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与新冠病毒共存

余泽民

新年前夕，我跟艾丽卡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斗胆”决定应一位汉学家朋友之邀去她家过年。朋友住在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小镇上，山清水秀，出门就能爬山，即使在疫情肆虐的这两年，我们两家也经常聚，不仅因大人们喜欢一起聊天，更为让两家的孩子们凑到一起玩。漫长的隔绝，成年人尚能凭借理智忍受，对孩子们而言则是耽搁，因为体验友谊和集体的快乐是儿童成长中的重要环节。

去年秋季，匈牙利学校终于恢复了线下教学，但校园很快被“德尔塔+”攻破，只要班上有一位师生或家长感染，全班立即停课，虽然隔离期从14天缩短到10天，但架不住接二连三的停课。即使班里没有情况，家长们也会早早地等在校门口，不愿让孩子们过多接触。因此，孩子们一听说可以去朋友家过节（甚至过夜），立即兴奋地原地蹦高……

我们还在犹豫，因为朋友同时还邀请了镇上的两家邻居。这使我们在两年中被病毒唤醒的并一再增强的“怀疑本能”迅速开始放大，滋生，泛滥，吞噬，结果我们变得优柔寡断。

不过，当我们得知另外两家人也都会带着孩子来，心理天平朝向“安全”的一端倾斜。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估计他们也会谨慎……基于这种并非百分之百保险的推测和信任，我们决定赴约。但是坐进车内，隐隐的担心犹在：存在潜伏期，存在无症状携带者，存在并不那么谨慎的人……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人的室内聚会，不仅要在“安全”与“危险”系数间反复权衡，更要克服强大的心理障碍，就像有洁癖的人，要迈出“共存”的第一步，真的很难！

元旦刚过，匈牙利第五波疫情就开始暴发，人们既害怕奥密克戎，又害怕隔绝——隔绝，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心理状态。疫情刚起时，我包揽了家中的“外勤”，买东西，交账单，接邮递员送上门的包裹，仗着自己学医出身，曾在手术室里刷过手，穿过消毒衣，自以为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然而病毒防不胜防，尽管十分小心，我还是在去年春天中了招。从那之后，不仅口罩长在了脸上，在街上见人就会下意识地绕开，即使拿到“免疫卡”，也不再参加任何活动。

从去年秋天开始，欧洲人接受了“共存”的观念。在匈牙利，由于奥密克戎的迟到，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歌舞升平，车水马龙，餐馆酒吧咖啡馆正常营业，新年音乐会照常举行，即便每天新增感染数千人，也不筛查核酸，除非你去医院看病……人们由恐慌过渡到认命。如果说还有什么防疫措施，那就是政府不断向未接种的人群施压。当然，政府施压有其理由，在“德尔塔+”引发的第四波疫情期间，重症住院的病人里，十有八九没打疫苗。

随着奥密克戎肆虐，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也不再那么“心大”，不同程度地收紧防疫措施。但无论疫情怎样反复，欧洲人都接受了“共存”的现实，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也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自己：在人少的室外摘下口罩，找回自由的呼吸;将夜间疾走尽量改到白天，有时故意穿过闹市，迫使自己从心理上“脱敏”，恢复社会人状态;开始会朋友，当然盡量“一对一”，在室外，要么爬山，要么沿多瑙河散步，见面前会在电话里交流各自家中的状况，让彼此放心。疫情是一堂再残酷不过的科普课，教会人们对自己和别人负责。

欧洲接受“共存”的前提是实现全民接种，这并不容易。上个月，布达佩斯就有一位华人染新冠去世，他是当地华人中少有的拒打疫苗者。人类能否与病毒共存，感染率、死亡率、医疗资源、疫苗和特效药开发都是要考虑的问题，群体素质与认知更是一个问题。

2021年的最后一夜，我们在混合了隐隐担忧的欢乐中度过，陪着一群开心的孩子玩到凌晨，既是跨年，也是一次心理跨栏。学着共存，是学着担责和恢复信任，是对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重新认知、校正与适应，是磨炼一种“在安全与风险间走钢丝”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