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技术而不是艺术

■杨 敏

睢宁改革，重在以技术解决实用性问题，而非以艺术去解决“观赏性”问题，或许这就是政府和媒体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诉求。

“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这是苏北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

说这句话时，正是睢宁征信新政引发公共辩论最热烈的时候。

睢宁县将公民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不承担赡养义务等无所不包。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据此将公民信用评为ABCD四个等级，并与公民就业、孩子入学、干部提拔等挂起勾来。

这一次，舆论反映的强烈程度，出乎睢宁官方的预料。

一直以来，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公民信用管理机制艳羡不已。去年，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因为三次乘车逃票在个人信用档案上“留底”，找工作处处碰壁的故事，也曾引起媒体热议，人们呼吁中国社会应该建立公民信用体系，以减少道德失范行为。但当中国第一套大众信用管理评级体系真正诞生的时候，等来的却不是舆论欢呼，而是媒体的指摘。

对于睢宁征信新政的公共讨论，部分媒体对所谓“良民证”的误读，将政策辩论引入了歧途，使得一些有价值的议题反而被淹没。那么，论辩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如果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视角切入，睢宁征信新政提出的问题便在于：政府如何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寻找可为空间？

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当下管理面临两大“死结”，一是“欠规范”，二是“无信息”，这两点恰恰是睢宁此番改革的标的所在。

从“欠规范”的角度来讲，现代社会，以提供社会秩序为目的控制途径只有三种：基于法律制度的控制，基于道德习俗力量的控制，基于权力运行机制的控制。换句话说，就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对那些法律不管而又道德控制失效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举例来说，一个年轻人偷了一只羊，这一行为轮不上“法办”，但是道德约束也无济于事，如果听任其偷盗行为不管，政府就缺位了。因此，发生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中间地带，就是睢宁大众信用评级要落脚的地方。

从“无信息”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管理需要一些核心数据，包括关于人的道德与诚信数据；关于企业的经营与诚信数据；关于社会监控、评估、评级数据。“无信息”就是无记录，无记录就是无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需要为道德失范行为付出成本，所以在中国城市，闯红灯者屡见不鲜；农村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的也比比皆是。睢宁大众信用数据征集，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倡的“数目字管理”，非但不是媒体质疑的“驭民之术”和“历史的倒退”，反而代表着社会管理现代化的一种方向。

媒体认为，睢宁改革可以也应该做得更艺术一些，例如，为了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应该以地方人大的名义颁布新规，而不是出台政府规范；为了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问题，应该引进NGO等第三方机构，去承担公民信用信息的采集工作。但是，正是这些有心或者无心的“疏忽”，体现了睢宁当地政府“一切立足于把事办成”的朴素治理理念。

睢宁改革，重在以技术解决实用性问题，而非以艺术去解决“观赏性”问题。或许这就是政府和媒体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同诉求。从政府创新角度来说，所有改革探索在起始阶段都是粗粝的，但是媒体却多从应然的角度，希望看到基层的改革探索没有瑕疵。

尽管有歧见，尽管有争议，但是随着这一场公共辩论的深入，对于辩论正反双方来说，没有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