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崔月犁

宋春丹

崔月犁。

卫生部长崔月犁曾有一个“小目标”：在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中医院。他已从财政部要来了一个亿，但还远远不够。他以自己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在傅作义主政的北平城中纵横捭阖打开局面练就的灵活手腕，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先找到一些省里的领导，说我这里有一笔中医专项款，如果贵省出一块钱，我给你配套同样数量的钱，这些省都表示很愿意出这个钱;他又对一些市县领导说，如果你们出一块钱，省里和卫生部各出一块钱支持你们，市县也觉得很划算。

就这样，他用一个亿撬动了三个亿。到1986年，中国的县级中医院已从1978年的177所发展到1120所，也即全国一半以上的县有了中医院。

但他对中医不遗余力的扶持遇到的绝非一路喝彩。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医挤了中西医结合的位子”，一顶“排斥中西医结合”的帽子戴在他头上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摘下来。

他身边的人都说，他很有政治眼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见树不见林。”至于何为树何为林，则可谓见仁见智。

“条子部长”

1982年，卫生部部长面临换届。几位副部长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排名靠后的崔月犁显得云淡风轻，事不关己。但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4月24日，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

崔月犁在卫生部的第一任专职秘书王玉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卫生口还比较封闭，派系斗争依然存在，崔月犁在卫生部比在北京市委工作时压力更大，因为卫生部“通天人物”多，很多司局长都是老资格。崔月犁眼睛里不揉沙子，常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他“精神不正常”。

“文革”中，北京市委首当其冲，被全体打倒。其中，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崔月犁遭到了尤其残酷的迫害。解放前，他在北平城工部做地下工作，正是他把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正准备赴美留学的王光美介绍到了军调部，王光美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诬陷王光美是“美国特务”，就需要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康生批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审讯，让他们缴械投降。”四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镣铐加身，受尽折磨，刘仁和徐子荣死在狱中，崔月犁和冯基平一度精神分裂。有一阵，崔月犁觉得天空中有很多声音，昼夜在跟他讲话，他还看到周恩来总理派坦克来救他出狱，但监狱墙太厚冲不进来。他靠着毅力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前五年，在精神病的煎熬中熬过了后三年，终于迎来了出狱、平反和康复。

王玉山记得，中央书记处下发的文件中专门有一条：请崔月犁同志做体检，如无问题，则担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崔月犁去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检查，一切正常。

王玉山说，崔月犁能够被任命为卫生部长的主要原因是他改革精神很足，是一个创业型干部。那时国家穷，底子薄，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很少，卫生口又很保守，要达成共识很难，必须找一个工作有魄力的改革派当家。崔月犁在北京市委工作多年，担任过彭真的政治秘书，善于把握大政方针，也了解基层情况，改革意愿强烈。

1979年钱信忠担任卫生部部长后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但局面并未能迅速打开，医疗机构仍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下运行。崔月犁接任部长后，卫生部正式开始改革试点。

新的部党组决定，当年上半年不开会或少开会，各种学会也要少开。正副部长“轮流坐庄”，每人在部里主持全面工作一个月，其他人都下去调查研究。崔月犁负责城市医疗调查组，副部长王伟带领调查组去山东，副部长郭子恒去青海，副部长谭云鹤在卫生部“坐镇”。卫生部机关各业务司局都要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由司局长带队，分赴城乡医疗一线。

为了推动全国医改，崔月犁在北京选了协和医院（当时叫首都医院）、广安门中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作为试点，分别代表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种不同类型。他告诉前来采访改革新风的《人民日报》记者：“每星期一、三、五，我在首都医院办公;每星期二、四、六，我在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办公，特殊情况例外。”他还常戴着口罩扮成病人坐在候诊室里，调查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态度。

在他的支持下，1983年2月9日，协和医院与其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签订承包合同。中国医科院将管理权全方位下放，协和医院试行院长负责制，采用“国家补贴、定额包干、業务增收提成”的办法。每年度医院以业务收入和国家补贴作为承包定额的基数，若超额增收，则按四六分成，40%作为医务人员奖金，60%用于医院建设。1983年协和医院的业务收入是500万元，国家补贴为387万元，两项总计为887万元，以此作为医院承包定额。合同还第一次给了医院人事管理权：院级和科室领导实行聘任制，其他人员实行合同制。

崔月犁在承包仪式上讲话说，为了打破大锅饭，就要从不端铁饭碗、不坐铁椅子改起，改革中允许走弯路，错了就改，不责难。

他带着协和医院副院长苏萌去与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沟通，想把医护人员的夜班费从七毛钱提高到一块钱。王丙乾说不行，协和医院改了全国都得改，财政部拿不出这么多钱。崔月犁说：“我这个卫生部长当得也太寒酸了，连一块钱的权力都没有。”王丙乾说：“这样吧，你们不要对外宣传，自己把夜班费提到一块钱。”崔月犁说：“偷偷摸摸这叫什么改革？那不行！我当这部长有什么用？”王丙乾终于同意了。崔月犁告诉协和医院领导：“改！改出成绩是你们大家的，有错误大不了我再去秦城监狱待7年！”

