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的近代中国东北鼠疫与卫生防疫的全球化（1910—1930）

摘 要 1910—1930年間，中国东北暴发了两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肺鼠疫，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国的政界、医疗、媒体人士介入其中。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这些国际团体和个人转化为支援中国东北抗疫、防疫的积极力量，并协助中国建立了高度国际化的卫生防疫体系。借此，国际卫生防疫力量逐步摆脱了地缘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实现了跨界交流与合作，开启了卫生防疫全球化的进程。

关键词 1910—1930，中国东北鼠疫，国际卫生防疫体系，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24-10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增加，学界对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鼠疫多有追溯，①独对其所引发的卫生防疫全球化趋势鲜有涉及。在疾病领域，“全球化”似早已开始。伊曼纽尔·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指出，“‘世界微生物统一的第一次大暴发发生在1300—1650年之间。这个时代也是天花、麻疹和梅毒在世界上迅速传播的灾难性时代。人类活动的增长，征服、贸易和旅行，是这一进程实现的关键因素”。②然而，人类对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认知远远落后于疾病本身，遑论防疫。直至近代，中国东北暴发的两次大型肺鼠疫客观上形成了一股强大推力，推动了现代防疫医学的跨界研究，并逐步实现了独立于地缘政治、经济之外的国际医学力量的联合。

一、1910—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

大流行前后的国际干预与协作

近代以前，因医学常识欠缺，人类对鼠疫的认知十分模糊。据史料推测，6世纪查士丁尼的大瘟疫很可能就是肺鼠疫，而1348年从意大利向北流行、夺去了英格兰1/2至2/3人口的黑死病应是腺鼠疫。③1666年伦敦大火烧死了所有啮齿类动物，黑死病随即终止，人们才意识到老鼠可能是该疫的罪魁祸首。其后，鼠疫时强时弱地流行于亚述、阿拉伯半岛以及与苏阿金接壤的红海、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东北部、环里海的南部海岸、乌干达、尼亚萨的西南海岸;喜马拉雅山脉低坡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加瓦尔和库马，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侧，靠近外蒙古和中国东北边界的索伦口;北部湾以北的中国云南等地。①直至19世纪末，随着解剖学和微生物学的兴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学者开始了鼠疫流行病学研究。因鼠疫流行区域广泛等诸多因素，相关研究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国际色彩。1894年，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从死者身上分离出鼠疫杆菌，从此该疫被正式定名为鼠疫;同期赴港的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也官宣发现了鼠疫杆菌，但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此后，鼠疫几乎连年小规模暴发。为寻找疫源，一些学者到俄罗斯东南部、印度孟买、跨贝加尔连同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外加江东六十四屯和库页岛，以及蒙古东北部、伏尔加河下游和乌拉尔河等疫区开展调查，认定“腺鼠疫是常见类型，而肺鼠疫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鼠疫”。②该观点一直持续到1910年中国东北暴发肺鼠疫时。

1910年肺鼠疫暴发之前，中国东北“既无负责任的医官，也无令人满意的基础统计数据。（只有）沈阳的传教士医院和药房覆盖面相对较广，一年能对约5万名患者和约1000名非患者提供医疗报务”。③囿于传统观念，传教士医院亦困难重重，前来就医的中国患者多是出于猎奇或是绝望的最后一搏。④而中国东北北部的经济发展与医疗卫生的矛盾更为突出，黑龙江流域的淘金热、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的建设，吸引了大批来自河北、山东的季节性移民。这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没有任何医疗卫生设施的封闭茅舍，夜晚同睡在通炕上，跳蚤、虱子肆虐，成为传染病的天然温床。

1910年9月，鼠疫最早在满洲里周边捕杀土拨鼠的中国人中出现。当时从赤塔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线路是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在哈尔滨南下至大连，并连起山海关至牛庄线。这条国际铁路在方便了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加了瘟疫跨境传播的风险。10月25日，俄铁路官员在满洲里火车站发现两名中国人出现肺炎症状，一名在夜间死亡，中东铁路卫生员立即对之尸检，验出死者体内有大量鼠疫杆菌;同一天，9名同样症状的中国人死亡，而这几位中国死者皆与土拨鼠猎人有过接触，俄检验出其死于毒性更强的肺鼠疫。⑤11月4日，满洲里车站的一名俄国员工染疫不治。俄政府立即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勒令曾与之接触的535人接受观察。⑥“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乘火车向南逃窜，导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中转站哈尔滨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疫情尤重”。中国人聚居的道里、道外区的卫生条件远低于哈尔滨俄国社区，致使鼠疫在此集中暴发，第一例鼠疫死亡病例发现于10月27日，之后死者激增，绝大多数是中国工人。至11月23日，铁路沿线已有391例死亡，其中俄国8例。⑦

