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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造条件，企业创造财富，全世界都这样，关键是这些条件是什么。比如在美国，要吸引企业，只能在州税上做文章，国家税是没有条件的；公有土地也不多，也不能随便折腾地；州政府想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植一个企业，也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不在怎么管的方式上来思考，谈论政府职能边界没有意义。中国跟国外的区别不在于政府该不该管经济，而是怎么管。这些年一直在喊转变政府职能，可是南方某省一个民营企业家要建一个港口，跑手续竟然要盖400多个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政府控制资源太多，对市场的介入太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和主导资源配置。

——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资源配置，地方政府书记是董事长，市长当总经理。这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不相符，甚至完全走了样。由于社会保险没有相关立法，社保部门没有处罚措施、缺乏权威，很多地方的企业不愿参加社保，即使参加了，也经常拖欠保费。于是有的地方委托税务部门进行征收。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套征收系统，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不同部门征缴，将来出了事，责任也无法认定。大部制改革步伐应该更快一些。省级政府部门需要充实从事宏观调控和协调市、县关系的机构，县级政府也要根据职能变化，调整、充实相应的机构，而原先的地级市则要进行机构压缩和调整。地级市机构调整后的富裕人员，可以适当分流到县级政府和省级政府部门。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县级事权会有很大增加。县级政府规模要与这一发展趋势相一致。取消特权、打破特权，让权力受到制约，不仅让有特权的父母变为平等的公民，也让每个孩子成为有平等意识的公民，这才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家庭教育。否则，严重的问题在自己的“二代”身上出现，既害自己，也害孩子，更害社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李双江之子再次肇事，让李双江备尝苦果。特权家庭的家庭教育，似乎无解，其实答案就在破除“特权”之中。

“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的支持参与之下来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并且监督着规划和执行。如果说我们要在今年10月、11月，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总体规划的话，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各地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改革没有一个统一的总体规划，最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一个大杂烩，无法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