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大校长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学应做的事情

杜玮

“当年我上学时，老师让我们做一个小榔头。多年过去，我已经从教41年。当我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的实践项目还是做那个小榔头”。2021年，西交大校长王树国做客央视时的这番话在网上轰动一时。作为西交大的“头牌网红”，王树国思路清晰，口才极佳，常常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公开场合发表脱稿演讲，并引发热议。

今年64岁的王树国可能是国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2002年，年仅44岁的他放弃当副省长的机会，从黑龙江科技厅厅长任上回到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当时“C9联盟”（即第一批入选“985”工程的9所高校）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12年后，他又从东北来到同样地域不占优势的西北，执掌西交大。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西交大校长王树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在采访中，他表示，“当校长时间越长，对这一职位越敬畏，它太高深了。”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职业化，要把做校长当成终身事业。长期执掌理工科院校的经历，让他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大学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他还提出了，“我们沉迷于大学排行榜”“大学与社会脱节”“对该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等问题。他有一种紧迫感，不希望中国高校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

大家把大学看成一个学术机构，首先要看校长是不是科学家。当然，当好大学校长的一个前提是懂科学，但他并不需要是某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顶尖科学家未必能做一个好校长，二者的职业要求是不同的。

校长首先要懂社会，你要知道大学在社会中承担怎样的角色，大学该怎样引领、支撑、服务社会，你得有相应策略。第二，你要懂科学，不光懂一门科学，你需要了解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虽然不是那么精，但是你大概要有一定了解，对未来行业走势、最新发展有预判。第三，你要有一定的行政工作能力，把大家组织起来。第四，你得敢于改革探索，大学随着形势发展，它不断变革，你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气魄。所以，大学校长就像企业家一样。

一个糟糕的校长能够三五年就把一所学校给毁了。毁掉一所大学损失有多大，再恢复起来，又要付出多大代价，你又耽误了多少孩子。此外，现在大家似乎觉得，大学是铁打的营盘，校长是流水的官。不当校长后，还能做什么，是不少校长会考虑的问题。其实，中国最缺的是一生奉献于大学校长这一岗位的教育家。这一岗位对教育的发展太重要了。我是把大学校长看成一份终身的事业，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如果做一个只关注我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的校长，那这种校长好做。第一找钱，校长找钱还是很容易的。第二挖人，第三出文章。三五年之内学科排名这就上去了，这种点对点的很容易做。但对学校的伤害极大，方向错了，整个学术氛围糟糕，不能那么做。

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到西交大以后，我的学术研究就基本停了。原因是，第一，我不可能把哈工大的队伍带来，哈工大做机器人是全国做得最好的，有300多人的团队。作为原来哈工大校长，把队伍带走，这是不行的。第二，我也不该这么做，否则让西交大的老师怎么看？当校长后，啥也没干，先把自己的摊子撑起来了？到西交大后，我要把整个学校做起来，一定要让所有学科都发展，这是校长的首要职责。你自己有能力不叫能力，你真正要做的是把一批人都变成像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好的人，这才是校长的能力。

王树国。图/人民视觉

出发点很好，也很对，但只要你有计划，有“双一流”建设的文件，这个“帽子”就在，只不过是给谁戴的问题。至于叫不叫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种文字的变迁没有太大实际效果。真正重要的是下放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大学学科分类不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发展招数。从目标检验的角度，可以看其人才培养有什么亮点，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比“帽子”更好。我们的评估太多了，几乎天天要应付检查、评估。其实更应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

从目标管理角度，就是让老师们每年报贡献。我们叫标志性成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哪方面都可以。报完后，如果做得好，就会配给资源，在西交大叫“后配给”。

但现在国家都是先配给，还没干，就立项目、抢项目。但抢了项目后能不能干出来，没人管。这就导向到争资源上。比如说，评选50所、100所高校，入围了就有资源，多给钱，至少一个周期5年。如果没入围，这5年里，所有资源和你无关。这就导致大家一定要争名分，很糟糕。我还是主张让大学心无旁骛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如果做出突出成果，就给其资源，这样就导向在干工作上，“雙一流”高校身份色彩自然而然就淡化了。

现在的评价体系太泛，我主张将来向个性化发展。我们没必要局限于头衔或标签，不要把“帽子”看得过重，它只是一个岗位，这方面有很大改革空间。高校自主规划，给它一定空间，资源配置，要按贡献走。高校要改革的方面很多，如果把这几件主要的事情做下来，未来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总体来讲有差距。因为地域环境和财力支撑不一样，必然会产生差距。但这一差距不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我曾担任校长的哈工大，诞生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他研究的是地波超视距雷达，这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在资源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能不能做出别人无法做出的成果，育人环境极为重要。有了好人才未必能出好成果，好人才用好才能出好成果。

哈工大也好，西交大也好，都受地域环境限制。学生的录取分数和清华北大相比都有相当差距，和东部沿海高校相比也有差距。但现实中，不会因为这10分20分的差距，就注定一个学生未来成不了人才。作为一所学校你改变不了区域环境，我们能改变的是在这样一个不利背景下，如何把孩子们打造成卓越的人才。