鼠疫暴发之初，俄国就介入其中，名医达尼洛·扎伯洛特尼（Данило заберлотни，1866—1929）即从圣彼得堡赶到哈尔滨，但他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积极推进预防措施和实验室研究。他主张的对感染者与疑似病例的严格隔离和彻查使中国民众产生了本能排斥，中国人对俄国的恐惧甚至和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一样强烈。⑧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进入俄国鼠疫医院的中国人再无人活着出来时，坊间盛传“俄人杀死了中国病患，割其器官制药以保俄人健康”。⑨中国人普遍认为鼠疫应由有能力的中医治愈，并一概否认这是外国人所谓的流行病。⑩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俄国警察不加区别地把中国人作为鼠疫疑似者围捕，还放火烧掉了中国人的房子。《东方杂志》指斥俄国是借鼠疫之危，欲将中国人驱逐出城镇中心并将其占领。①而俄政府公开要求接管傅家甸，采取西方流行的预防措施，②并主持铁路沿线城镇的抗疫工作。这些要求暴露了其野心，傅家甸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会断然拒绝，最终只有一位俄国医生获准至傅家甸做顾问。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格外谨慎：“外人谓百斯笃为国际病，持人道主义者本无分畛域，均有防卫之责。办理稍一不善，即予人以口实。兼以东省创见斯疫，晓以严防之法，总觉怀疑造作，种种谣言几致酿成事端。”③准入傅家甸的俄医名为罗杰·B.鲍宁豪森（Roger B. Boenninghausen），波罗的海的德裔男爵，汉学家，是一个与中国女性结婚并入住中国社区的人。作为在傅家甸工作了两个月的唯一的外科医生，他积累了大量疫情初发时期的珍贵资料，其著作《中国东北地区肺炎流行图鉴1910/1911—1921》是鼠疫早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学术资料。④

截至1911年4月，历时4个月左右、蔓延甚广的中国东北鼠疫基本被扑灭。其中6万人丧生，包括许多俄国民众，还有一些英、法、俄、中等国的医护人员。⑥这场大瘟疫伴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刷新了人们对肺鼠疫的认知，其传播速度、广度和危害性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及其与各国抗疫力量的协作使超越政治以外的跨国医疗卫生合作成为共识，生命整体的意识开始生根发芽。

二、“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中国东北公共

卫生防疫体系的国际化建设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突发卫生事件促成的，具有高度的双向国际化趋势。如1893年鼠疫在广州的大流行，致1894年香港开始实施海关仪器检疫，检疫权划归中国通商口岸和港口的卫生官员;1898年菲律宾、日本、中国上海等地的系列霍乱促使上海、大沽、福州、大连和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建立了海路检疫系统与隔离医院;1908年的一场鼠疫导致直隶省（今河北）政府在大沽、山海关和天津建立了北洋卫生服务中心;而1910—1911年中国东北肺鼠疫及后来常态暴发的局部鼠疫同样促使中国政府着手打造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中国东北卫生防疫设施几乎为零，因而伍连德与国际同仁们一致认为在此建立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十分必要。⑦为深入研究鼠疫起源、预防、治疗等相关课题，争取国际力量的更多支持，清政府主动召集世界顶级防疫专家，于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阳）举行了首届“万国鼠疫研究会”。

然而，日俄两国却欲借本次会议增强本国影响力，排挤中国。以北里博士为代表的日本专家提出中国当局应在会议讨论中保持沉默，“据我了解，即将到来的奉天会议源于中国政府意在瘟疫流行中心，尽可能多地召集各国专家在一起交流鼠疫的特征及其预防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既无权在会议上提出主张，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言，如果有任何企图，都是极不适当和不可原谅的，我自己也会坚决反对”。⑧对此，中方决定以大局为重，不与之正面交锋，“各方都听到了不利评论，但这件事不太可能公开讨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只会导致日本代表团撤回……无论如何，他最好不要把政治考量引入会议”。①中国政府早已申明，召开此次大会只是为了从科学和人道主义角度来讨论鼠疫这一可怕的灾祸，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②中国的开明使北里的要求在国际上几乎无人响应，只有俄专家扎伯洛特尼刻意干预了参会人选。他竭力推选俄国防疫专家参会，禁止一直在一线坚持抗疫、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哈尔滨医生们参会。而他是在执行圣彼得堡外交部的指令，意在防止有任何虚假调子影响俄罗斯代表团的表现，从而导致疫情集中暴发地的中国一线医生的缺席。可见，日俄两国都试图从政治层面上主导“万国鼠疫研究会”并力压中国。但中国巧妙地避其锋芒，以实际行动强调了其东道主的身份：对开会场所的选择与布置，对与会者的邀请与高规格接待，对会议日程的安排……力求使该医学大会脱离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人为的干扰元素，为世界卫生医学专家和团队提供了和平、友好、专业的交流与合作平台。③

