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名京官到地方“淬火”

■胡 骏

66名京官到地方“淬火”

■胡 骏

11 月1日下午，青海省海西州干部大会上，在北京工作24年，来自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辛国斌发表就职感言：“能够来海西工作感到无上光荣。”

与他一样，自10月底开始，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66名司局级干部，陆续到任成为地方干部。至此，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突变，人们在关注他们的同时，有意无意都在探求这样交流任职的影响与效果。

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在北京开班。***专程前往培训班与学员座谈。这是培训班开始前，***接见出席座谈会的全部学员。

“60后”中的佼佼者

这次交流任职的66名干部，平均年龄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也就是说，基本的都是“60后”干部。“60后”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亲历者，有着极鲜明的特征。这批均在国家机关中培养起来的各部委佼佼者，成长经历相近，更有很多相似性。

董保同，昆明市委常委、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67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学专业，先后担任中国核工业部总政研究室副主任、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国防科技工业局系统工程司司长等职务，这是66人的典型成长经历。他们都在改革开放之初接受了大学教育，又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洪流，他们在童年时代，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成长，在青年时代，为实现“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读书，在人生观形成时期，物质生活虽然相对贫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见证了我国GDP从世界第10位上升为世界第2位，并为之付出20多年努力。他们有了高考改变命运的历史机遇，享受了分配工作、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优厚待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受益群体之一，所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看，无论是从理性认识还是从心理感受看，他们的政治信念坚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坚力量。

一些部委在推荐人选时，基本上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发展潜力，另一个是该人选在以往工作中应体现出很强工作能力。这些人大多出身名校，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博士也有一半，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使他们在20多年的机关工作中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各部委后备干部。他们参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前期调研、方案制定和修改全过程，并参与决策的推动与执行，对中央新政策的把握十分敏锐和准确。他们长期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工作面宽、人际交往广、信息资源多，大多有出国学习或考察经历，因此视野开阔。他们长期从全国角度考虑问题，分配资源，因此，全局意识较强，能识大体、顾大局。一位熟悉福建漳州市委副书记吴洪芹多年的人士说，吴洪芹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做事干练果断，同时又不失细腻柔婉，在国侨办工作期间，曾参与组织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发展洽谈会、华交会、世界华人论坛、华文教育推广工作，取得不俗成绩。其他人都有和她一样优异表现的过去。

补上基层这一课

这些部委里的后备干部最需要什么？基层历练。文化部人事司干部处处长张士军谈到文化部的人选时直言，“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机关工作，政治理论水平很好，还欠缺一些基层工作经验”。据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经历的仅占12.5%。这66人，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一毕业就大多工作在国家上层机关，大多是典型的“三门”干部。他们对国情特别是基层了解的是不深入、不感性的，大多是通过图表数字与汇报，没有切身体会。与最基层老百姓没有直接共同奋斗、共同生活过，不象“50后”还在“上山下乡”中补上了一课，与基层老百姓缺乏深厚的个体对个体的感情体验。他们在宏观制定决策，面对全国分配资源，但没有真正到一线面临实际困难和问题，没有亲自驾驭过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要担当更大的政治责任，他们必须补上基层这一课，基层一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年轻的领导干部们，在他们将要担当更大责任前，先要到基层一线“淬火”，增强他们的强度和硬度。这个过程，对他们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至关重要。

刘惠，经济学博士，2010年4月任供销总社国际合作部部长。10月30日，呼和浩特市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刘惠同志任呼和浩特市市委常委、新城区区委书记。从此，刘惠就成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以往干部交流一般岗位多，重要岗位少，本次66名京官到地方交流任职，担任市县委书记的21名，市长20名，占62%。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县市的主要负责人，其地位和作用，其工作的难度与压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体现了中组部对这些“各部委后备干部”的能力素质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让他们在矛盾焦点中成长的决心。其它的，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地方党委副书记，在地方上都举足轻重，是实实在在的关键和重要岗位。

来自工商总局的刘俊臣与刘惠同行，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任锡林郭勒盟委委员、副书记、盟长。本次选派干部中与他们一起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任职的有48名，占72%，其中9名市委书记人选都安排在中西部，这与国家目前的大战略是一致的，希望借助这些干部促进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也体现了让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磨练的用心。同时，在这些地区工作也使他们对中国国情有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

