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政治中的人性

当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助长了个别官员权力感的膨胀，放大了权力失去制约的后果时，广大的社会公众就会对政治的神圣性失去兴趣，反而增强更大的不信任。结果很可能是热闹的政治，冷漠的公众，割裂的情感。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与两位全国人代会的工作人员聊天，谈起中国政治发展中人的因素。一个说新入阁部委领导有过基层历练、系统教育，对中国国情更为了解，更有务实精神；另一个说人大代表结构正在改变，来自基层的代表也在增多。参加过多年会议的经历告诉他们，优秀人才不断进入现有体制，人们期待着这些优秀人才可以借助公共权力绽放出人性之美的同时，还要警惕权力诱惑下开出恶之花。

显然，从日常生活转入政治生活，从低层政治升入高层政治，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如果缺乏足够强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就会放任欲望，将一个又一个禁区变成自己的禁脔。回顾那些锒铛入狱的腐败官员，许多都出身贫寒，努力上进，不可谓不知人间艰苦，没有理想追求，但一朝权力在手，就会放松自我，一步步滑向深渊。

一位落马的县委书记检讨自己的堕落过程时说，虽然名义上有八项监督，但实际上只有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是最靠不住的。这段表白虽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说明了人性中丑恶的部分会被权力诱发出来，冲破道德与制度的堤坝。

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防止好人变坏人，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好的制度是符合人性的，不仅能够弘扬人性的辉煌，更能抑制人性的丑恶。建构这样的制度，是人类的理想，只要将官员视为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精英或者优秀分子，视为既可以造福社会，又可以为己牟利的人，就能为制度的建构奠定扎实的基础。

对于有着悠久人治传统的中国来说，这首先需要在政治价值上进行更为彻底的革新，既要摈弃“明主”思想、“清官”观念，避免将“人之初性本善”简单地挪移到政治领域，更要在理论上区分执政党与其成员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因为执政党的组织目标，不会自动转化其成员个体的价值诉求，后者是各类社会关系的集合，是有理性选择能力的人。

近年来，官员的社会形象不断滑坡，官员群体的挫折感也在下降，但加入官员队伍的数量在稳步增长，这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职业。这虽然有利于弱化权力的神秘感，但会加剧权力实用主义趋势。

对于官员来说，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多数怀抱着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只是掌握权力后才有人将人生价值等同于个人利益的无限扩张。因此，限制公共权力的边界，实现权力的制衡，既具有制度意义，也具有个人意义，这是保护公共利益以及每一个官员前途的根本之路。

在制约权力的前提下，更要重视构建激发人性之美更有效的体制机制，使官员感受到掌握权力不仅有威严，更有尊严，不仅有荣耀，更有荣誉。除了要对官员进行更有意义的理想信仰教育外，还要提高政治运行的透明度和选拔晋升的公正性，让每个官员在同事的目光中、社会的评价下，真切感受到荣誉和羞耻，赞扬与蔑视，抑制私欲的冲动，绽放公益的光荣。

干部选拔标准从德才兼备向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转变，说明了执政党已经意识到选拔更有道德责任感和公信力的干部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对“德”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必须贯彻到各项制度里，要把衡量的尺度交给社会公众和官员群体，交给规范化定期化的选拔机制，用有效的外在约束来不断激发官员内心的道德良知。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是文明的标准之一，因此政治必须要能弘扬人性。而人性之美不能单靠道德说教，只能依赖于制度的设计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