1911年4月3日，来自美、英、俄、法、德、意、日、奥匈帝国、墨西哥、荷兰、中国等11个国家的4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多是传染病学领域的精英，如德国的埃里希·马提尼博士（Dr. Erich Martini），美国的里查得·P. 斯特朗博士（Dr. Richard P. Strong）和奥斯卡·蒂格，英国的亚瑟·斯坦利博士（Dr. Arthur Stanley）、乔治·福特·皮特里（George Ford Petrie）博士、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ar）、G. 道格拉斯·格雷（G. Douglas Gray）、W. H. 格雷厄姆·阿斯普兰德（W. H. Graham Aspland）、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等人，日本的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藤浪鑒等，俄国的扎伯洛特尼、保罗·B. 哈夫金（Пол б. хавкин）等人。伍连德担纲主持，总督锡良致开幕辞，特别强调：“以诸君子宿学硕望，又重以热心研究，此数星期内，必能卓著成效，发明新理。将来研究之心得，为实地之措施，固不维中国人民之福，亦环球各国人民之福也。”④施肇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既是中国对东北主权的重申，更是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呼唤，为中国官方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按施肇基提议，会议聚焦于鼠疫病毒研究、治疗方案讨论和疫情进展报告。伍连德提出的“满洲里原发肺鼠疫的土拨鼠向健康者的继发性传播可导致败血症和肺鼠疫的鼠疫杆菌”等理论，⑤代表中国学界向世界卫生防疫领域的精英发出了权威的学术声音;俄代表团团长扎伯洛特尼也如愿以偿地大出风头，在大会上介绍了肺鼠疫宿主——西伯利亚土拨鼠理论，成功激起了国际学者追溯鼠疫宿主的热情;美国首席代表斯特朗提供了土拨鼠对急性鼠疫易感的实验证据，鼠疫在土拨鼠之间传播及传染给人类的影响等等。⑥会议成果《国际传染病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迅即向全世界发行。⑦

大会进行了25天，与会者就各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针对性研究，以最人道、最和平的方式在疫区前线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其成就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所做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其愿望是通过会议向人们提供所需资料，以防止该类鼠疫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流行。中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得到了英美代表的支持。此次会议至少应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中国……无可否认地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已明确地把自己置于科学进步的一方”。⑧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东北肺鼠疫的传染力强，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受到普遍感染，也对西欧和美洲构成了威胁。借此，与会各国学者初步达成了保护生命整体的共识，突出了多国医疗合作与应对的必要性，为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创立奠定了优先地位。⑨同时，相关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国东北医疗卫生事业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

