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卷求解

本刊记者 付倩倩

2013年1月的合肥市人代会上，《关于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的议案》，被列为重点督办的“一号议案”。在此之前的2012年11月，总投资500亿元的环巢湖生态示范区113个项目，就已开工建设。

合肥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又多了一个共同语言。目前，合肥正在为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努力着。

2013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进行讨论，隔湖相望的湘鄂两省正在推动洞庭湖规划上升为国字号。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同为“两型社会”试验区，环鄱阳湖城市群是生态经济区。契合十八大的鼓点，生态文明建设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提供了新主题。

那么，如何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繁荣协同发展？

共同的考题

以长江为纽带，长江中游地区拥有中国最丰富的江河湖泊水生态资源，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实际上，解答这道考题的努力，一直没有停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国家期望通过这样一个试验，探索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新路径。2年后的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将其定位为建设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

合肥正在为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努力着。

行政区划调整后，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成为合肥的战略定位。合肥提出未来5年要着力打造城湖共生、生态宜居的典范，坚持生态环保优先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全国著名的生态城。

有共同的主题就容易找到合作的交集，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告诉《决策》：“长江流域的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四省具有天然联系，更容易协同，去承担国家战略规划的功能。现在四个省一起合作，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有利于抱团、发展。”这与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观点相一致：“长江中游地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是‘中国的绿心’，生态合作有共同的主题。”

正外部性

2月23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签订的《武汉共识》中，达成一致意见，将加强“三江四湖”水环境和流域生态保护的合作，共同争取国家组织启动编制长江中下游环保总体规划。

湖南重拳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或许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提供了一个协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微缩视角。

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顽疾，是湖南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的重点突破口。湖南省政府专门出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截至2012年底，湘江流域已关闭涉重金属企业773家，完成治理项目83个。在2013年2月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透露，湘江流域还有涉重金属小企业1365家，到2015年前，这些涉重金属企业要退出50%。

实际上早在2007年，湖南省就借鉴莱茵河的制度设计，提出“倒逼机制”，要求上游城市对下游城市负责。湘江流经的8市市长承诺联手治污，使得湘江治理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上游与下游、干流与支流、城市与农村同治。

湘江的治污也可以换位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作。流域治理，最忌各自为政、各顾小利。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关联地区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也为合作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即共同发挥“正外部性”才能有利于整体发展。

再将视角放大，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空间可以拓展到共同争取开展环境税、排污权、碳排放量、节能量交易等试点，或者在技术上开展相关的环保科研课题合作，亦或建立区域环境安全预警预报制度和环境重大事故灾害通报制度，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鄱阳湖城市群是生态经济区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认为，推进区域协调与一体化，首先要达成一个共同接受的有关生态环境的“生存底线”，不做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事，成全别人，最终是成全自己。

“蛋糕要做大，也要做好”

在采访中，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赞同一个观点，就是将长江中游地区整体打造成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因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城市群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要规避这种路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这是采访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观点。

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告诉《决策》：“以前强调经济发展要把蛋糕做大，现在更强调要做好。长江中游城市群既要经济发展，也要建设生态文明。”对此，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牺牲环境换发展，就好比‘用西服的料子做围裙’，绝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目前，探索一条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争取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关键所在。武汉城市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在武汉城市圈，格林美公司通过设立废旧电池回收箱，以及与超市合作等多种渠道，建立了覆盖5.8万平方公里和3800万人口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每年处理的小型报废电池占全国废旧电池总量的10%。通过废物循环再造钴、镍、钨、铜和金银等各种矿产资源，每年节约原矿石300万吨、减少树木砍伐1000公顷、减少水源污染30亿吨、减少土壤污染5000平方公里、节约标煤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万吨。

这种循环经济理念也延伸到跨城市的产业合作中。最典型意义的例子就是“青(山)阳(逻)鄂(州)”大循环产业经济示范区。在武汉市青山区，形成以钢铁、石化、环保等产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阳逻开发区实施电厂粉煤灰、脱硫石膏、余热、循环水等综合利用工程；在毗邻的鄂州市，对应青山和阳逻的煤电化工产业，建设再生资源加工工业园。

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9万亿元，相比2007年翻一番。但城市圈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与2007年相比，分别下降了57.3%和58.8%。

“蛋糕要做大，也要做好”，这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探路生态文明建设最通俗，却也是最精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