伯语的医学文献，获取最新的医学知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从而补足自身在医学知识上的某些不足。

第三，中世纪西方在医学发展上长期滞后，医术高超的犹太医生更容易打破基督教社会对其施加的种种限制，为自己赢得口碑，并获得大众认可。一直以来，基督教重视对灵魂的医治甚于对身体的医治，很多基督徒都相信奇迹治疗。比如，在英、法两国，从10世纪开始，人们就普遍相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瘰疬病，直到18世纪，这样一种观念才逐渐消失。③虽然基督教并不排斥病人生病的时候看医生，但在宗教治疗和世俗治疗的关系上，倾向于把上帝发挥的作用放在第一位。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就认为，基督徒“从上天接受了药剂以后，他就不该再去寻求世俗的医术”。④关于中世纪西方在治疗手段上的迷信与野蛮，12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一名叫撒贝特的叙利亚医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腿上长着脓包的骑士和一个发高烧的妇女前来就诊。经他治疗后，二人情况好转。一位法兰克医生却说撒贝特不能治好他们的病，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他把骑士有脓包的腿砍掉，说妇女的头部有魔鬼，用剃刀在她头上划了十字，并抹上盐。两个病人最后都一命呜呼。⑤这段记载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世纪西方医疗水平的低下。即使在大学兴起之后，医科教育主要还是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为主，缺乏实践，也鲜有解剖课程，甚至有些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医学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与错误，因此直到近代医学革命以前，西方的医学水平整体上乏善可陈。

需要指出的是，12世纪以前，西欧多数医生特别是有学问的医生都是修道士。但在此以后，教会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教士行医的法令，如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修道士和律修会士不能为了世俗的利益而学医，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明确提出神职人员包括副助祭、助祭和司祭不能从事有灼烧和切割的外科。⑥由此，医生这个职业越来越世俗化，医学的发展开始逐渐摆脱教会的影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1348年黑死病期间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十分短缺，这些都为犹太人进入医生这一职业提供了契机。

第四，不利于犹太人行医的外部环境是相对的，总体来说，医生是一份可以让犹太人名利双收的职业。虽然教会和世俗政权曾经颁布一些不利于犹太医生的法令，但是这种法令往往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比如上文提到的1306年关于禁止犹太人行医的法令仅仅在公布几个月以后就撤销了。1337年的阿维尼翁决议，4年后在同一城市举行的宗教大会上也被取消，原因是：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态度也做出改变。理由有：“公共事业”“紧急需要”“犹太医生缺乏”等，如果不取消以前的法令是不负责任的。简言之，社会并非一味排斥犹太医生，教会人士本身不断召见犹太医生也使得反犹法令成为一纸空文。①1421年，教皇马丁五世（MartinⅤ，1417—1431年）就撤销了对立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三世（Benedict ？育）的法令，允许西班牙的犹太医生治疗基督徒。1422年他又签署法令，彻底撤销了禁止犹太人行医的法令。②可见，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行医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医生职业未来所能带来的好处显然比可能遭遇的困难更具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于王室的犹太医生会获得各种特权，如行动自由、免税或者不用穿表明其犹太人身份的衣服等。有些教皇对犹太人的态度十分友好，1220年，应阿拉貢国王的要求，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Ⅲ）将国王的犹太宫廷医生置于保护之下，并且签署命令给塔拉戈纳（Tarragona）总主教，不要让人骚扰其本人及家人。③再者，与常遭人嫉恨的借贷人相比，犹太医生更容易赢得基督徒的尊重。14世纪在法国佩皮尼昂工作的一位犹太医生就说：“我生活在基督徒中间时，在他们眼中我低人一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治愈他们疾病的医生才会受到尊重;无论出身卑微还是高贵，拥有医学知识，就能成为国王的座上宾，在他们面前挺直腰杆。”④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曾经说过：“在整个中世纪，教士个人不太受人尊重，但僧侣这个阶层却很受尊敬。”⑤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到犹太人身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犹太民族不太受人待见，但犹太医生个人却很被看重”。不过，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其所在群体息息相关，每当社会掀起迫害或驱逐犹太人的浪潮时，犹太医生自是难以幸免，即使贵为宫廷医生，就像上文提到的莱昂·埃布里奥，也有可能被迫逃亡。这样的事情曾经屡屡发生。阿尔摩哈德王朝（1147—1269年）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西班牙的犹太医生就移居到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1306年法国开始驱逐犹太人，不少犹太医生就前往西班牙，1360年他们又被允许返回法国。⑥但不管怎样，犹太医生因为有一技傍身，在新的地方，总能很快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毕竟，西方基督教世界需要犹太医生的服务，在需要求医问药，特别是在医生紧缺的特殊时期，总会暂时地抛开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综上所述，中世纪犹太人选择医生这一职业，并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犹太文化传统中对卫生保健的重视，犹太人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为犹太人进入医学这一领域提供了先天的优势条件;中世纪西方在医学发展上的长期滞后，使得医术高超的犹太医生更容易脱颖而出;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12世纪以后医生职业的日益世俗化，成为犹太人从医的一个良好契机;而医生职业在声望、地位上带来的诸多好处也对犹太人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相较于不利于犹太人行医的外部环境，上述种种因素占据上风，最终促成中世纪犹太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出现并走向成功。

【作者简介】高建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中世纪史、医学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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