疫情中，哈尔滨是防疫总部，所有指示和报告都由该总部发出，鼠疫过后，哈尔滨更因地缘之故保留并延续了中国东北防疫中心的指挥功能。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力量的支持下，伍连德以哈尔滨为基地，在中国东北北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1. 建立永久性医院，将防疫与疾病的治疗常态化;2. 设立鼠疫实验室，进行深入系统地科学研究;3. 致力于建设西方制度化的医疗保健、水质卫生等公共卫生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与互动。1912年，伍连德指导下的“北满防疫处”（“北满防疫局”前身）开始运营。该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走在现代卫生防疫医学的国际前沿，来自日本、奥匈帝国、英国等国际学者长期供职于此，中外防疫专家有了长期合作的稳固平台。防疫局的高级医官J. W. H. 春博士（Dr. J. W. H. Chun）1911年对中国东北北部疫区做了全面调查;1912年，耶特马尔博士（Dr. Jettmar）在外蒙古库伦的俄国杜杜克洛夫（Dr. Dudukaloff）实验室与之合作研究猩红热课题;伍连德同期深入到蒙古确认肺鼠疫源头。在共同搜集了1898—1910年间东北亚鼠疫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鼠疫每年都会在吉尔吉斯大草原上发生的定论，并定期发表年度研究报告（第一卷主要由伍连德撰写），报告鼠疫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国在防疫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且处于欧美同类机构的领先水平，在改善世界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基于此，中国东北北部防疫机构对年轻的国际医学精英们形成了强大感召力，他们纷纷申请加入伍连德领导的中国东北防疫体系，致使国际防疫人才基本实现了疫情多发区的全面覆盖和监控。如1918年牛庄防疫局的菲利普斯（Phillips）博士及时报告了一场相当严重的流行病，在及时救治下无人死亡。局地暴发的鼠疫也因防疫得当而只有罕见病例。②1915—1924年，“南满卫生部”首席医官细川与伍连德在防疫上密切合作，二人的合著多次在《日本衛生学杂志》发表。可见，当时中国东北的联防体系已初步形成，成效显著。③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医疗代表团访问中国，伍连德抓住机会向代表W. H. 韦尔奇（W. H. Welch）、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委员罗杰·格林（Roger Green）推介在北京筹建一所医学院和医院，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同年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成员有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W.巴特利克（W. Buttrick）等人。1917年，伍连德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请在京建立中央卫生实验室，使中国东北防疫局能与之呼应。1917—1918年，伍连德联系国际银行家，筹到100万美元贷款建造和装备了该实验室。④实验室建成不久即生产出了有效的疫苗和血清，每年可获得11万美元的国际资助。1921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开业，一些有竞争力的私立医院也开始出现。期间，伍连德还多方联络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博医会等医学组织，并定期在上海、广州等地召开学术会议，制定了执业医师、诊疗所、护理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等规则。中外协作、公私共存等有利因素推动了中国北方医疗防疫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区域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显然，中国主持召开的首次国际鼠疫会议拉开了世界卫生防疫体系一体化的序幕，来自多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共同探讨和研究这场可怕的瘟疫中跨越了种族、地域、国别等方面的偏见和执念，使生命整体的概念深入人心，也使落后的中国防疫体系建设得到了国际各方力量的支持，并使之从成立之初即带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913—1920年，在日俄两国防疫人员的密切配合下，7次将鼠疫苗头成功地扼杀在摇篮里（详见表2）。

三、20世纪20年代肺鼠疫再袭东北与

国际卫生防疫体系的联合应对

1920年10月，海拉尔出现鼠疫疫情，伍连德闻讯立即前往。经检测，他高度怀疑是肺鼠疫卷土重来。但当时中国东北政权更迭，伍连德已非10年前那样大权在握，除了督促当局将密切接触者隔离外，别无他法。伍连德返回哈尔滨后不久，海拉尔防疫处发生了逃逸事件，致疫情沿铁路线迅速传播。

所幸，中国东北既有的防疫体系已形成了基本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国际联防合力，其对疫情的管控能力及民众对防疫的配合都较10年前大有进步。1920年12月21日，伍连德联络哈尔滨各界要人，在滨江召开了中外居民代表大会，议定成立“万国防疫委员会”，推举滨江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覃周（R. C. L. dAnjou）为主席，成员包括各国驻哈领事、中国政府官员及铁路官员、中俄医疗防疫人员等。该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团结协作精神，至次年5月疫情结束期间，总计举行了18次会议共商对策。②经过生物检测，中方防疫人员联合英、日、俄等国际医学力量很快查清了疫源，对传播路径、传染度等亦有了更科学、更成熟的认知。英国医生查普利克（Chapplick）负责哈尔滨防疫，每天上午和晚上分测患者体温，一旦发现有脉搏加快和发烧的迹象，立即将其隔离，必要时送至疑似病例的病房。③经过实践，“北满防疫局”和英国医生发明了“黄金24小时”理论，即患者“在出现症状后的4—24小时内没有传染力，包括痰里有血时，因为很少有患者在咳嗽之前就有传染性”。④伍连德与英国学者格林·伯格一致认为，“肺鼠疫是非常容易抑制的传染病——即使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也如此……肺鼠疫在较冷、较干燥的地区传播得更好”。⑤美国学者蒂格和巴伯（Barber）则利用实验数据予以印证，“即使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鼠疫飞沫依然存在于极低的温度下，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使得鼠疫能够存活并具有传染性”，①攻克了鼠疫能越过寒冬年年在极北地区爆发的学术谜题。

疫情期间，哈尔滨的苏俄医生设立了一个独立分处，负责例行的房屋检查、诊断和消毒，并向总部发送每日报告。所有疑似病例和鼠疫病例都被送往“北满防疫局”下设的哈尔滨医院。②中东铁路部门亦密切配合，在隔离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将一排排火车车厢拉在一起，集中隔离了成千上万的疑似者和接触者。“北满防疫局”在哈尔滨的实验室生产了6万个纱布口罩和8000剂鼠疫疫苗，③有效的疫苗和血清疗法拯救了许多民众，哈尔滨受过教育的人比10年前更易接受外国药物。基于此，“在1920—1921年的瘟疫中，只有8%被隔离在哈尔滨的接触者发展成鼠疫”。④“中国东北共8500人死亡。此疫的流行被局限于中国东北北部，长春以南几乎都逃过一劫，直隶和山东两省仅发病300例”。⑤专业人员的死亡率也较1910年鼠疫大幅下降，从1910的19%～46%下降到1920—1921年的9%。⑥抗疫支出也从1910—1911年的800万美元减至96万美元，且从海关收到15万美元的捐助，“北满防疫局”只花了38，000美元。⑦

