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荒”的盛世危言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是否存在“农民荒”？是否将出现“农民荒”？尚无共识与定论。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的方式，发出盛世危言，倒逼中国农业的升级。

“他们不会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在家没几天就受不了！”春节，在外务工的“90后”儿子，回家过年却难以忍受寒冷的天气，执意要住进宾馆。这让刘友才至今仍感到无奈。

不过，刘友才很快发现，他儿子并非个例。他打遍了阜南县城宾馆的电话，无一例外是客满。在这个劳务输出大县，不适应故乡“气候”的外出务工者，不止是小刘。

此时距离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已经28年。

28年间，农民外出务工一直被视为国情使然，被视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数亿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市。

28年后，小刘等沧海一粟却汇集成“农业之痛”——当“90后”农民工不愿回到农村，“谁来种地”逐渐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以至“两会”期间，路透社提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否担心“农民荒”。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尴尬如是。

是否存在“农民荒”？是否将出现“农民荒”？各界还在论证与争论中。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的方式，发出盛世危言，倒逼中国农业的升级。

谁在种地？

儿子和媳妇外出打工，孙明兰独自打理着自家的6亩多地。在这个皖北普通的乡村——阜南县杨寨村，65岁的孙明兰还算是“年富力强”。

在整个杨寨村，3433人中常年外出务工者占70%，60岁以上者占10%，“村里的地都是老年人种的，60岁都算得上是壮劳力。”下派干部、杨寨村委会第一书记吴豹告诉《决策》。

这是学者眼中典型的“老人农业”。依据联合国相关机构制定的标准，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当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

“老人农业”不独在杨寨村。据统计，到2010年，全国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已经达到40%，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者所占比重将超过50%。

仅就土地耕种而言，“老人农业”的严重影响尚未在杨寨村显现。

杨寨村留守的1000余名“386199部队”耕种了全村2586亩地。“如果有地，我一个人至少可以种20亩。”另一位村民告诉《决策》，“现在耕地不用自己耕，收割不用自己收”，农业机械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种地的劳动强度。

在吴豹的印象中，这样的变化始于2004年。而近年来，随着农机补贴的增加，农机使用更为普及。到2011年，杨寨村所在的阜阳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3%。《决策》采访的另一个样本点——江淮之间的庐江县同大镇，2011年，其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也达了66.2%。

无疑，农机在减轻劳动强度时，也增加了种地成本。

在同大镇，一亩地农机成本是80元，占到全部成本的11.5%左右，如果是种田大户，比例只占8%左右。

该镇种植1000余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倪合长，与种植1亩5分地的农户张茂永，相继给记者计算了各自的种地成本与收益。结果相差无几——一年一亩地种植水稻与小麦两季，种子、收割、化肥、农药等种植成本，农户合计约为800元，大户还需加上500元租金，约为1200元。

“40万左右吧。”倪合长粗略估算了一下全年种地的收益。而张茂永所收的粮食则均为自家口粮，“我不买，也不卖。”

显然，随着农业税减免、种粮补贴提高、粮食保护价收购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正常年景，种地不赚钱的情况已经得到扭转。

即便按照种植大户的成本产出计算，“利润率也可以达到42%。从投入产出比来讲，这是非常好的行业！”80后的玉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桃用资本的眼光审视着这个行业。

资本确实看好农业。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1年，资本“涉农”投资保守估计达千亿数量级。未来5-10年，农业都处于加速上升期，资本“涉农”将保持高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武钢高调宣布将进军养猪等农业领域。

农业吸引了资本，却吸引不了农民。

“去年翻修村部、今年开春抗旱，都找不到年轻人。”吴豹告诉《决策》，“农业效益是比以前好了，但比较效益仍然低。外出务工肯定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土地已经束缚不了农民。”

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甚是安静、萧条。

在吴豹看来，至少要种20亩地，才能抵得上外出务工的收入。但在杨寨村，人均只有8分地。

突然而至的隐忧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杨寨村支书刘家成轻轻摇摇头道，“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现钱看病、上学？”

这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加，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务工收入的增加。到2011年，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2.42亿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家庭收入的50%。

一方面，老年人在家种地，维持着家庭运转以及土地保障的安全；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外打工，享有工资，增加家庭收入。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比较适合中国“三农”现状。

尽管贺雪峰也承认，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转移还未结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应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

一个反面的案例是：2008年底，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引来社会一片恐慌，担忧农民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

不错，这一模式的代价显然是“老人农业”。对“老人农业”与农村空心化的反思，也历来有之。但没有哪一次如当下这般猛烈。

最近的大规模讨论是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召开“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座谈会，研究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问题。

在此之前，“谁来种地”亦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而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更是联名上书中央，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境地。

难道，一直支撑着中国农村发展的代际分工模式走到了终点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即便刨去非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我国农村依然至少有40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代际分工模式存在的条件——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

只不过，这一切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这 4000 万，多为“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工。

在刘家成眼中，“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想的都是城市，对土地已经没有感情，甚至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儿”。他们会在寒冷的冬天考虑住宾馆，他们不会如他们的父辈，领到工资后想着回家盖栋楼房。他们之于农村，遂成过客，不愿再回去。

这也许是他们理性的抉择，但冲击的却是代际分工模式中预设的农民工城乡双向流动机制——通过工业化吸纳农民，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置于“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中，继而把不能再付出劳动的务工者剔出城镇。