这其实不是为了哪一所学校，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格局。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教育资源和产业还不一样，对教育资源来说，公平一定要摆在首位。

比如说，西交大今年有一个核聚变的大科学装置落地。但整体来讲，在西部高校，能像西交大一样有一个大科学装置的太少了。大科学装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对一个区域的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长久支撑作用。就像建高速公路一样，基础性的设施应该同样在西部布局。

资源配置上，尤其涉及基础设施资源配置上要优先考虑西部，甚至是加重一点，因为它欠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吸引人才。大科学装置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如果想在这一领域研究，就得到我这里来，这样就能弥合区域间教育资源差异，使科技资源均衡，对消除区域间经济不平衡带来潜在影响。这比简单地要求不许挖西部高校人才，总是堵的方式会更有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了欠发达地区一个后来者居上的机会。西部地区是国内能源的主要产地。如果能把这一块重视起来，西部就完全有可能产生不同于东部的发展模式，并率先发展起来。

对教育来说，不能总让西部孩子跑东部去，这既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耗，也扩大了区域间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带来生活和心理的不平衡，可能比经济不平衡对社会未来发展影响更大。就像当年美国西部开发一样，要真正把西部作为社会未来发展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尽全力去打造，进而消除区域不平衡。

关于大学与社会脱节，这实际上涉及文化自信问题。交通大学在建校初期，从海外请了一批大师，他们将习得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学生，那个时候是为了教育兴才。但战火的扰乱，使这一进程停滞。

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了与国外高等教育的差距，它的正向激励是促使我们努力追赶，负面影响则是一切向西方看，形成一种惯性和不自信。国内高等教育界的文化不自信比比皆是。

学者在不自信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的新思想，就在网上搜热词，看别人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为了好发论文，评职称。我们在不自信的状态下形成了不自信的考核体制。数论文也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模仿美国大学制度，甚至模仿过头了，背离了人家当初建立制度的原意，就走偏了。

近代世界发展史和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密切相关。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高等教育变革。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前三次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全方位变革，一个显著特点是各个行业、领域间的融合。因此，高等教育也要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形态。

原来是大学高高在上，引领社会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已变为了社会实践走在大学前面。因此，大学必须要主动置身社会中，把社会实践中的科学问题提炼出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而引领社会发展。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学应做的事情。

像以往一个专业与企业的融合只是当下社会快速融合中一小部分。如今高校发展要与社会全方位融合，直接对接。为此，我们在2017年开始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新校区。我们没有叫西交大新校区，而叫创新港，打破的不仅是物理围墙，更重要是意识到大学是社会一个组成部分。

像现在华为对5G的研发、投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哪是一所大学能比拟的。我再三强调，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已不复存在，我们要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建立创新港的初衷。能不能走在社会前列，标志着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因此，高校要了解社会、深入社会，进而去服务社会、支撑社会，实实在在对社会有贡献。我认为未来大学不再是一個封闭、孤立的个体，那种孤芳自赏应该摒弃。

西安交大创新港校区。摄影/马永栋

西安交大创新港校区。摄影/马永栋

从内部改革讲，创新港打破了学科之间界限。联合国对高等教育学科划分为20多个，美国高等教育一级学科在40个左右，而中国有110个。学科被切得碎而又碎，不符合时代需求。创新港共设立29个研究院，以社会发展和需求为导向，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比如，我們成立了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涵盖工科、文科、理科多个门类的学科，研究能源政策，研究中国在缺油少气背景下，未来该使用何种能源等具体问题。但坦率说，这样的设置也受制约。教育部一进行学科评估，就会把我们拉回老路。但我想，这一局面总会改变。

第二，我们提出“跑五”计划。即要求老师们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其所在学科领域发展最好、最具引领性的前五名是谁。你是否身在其中，如果没有，当作何解释？还要关注你所在领域服务行业的前五名是谁。这当中是否有你的贡献？

第三，从人才培养角度，以往那种先进行通识教育、再进入专业课学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下知识快速更替的发展需求。我们现在办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面向所有学科学生。未来，本科生在完成基础课学习后，可能大二大三就会进入实践阶段，真刀真枪去磨练，培养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大量领先企业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会带着课题进入学校，对学生双导师制培养。企业带来的都是真问题，现在很多时候，高校培养学生的课题都是假问题，是老师拍脑袋想出来的。实践培养过程中，学生本身成为创新一部分，还可以了解行业、企业文化。

这样的培养模式并非我们首创，美国有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叫欧林工学院，成立于1997年。它采用“项目牵引”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的本科生质量目前在美国名列前茅。

西交大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储能专业，如果不深入企业调研，跟风在网上查热词，是提不出这样的思路来的。我们把创新港称为西交大的“二次创业”，未来挑战也来源于此，即思想解放与否，能不能提出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让企业知道你有可合作之处。

我再三呼吁，希望大家警觉起来。但大家还是沉迷于大学排行榜。我们太好面子了，好像排名上升一位就如何。对于好多该解决的问题，恰恰视而不见，这是我认为最可怕的。对未解问题的攻克未必出成果。哪怕失败了，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在实践中边干边学的培养模式，对老师也是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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