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进入一个怎样的2011？

■张立群

我们将进入一个怎样的2011？

■张立群

2010-2011年，既是两个五年规划的衔接过渡期，也是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改为市场推动的重要转换期，经济形势空前复杂，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

那么，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011年？将进入一个怎么样的2011年？

2010年怎么样？

从总体上来分析，2010年经济运行正在向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总体平稳增长，价格涨幅较低，出现了较高增长与较低物价上涨并存的态势，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问题、房价上涨过快问题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尚未稳定建立。

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GDP增长10.6%，比上年加快1.5个百分点。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出现回调，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回调，但仍将保持在8%以上，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10%左右。总体看，尽管出现回落态势，但经济增长仍保持着较高速度。

分析增长背后的力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已基本由市场主导。从全国投资资金来源来看，1-10月份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11.8%，国内贷款增长22.7%，自筹资金增长30.1%，利用外资增长3.3%。从投资项目划分看，中央项目投资14845亿元，同比增长10.0%；地方项目投资172711亿元，增长25.9%。房地产开发投资38070亿元，增长36.5%。

把这些变化与2009年同期比较，可以发现投资增长已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推动转向市场推动。由于消费主要是居民家庭自主性的活动，因此内需（国内投资与消费）已经从政府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力量推动。

由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基本由市场主导，企业效益出现好转。1-10月份，全国24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8380亿元，同比增长51.6%。

不过，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尚未稳固建立。这首先表现在投资增速趋降，持续较快增长基础不稳。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2010年前三季度投资实际增长率降低在10个百分点以上。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其中房地产企业投资潜伏回落风险。非房地产企业面对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前景不确定、以及融资难、行业准入管理等因素制约，投资活动均不够活跃。

此外，出口增长率也开始明显回落。9月份和10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4.7%和24%，增幅较8月份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考虑上年基数变化，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等因素，预计这一态势还会持续。出口的高增长态势将发生明显改变。

综合上述情况，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需求基础总体看还不稳固，内需增长（主要是投资增长）存在下降趋势，市场投资还没有全面恢复，房地产投资存在较大下滑风险；出口高增长难以为继。在需求因素影响下，未来经济增速可能继续降低。

2011会怎么样？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总体完成了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但内需、外需结构的调整尚未完成，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扎实。由于2011年出口增速会有较大回落，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从需求角度分析，2009年内需（国内消费加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2.8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为-3.7个百分点。这表明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1%，完全基于内需的强劲拉动。2010年预计GDP增长率将达到10%左右，消费现价增长率18%左右，投资现价增长率23%左右，出口增长率28%左右。按此测算，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7.5个百分点左右，外需贡献为2.5个百分点左右。

比较2009和2010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变化了6个多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已由全部依靠内需增量转变为既依靠内需增量、也依靠外需增量。

但2011年我国出口增幅可能降至10%左右。这是因为，首先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恢复性的，不具备可持续性。

2010年出口预计较2009年增长28%左右，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15380亿美元左右，但较2008年仅增长9.2%。因为2009年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14307亿美元减少为12017亿美元，基数变化很大。由于2010年出口规模已经很大，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已接近10%，考虑基数大、出口潜力已有比较充分释放等因素，预计2011年出口增幅将明显下降，以2008年为基数的出口增幅（9.2%）很可能成为中长期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可能。2010年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走低；欧洲经济复苏基础不稳，主权债务引发的欧元国家危机尚未渡过；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预计美国经济走低后，欧洲及日本经济也会出现下行变化。

综合以上分析，受基数大和发达国家经济走低、国际贸易低增长等因素影响，预计2011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速将由2010年的28%左右下降到10%左右。

虽然，内需增量已在我国经济中显现威力，但2011年市场支持的内需增长水平仍会偏低，而且不够稳定。

根据前面预测数据，考虑价格因素，2010年投资可比价增长率将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可比价增长率降低1.5个百分点左右，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由2009年的12.8个百分点降低到7.5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幅度很大。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要求比较，目前的内需增速偏低。

此外，2011年投资增幅可能继续有所降低。首先政府投资规模预计将进一步减小。虽然2010年政府投资增量明显减弱，但中央政府投资仍在2000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在建项目投资也有较大规模。从项目建设周期看，2009年开工的大量项目，施工高潮主要在2010年。这些因素使2010年政府投资仍然保持了较大规模。2011年已基本没有“一揽子”计划安排的投资，尽管“十二五”规划将安排较多投资项目，但其施工高潮主要表现在2012年及以后，因此政府投资规模将继续减小。

市场投资基础也尚不稳定，有可能出现下降。占全部投资四分之一左右的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资金链收紧等因素影响，潜伏着下滑的危险，增速预计将低于2010年；重化工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政策控制的影响较大，增长空间较小，企业对实体经济投资总体比较谨慎。

综合这些情况，预计2011年投资增幅将继续下降，由2010年23%左右的增幅降低到17-20%的增幅。并且2011年消费增幅将略有降低。

2010年就业形势较好，预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多，对消费将形成积极支持。但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需要注意。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与住、行改善相关的消费占比超过40%，消费结构升级对消费增长具有主导作用。2010年对房地产需求进行了密集调控，对居民购房需求有一定影响；汽车市场2009-2010年保持了持续高增长，潜力释放较多；汽车购置税、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措施的增量效果在逐步减弱。

综合这些情况，2011年住、行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速率可能小幅减弱，消费实际增长率预计由2010年的15.5%左右降低到15%左右。

从三大需求预测，2011年GDP增长率有低于8%的可能，较2010年降低2个多百分点。若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基于我国强大的发展潜力，GDP增长率可能回升到9%左右。在需求平稳增长格局下，预计CPI涨幅不会高于3%。

2011该怎么办？

应继续着力扩大内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增强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努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应适时适度地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由危机应对型向常规型转换，为经济发展提供连续稳定的政策环境。

尽管2010年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但尚未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轨道，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更为严峻的挑战，保证“十二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

首先，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措施之一，取得了重要成效，但不宜持久。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扩张倾向，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保持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恢复利率、汇率等重要市场参数的调节功能则有不利影响。

随着市场力量不断增强，应进一步控制政府直接投资的规模，推进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变。同时，根据企业投资和市场需求恢复情况，以及货币金融环境变化，积极稳妥地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过渡到“稳健”。

基于国内企业投资增长和外贸出口增幅存在一定的下降可能，需要在财政政策方面继续保持较大回旋余地。2011年财政预算支出应预留必要的扩大空间，为应对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确定变化做好准备。从进一步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出发，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应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并应与税收体制改革配合，创造更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的税收环境。

其次，应着力提高经济增速趋稳条件下改善就业的能力。

与“十一五”比较，预计“十二五”年均经济增长率将降低两个百分点左右。既由于外贸出口将由高增长期转入平稳增长期，也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力度有所减弱。这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对稳定就业提出了挑战。如果就业形势因此出现恶化，就可能形成推高经济增长率的倒逼机制，出现两难选择。

所以应该着眼中长期，着力增强经济平稳增长条件下改善就业的能力。要认真落实和进一步完善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快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建设，提高政府在就业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

最后，应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例如，按照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税关系，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覆盖范围，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步伐。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的变化，调整和完善各地方的税收政策，促进区域经济格局合理调整。

还有，就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贷款、股权投资、存款保险等方面的制度规则，在审慎监管、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各类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提高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认真执行劳动合同法，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有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进一步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政府支出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上来；对国有垄断资源取得的收入，要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更多地向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转移。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