客观上，此疫是中外防疫学力量整合后的一次大考，以伍连德为代表的国际化防疫体系交上了令人相对满意的答卷，其领导的国际医疗团队在成功遏制疫情的同时，亦将相关成果发表在《英国病理学与细菌学杂志》《英国卫生学刊》《中国医学杂志》及美、日、德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共享，进一步锻炼了实战能力，提升了国际知名度。他们趁机举办、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为中国东北防疫体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更高的平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病理学教授藤浪鉴与伍连德合作的《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病理组织学研究》在1924年2月国家医学协会会议上宣读。1923年9月伍连德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远东热带医学会议，期间受日本驻长春领事仁志邀请以国宾的身份访问日本。伍连德10月6日远渡东瀛，会见了山田基（前“南满医学院”主任，时任长崎医学院院长）、北里、八加佑、入泽和三浦等医界精英，参观了日本长崎、福冈、大阪、京都等城市的检疫医院，多次用英语发表“中国鼠疫研究”“肺鼠疫疫源”等系列讲座与演说，引起日本学界和外交部的高度重视。伍连德借机敦促日本善待中国留学生，为两国的共同利益培养杰出人才，并于10月26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了题为“日中医学的相互依存”演说，极力主张尽快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一个实验科学研究所，“日本和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可以在那里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而合作”。⑧伍连德再次明确提出生命整体的概念，得到了东京医学联合会的认可与支持。“若中国未采用现代的疾病预防方法，对其相邻国家和地区而言无异于一种不断的威胁。而日本向其人口众多的邻国——中国的科学进步伸出援助之手，符合日本的长久利益”。⑨

经过1920—1921年的国际合作和积极的对外交流，以跨境联防为目的的国际联防机构——“联盟健康委员会”（“北满防疫局”隶属其分支机构“远东卫生局”）得以成立。其后，中国注册医生增长了2倍之多，达到了1万名，但对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每1000名居民配备1名医生的比率，擁有4亿人口的中国仍远远不足。若按日本5500万人配6万余名医生，中国应配备约40万名医生。⑩在伍连德等人的努力下，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不断向中国输送医疗卫生人才。中国东北亦与苏俄建立了防疫互助机制，双方约定，一旦发现可疑病例，立即通知医务人员，在各自辖境内不分国籍对病人进行检查，若确定是可疑病例，即刻就近送医，所有与病患接触者都必须戴上口罩和兜帽以防感染。哈尔滨卫生实验室则坚持生产纱布口罩和疫苗，分发至西伯利亚各地。？輥？輯？訛1927年，蒙古出现鼠疫，联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远东卫生局”在日内瓦和新加坡等机构的电报请求下，请调“北满防疫局”赴通辽疫区调查。大约同一时间，“北满防疫局”接到外蒙古库伦和俄罗斯医疗部门的电报，请求运送3000剂疫苗和10升血清支援，这些抗疫物资经西伯利亚铁路被运往维诺因丁斯克，然后由航空公司从那里运至蒙古库伦。截至9月底，通辽除使用抗鼠疫血清治疗病人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保护性接种，鼠疫只造成400余人死亡。“伪满洲国”时期，联合防治鼠疫委员会得以建立，下设一个常设机构以便及时向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报备。①

可见，这一时期的国际防疫体系真正实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跨国联防合作，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向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结 论

1910—1911年中国东北暴发的肺鼠疫拉开了中国防疫医学现代化的序幕，在多种国际势力的介入和角逐下，清政府与东北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防疫重任转交给以伍连德为代表的现代防疫学专家手中。伍连德充分调动了国际医学力量，有效地遏制了凶险的肺鼠疫，并借机召开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鼠疫大会，为建设高度国际化的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提供了契机。经过10余年的长足发展，1920—1921年暴发的肺鼠疫成为中国东北卫生防疫体系的试金石。事实证明，在坚持中国国家主权原则下，高度国际化的中国东北卫生防疫体系是有力且高效的，它以开放、包容的学术品格充分诠释了生命整体的理念，赢得了世界同行的尊重和认可，为健康联盟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前身）等国际医疗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促了卫生防疫全球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赵欣，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历史地理、医学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