回不去的新生代农民工，让城乡双向流动机制松动，从城市流回去的数量将会大为减少，从农村净流出的速度将会明显加快。农业面临“后继无人”之虞，“谁来种地”的问题凸显。

而在农业现代化战略提升，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从增加土地资源转向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等大背景下，这一隐忧显得尤为迫切。

去年底，农业部张桃林副部长在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称，与近年来农业科技进步相比，农业劳动者数量萎缩、结构失衡、素质堪忧、后继乏人。“中央农广校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民对种植业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良种、化肥、农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仅有1/3左右能够‘知道一些’。”

“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导致农业专业化分工难以深入推进、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难以推广、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制约当前农业效率提高、未来农业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在多重情况的考虑下，过去尚可承受的代价被看做凸显的隐忧。

“中农化”经营

“无人种地”现象值得关注，但未必严重到形成危机。在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处长陈干全看来，“这是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和农村人口流动加速之后，在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时出现的必然现象。”

所谓的过渡期指的是从小农经营到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农业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几乎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在阜南县副县长程燚看来，这未必是坏事。“从目前情况来看，对整个农业技术的推广、种粮水平，也许有一定影响，但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来看，是有利的。正因为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了，才能使得土地流转成为可能，规模化经营才能实现。”

关键是，如何未雨绸缪？

当下，谁也阻止不了城市化的脚步，期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回乡种田，也不尽现实。当下，农村不得不直面数亿农民转移出去的现实。

“那么，我们顺势而为，走向中农化有何不可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告诉《决策》。在他看来，“中农化”策略是对我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微调。

改革开放30余年，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未停止过微调与完善：收入分配上，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承包期限上，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统分结合的关系上，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

而所谓的“中农化”经营，最主要的是“小承包、大经营”，“随着户均土地扩大，承包还是一家一户的，但是经营的规模应该逐渐的扩大。”在邓大才看来，“中农化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与原来土改时期的中农不同，是基于种植规模，是相对于现在人均、户均五六亩地而言。”

贺雪峰亦提出相同的观点。“中农的特点是经济收入来自于农业，他们是村庄里的骨干和中坚。通过中农化引导，乡村将逐渐形成中农种植适度规模的土地，加上‘老人农业’，这样比较稳定的结构。”

但适度规模究竟是多少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称，“中央这几年讲‘适度规模经营’是很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浪漫，当然也不要过于保守。”

在他看来，“适度”应包括三个维度——技术的适度、社会经济关系的适度、方法的适度。“在中国现有技术之下，一家农户种植50亩地是没有问题的；更大规模的条件也是存在的。在社会经济关系上的‘适度’，是一个变量，各地不大一样；在方法上的‘适度’，是要强调农民的自愿，决不可‘拉郎配’。”

此外，“中农化”经营还涉及基于农民进行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等等。这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谁来当农民？

无论是中农化经营，抑或其他政策安排，有两道坎必须迈过，“一是土地，二是人。”安徽日报农村版新闻部主任陈昌清告诉《决策》。

中农化经营、适度规模经营需要集中、流转相应土地。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土地流转并不乐观。

“农民就是种地，不种地干嘛呢？”孙明兰尽管一人在家非常辛苦，但仍不愿意流转自家的地。

在杨寨村，除了家中完全没有劳动力，很少有土地流转的情况。“即便流转，也是在亲戚、邻里或关系好的人之间流转。只为把地种着，不要抛荒”，难以形成规模经营的大户。

得益于2000年前后抛荒形成的土地流转惯性，以及政府的引导提倡，同大镇9.6万亩土地中，流转了4.1万亩，其中集中连片的3.1万亩。但“在整个庐江县，同大镇也是比较典型的，流转如此规模的比较少。”一位官员告诉《决策》。

从更大范围来看，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农村也仅流转承包地2.1亿亩，占家庭承包总面积的16.2%；流转主体农户占66.3%，合作社占13.7%，企业占9.2%。

“农民小自耕农习惯了，如果把土地给别人种，规模化种植，田埂一推，他们就担心将来连自家的地都不认识了。”陈昌清笑道。

而2011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对于农村青壮劳动力，土地流转可以增加他们收入，但“对于农村妇女和50-70岁的男劳力，土地流转后，他们的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关键在于他们脱离农业劳动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人群几乎很难得到足够的就业机会，土地流转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反而可能使他们更贫穷。”

也许正因如此，尽管农业部正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以推动土地流转，但在陈锡文看来，“扩大经营规模是追求的目标，功夫不能简单地下在收农民的地，应该把功夫放在人上。”

“只有城镇化、工业化给农民创造更高的就业机会，农民才可以放弃土地，进入城镇。人走了，地的集中是水到渠成，如果人没有走，想把地集中起来，只会带来社会矛盾和冲突。”

不过，人的问题还不仅是农民工就业的问题，还有职业农民的培训，这是解决“谁来当农民”最直接的途径。

2005年底，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但多年来，我国2.46亿农业劳动力中，能够接受系统培训的只有1000万人左右，覆盖面还不到5%。而且这些培训目的更多是引导农民外出务工，“难接地气”。

更重要的是农民如何成为一种职业。而这不仅需要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更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变革。

过去，农民既是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的一种职业称呼，更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一极。如需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迫切需要进行政策与制度的顶层设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回归农民的职业属性。

这绝非易事，但唯如此，才能真正提升农民这个职业的吸引力。

2011年底，成功流转1万亩土地后，张李桃谋划招聘两名大学生。他们将是各类文件中提到的职业农民。

“我开始就讲清楚了，农庄离市区有几十公里，条件比较艰苦。”不敢期望应者如云，“但总会有愿意吃苦的。”张李桃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