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地级市的“70后”

■胡 骏

从公开发布的简历资料来看，从共青团工作切入是他们晋升的主要路径之一。22人中有共青团经历的是15人，约占70%，其中，直接从共青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岗位转入的有13人。

10月15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人代会上，廖飞当选为黔东南自治州州长。出生于1972年10月的廖飞，是最近一位担任地市级市长的“70后”。放眼全国，在最近两年省市县乡四级大换届中，有22位“70后”年轻干部出任地级市党政“一把手”，其中担任地级市市长（正厅级）的有13人。

人们都深知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身上的责任与影响力，他们的出现与人们对这个岗位上的大多数人的形象有差别，他们能否担当起这个担子？为什么是他们？他们的未来走向如何？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探究的热点。

他们的路径

梳理这22位“70后”地级市党政“一把手”的简历会发现，他们参加工作后用20年左右的时间走上现任岗位，晋升路径与一般人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曾对地级市市委书记做过分析研究，走上这个岗位，一般要经历省直机关部门正职、市委副书记等若干个关键岗位，用时在30年左右，初任市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0岁。这其中的较年轻者，大约20%左右，大都是来自于共青团系统，或者上级领导机关下派平调任职，也有部分高校或大企业的平调任职，这些“70后”市长的路径也大致如此。

从共青团工作切入是主要路径之一。22人中有共青团经历的有15人，约占70%，其中，直接从共青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岗位转入的有13人。比如，原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陈东，现担任揭阳市市长；原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书记张思亮，现任黑河市市长；原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现任菏泽市市长；原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陈昌旭，现任毕节市市长；原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丁晓强，现任咸宁市市长。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共青团系统晋升时，也常有短暂地方党政机关任职、交替晋升的过程。

在上级机关提拔后平调到下级机关任职也是重要路径。毋庸置疑的是，相比于在基层一个级别要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级别较高的上级机关，费时就少得多，这使得一些优秀人才在较年轻时就能走到较高的行政级别。一旦有机会，他们平调到下级机关任职就超越了同龄人。现任浙江衢州市委书记陈新，曾任中央办公厅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到副局级秘书、正局级秘书，挂职宁波市委副书记，后任职宁波市委副书记，2012年3月，调到衢州担任市长职务，2012年5月，任衢州市委书记，他的升迁就是典型路径；还有现任南宁市市长周红波，作为目前省会城市中唯一一位“70后”市长，他的晋升路径也大致如此。

在企业任职到相应级别后转入党政机关也是一个渠道。在中央加大企业与党政机关交流后，一批在企业中工作业绩突出的人，在组织遴选之后进入党政机关担任要职。傅振邦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国三峡总公司工作，从湖北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上，调到襄阳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2012年8月任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与他类似的是江西省新余市市长刘捷，2008年由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调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2011年12月跨省调动来到江西新余市。湖北省孝感市市长滕刚，2011年从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调任宜昌市委常委、副市长，从此走上政坛，现任湖北省孝感市市长。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央和地方的用人政策与环境的变化。首先，2009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加大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培养年轻干部的力度；2010年，中央和地方60多位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又进一步推进干部交流和年轻化。其次，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干部队伍建设举措的力度。湖北省2011年实施“年轻干部成长工程”，大量年轻官员出现在湖北政坛，标志性的是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70后”汪鸿雁，还有备受媒体关注的神农架林区区长周森锋。22位地级市党政一把手中，有3位“70后”市长来自于湖北省，分别是咸宁市长丁小强、随州市长傅振邦、孝感市长腾刚。

晋升的基础

笔者在梳理这些“70后”地级市党政正职时，发现一个现象，尽管媒体十分关注他们，但是没有遭遇“80后”县官们那样的“习惯性猜疑”。人们对“70后”市长更多的是观察和对未来的预测，这与他们的岗位和他们的素质都有关。

地级市党政正职属中高层领导，这个岗位是在高层省部级与基层县处级之间的关键性重要岗位，但不像县委书记、县长直接面对群众，而更多的是对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大局的掌控，这就使他们能立足发展大局来思考和推进本地区发展。因此，这个岗位对知识基础、对视野的要求甚高。前年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只有不到30%的市委书记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的，七成以上是从省直以上部门起步的，但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历。这些作为高级干部后备力量的“70后”，人们对他们学历和视野的要求就更高。