效果有待评估

66人的仕途也将出现两种可能：地方长期任职或提拔到中央，这也使部分官员对“地方交流任职”忧心忡忡，担心将来回不到中央，退休在地方。当然，这也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鞭策。

10月29日，吴洪芹抵达漳州报到，在随后两天的周末双休日里，吴洪芹没有休息，而是让相关人员帮忙收集提供漳州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情况，自己详读并熟悉掌握，以期尽快进入角色，这位此前的国务院侨办国外司（港澳台司）司长，现任职务是漳州市委副书记。没有这次交流任职，吴洪芹是不太可能有这种角色转换的。以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与地方交流任职大多在省部级层次，中央某部门领导到省市区任职，或者省市区领导到中央部门任职都不鲜见，跨省交流亦是如此，只有有限的地市级干部跨省横向交流，一般干部达不到省部级，基本上在原地、原部门工作，而这次是司局级层面的交流任职。

其实，吴洪芹此前有过一段到地方挂职经历，2005年到2006年，她在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挂职任市长助理。这次改挂职为任职，不仅仅是一字之差。有过先挂职后任职经历的一位博士副市长坦言，挂职与任职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有“过路心态”，挂职干部时间短，虽然主观上想诚心诚意为当地人做一些实事，但由于没有实职权力或其他因素，类似于“实习生”，只是协助管理，熟悉业务，最终只能做一个匆匆过客，其挂职经历也只能成为以后升迁的经历。而任职不同，任职者个人档案关系都随之过去，是某政府机关的正式领导干部，他们就有归属感，责任和压力更大。

“这一举措的效果，只有等待实施以后才有准确评价。”长期研究体制改革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这样分析这次交流任职。如果我们理性一点看，66人，占中央直属机关司局级2000人左右官员的比例不到5%，把这66人撒向全国，能直接影响的也就66个地方，对当地影响有多大多深，还因人因地方而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交流任职导向性意义更深远。这次双向交流任职，重在改善领导干部队伍结构进行的一次探索，有利于改变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经历单一问题，有利于推动年轻干部踊跃下基层锻炼，鼓励基层干部安心踏实地干好工作。

“出一进一”双向交流

200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中央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2/3以上，而现在中央司局级领导干部中恰恰有2/3以上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

以往干部交流横向交流多，纵向交流少，特别是上级机关“空降”干部多，地方机关“上调”干部少，本次根据“出一进一”的要求，各省市区要推荐相应数量的地方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交流任职，这样的“京官下派”与“土官上调”进一步扩大了干部交流任职的范围和深度，“下派”可以更好了解民情、社情和社会需求，“上调”能够多充实决策中基层经验。同时，这也能部分地解决空降干部到地方，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空间问题。这样的双向交流任职，促进了干部队伍总体优化。也传递出中央要围绕科学发展，大力推进地区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干部交流的调整趋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江玉凯表示，司局级干部对于国家宏观情况比较了解，对于政策的掌握更加到位，他们到地方任职后，通过人脉资源，可以对地方发展起到某种促进作用。呼和浩特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波在欢迎刘惠履新时讲到，刘惠同志来自国家机关，有多年人事供销工作经验，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熟悉和了解国家的宏观事理和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协调和组织领导能力，来我市任职是对我市领导班子的加强，为我市带来新的气息和活力。可以看出，地方上对下派京官有清晰认识，也寄予了很高期望。

66名司局级京官到地方任职，是一个创新之举，被赋予了很多意义，也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要把这件事做好，还要上下同心，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组织者要加强培训和指导，让交流任职的京官们尽快适应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的转变，尽快融入到当地工作和干部群众中去，还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接受的地方上党委和政府要敞开胸怀，真正像迎新会上讲的那样看成是上级组织对地方的重视，发挥这些人的独特作用，使之成为一名真正的地方干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另据有关方面透露，未来一段时期，中央与地方干部的交流力度还将继续扩大。而这次66名京官任职地方，还仅仅是一个序幕。

（作者为本刊特约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