从公开发布的简历来看，这些主政一方的“70后”，80%都有很不错的学习经历，大多出身名校，有的还是博士。如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菏泽市长孙爱军，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本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业外贸专业硕士、企业管理专业博士，还获得美国杜兰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南宁市长周红波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咸宁市长丁小强毕业于武汉大学，随州市长傅振邦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这群“70后”中相当一部分还有高校工作经历，如孙爱军、丁小强，这使得他们的高知背景深厚。

从任职时间上来看，这些“70后”地级市党政正职，80%出生在1970与1971年，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亲历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与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这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有极大影响。尤其在他们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后，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与贯彻，对他们影响深远，因此，他们大都勇于开拓创新，自觉推进科学发展。如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用绿色发展理念拓宽矿产资源城市的发展思路；而在黑龙江，打造“中俄风情之都”，成为黑河市市长张恩亮的梦想与追求。

压力与前景

全国现有332个市地州盟（不包括4个直辖市的区），平均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而4个直辖市的各区虽然面积不大，但都地位独特。因此，地级市的党政正职责任重大，影响同样也重大。2011年，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对市委书记、市长实行重点管理，而这些“70后”党政正职，除上海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外，都是最近两年里在加强管理中上任的，机会与机遇弥足珍贵。

同时，他们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从工作上看，他们首先要对一个地方的科学发展负责，既要认清本地发展的优势劣势，又要对工业化、城镇化等经济规律善于利用，因地制宜推进科学发展；其次要对社会稳定负责，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面各阶层利益冲突加剧，协调困难，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都发生在市县，稳定的“第一责任”承担起来不易；其三是对一个地方老百姓负责，要顺民心聚民意、谋民利求民富、保民生解民难，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其四要对党的建设负责，一个地方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班子、关键在干部，要通过抓党建、抓干部队伍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面对这样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70后”市长们首要的是要转好型，尽快按新岗位要求来塑造自己。近七成从共青团岗位转过来的，首先要从较务虚的工作转向务实，踏踏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从企业转岗过来的，首先要摈弃单纯追求经济指

标的观念，或者说是抛弃长期形成的逐利偏好，要讲经济，更要讲政治，和谐社会建设有自身的规律。有高校和科研岗位背景的，要注重向社会学习，要习惯在不确定的诸多变量中寻求最优选择，学会兼顾各方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谋求地区发展。

当然，这些一路走过来的佼佼者，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使他们难以避免一些短板。首先是他们基层经历相对较少，在低层岗位待得时间短，这就导致他们对社会低层了解比较少，在未来决策中兼顾各阶层利益时缺少直观感受，同时，也与基层群众缺少了自然的联系纽带，与老百姓缺乏共同艰苦奋斗后形成的感情。因此，如何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切实把群众放在心上，是他们必过的一关。其次是他们过去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尖锐矛盾还不算多，一旦面对几百万人的不同诉求，面对不同时期产生的各种矛盾，他们从身体到心理都要经历一番洗礼。

现在，全国有60多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地级市党政正职只有600多人，只占千分之一。5万多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这些地级市党政正职也只有百分之一。而这些“70后”，又是这600多人中的3%，所以，能在这个年龄段走上现任岗位，是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也是他们人生难得的际遇，也让人们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有资料表明，省委书记中七成有市委书记任职经历，这在近两年还有加强的趋势，十八大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6人有省委书记任职经历，另外一位也担任过地级市市委书记。而一份资料表明，省委书记在初任市委书记时的平均年龄为41岁，他们正赶上这个节拍。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31个省市换届中产生的13位“65后”省委常委，关注一下十八大上当选的9位“60后”中央委员，他们的经历也有相当的相似性。因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其中意志坚定的优秀者，还有可能走上更高岗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政局走向。”

今年7月，中组部举办的一次市委书记培训班上，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强调说：“大家从走上这个岗位起，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是对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民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干部，你的所作所为要对得起这些人民，你的决策和政绩要被这些人民和他们的后代永远评说。这都是要载入市志史书的。”因此，尽管这些“70后”有着很好的仕途预期，但我们希望他们做政治家而不做政客，希望“70后”的地级市党政正职能实实在在做出自己的政绩，磨练提高自己，期许他们对社会有更大贡献。

尽管这些“70后”有着很好的仕途预期，但我们希望他们做政治家而不做政客。

（作者系本刊特约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