在这一阶段，他被评价为历届卫生部领导中最“硬”的部长之一。1982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玉山记得，崔月犁极其重视工作效率，有事绝不过夜。那时高级干部习惯于凡事形成文件，分头批阅，但崔月犁对这种“公文旅行”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一来就搞什么批文，能打电话、写条子解决的事就别发文了。领导要说话算话，打电话说的话也得算数。”他习惯于直接批条子，被一些人称作“条子部长”。1982年整党时，他因此在卫生部党组会上受到了批评。但他依然故我，他有一句口头禅是：“我天天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除了批条子，崔月犁还喜欢写信这种工作方式，一天少则几封，多则几十封，忙碌不已。为了争取卫生事业费，他经常给财政部长王丙乾等写信。王玉山经常早上一上班，崔月犁就会把写好的信递过来，让他通过机要渠道发送过去。

“少数派”领导

在卫生部期间，崔月犁最受争议的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计划生育，一是关于中西医结合。

崔月犁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1981年3月，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兼主任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崔月犁兼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分管其中最难的部分：农村计划生育。

他一开始把计生工作视为改善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部分，准备招兵买马大干一场，但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认为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一胎化”会带来严重问题。

他主持计生委政策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形成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认为，拟定全国统一的规定是很必要的，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防止“一刀切”，而现在有些地方是“法无定法，土法上马”。一胎率要达到95%，这样的指标能否完成？要求过急就会重犯高指标的错误。应当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一头抓党团员只生一胎，一头是杜绝三胎，对大多数中间群众以教育为主。“另外，12亿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到2000年不能突破12亿？”

在计生委领导中，崔月犁很快成了少数派，甚至受到“反对计划生育”的指责。1981年后半年，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开会就吵架，面临的问题让他束手无策。不得已，他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自己没办法做这项工作，再做下去精神病快犯了。经领导同意，他只干了五个月就离开计生委，回到了卫生部。

1984年7月30日，他的儿子、在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工作的张晓彤与中国人口情报研究室研究人员马瀛通联名呈交了一份名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测算，对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目标提出质疑，指出了这个指标测算的错误和实施中的弊病，建议在“晚、稀、少”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允许生第二胎，并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宜修订为“12亿左右”，而不是“12亿以内”。

这份报告通过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秘书、张晓彤的中学同学李湘鲁上呈国务院领导。胡耀邦也作了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后来马瀛通告诉张晓彤，有人说他上了张晓彤的当，被当枪使了，说张晓彤是按照崔月犁的意见写的，崔月犁背后还有万里。但其实，张晓彤并不了解崔月犁在计生委时那些纷争，崔月犁也對这份报告毫不知情。

原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宣传处长陈剑2015年回忆，很长时间他不了解为什么胡耀邦等对这份报告有那么高的评价，后来才理解，他们的基本想法与报告提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他们之前没有言明的想法现在终于被专家学者通过严谨的论证说出来了，因此都给予了这个报告以大力支持。

1986年5月，崔月犁（左二）受美国前总统卡特邀请，出席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世界卫生咨询大会。图为崔月犁和卡特会面。图/受访者提供

围绕着崔月犁的另一个争议在于中医工作。

崔月犁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后开始分管中医工作。“文革”前全国县以上中医院共有371所，到1978年只剩下170多所，现存的中医院也基本以西医为主导。面对中医的困境，卫生部是否应该继续执行多年来“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政策？很多人劝崔月犁，对中医不要介入太深，但他没有听。

1982年4月，他策划和主持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中医发展史上颇有标志性意义的“衡阳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讲话。

他说，现在的中医院“外面挂的牌子是梅兰芳，里边唱的是朱逢博”。中医工作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采取什么态度是很重要的。医疗界存在着认为中医不科学、对中医或者采取清高和不介入，或者鄙视、歧视、不屑一顾，或者口头上赞许而实际行动上排斥的态度。这些思想用不着专门去批评它，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用事实来澄清。

就在衡阳会议的最后一天，传来了内部消息：崔月犁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参会者纷纷说，看来“重西轻中”的局面真的要结束了。但也有人写了“紧急建议”，并以学术组织理事会的名义向多位中央领导报送。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卫生部党组在衡阳会议后上报的《关于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崔月犁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卫生部“开创新局面”。

衡阳会议后，他着手调整中医院“西医当家”的领导班子，改变“中西医结合”的办院方向，遭到很多人的抵制，但他坚持自己的做法。

他认为，西医好比砖墙，中医好比土墙，在中医医院里搞西医，土墙很快就会倒了;在西医医院里搞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则不会伤害到西医。他问，如果不先补上中医这块短板，西医跟谁结合？那只能是“一根针、一把草加上两片阿司匹林的中西医凑合”。

1978年崔月犁当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中医工作时，卫生部报送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报告》，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要为中医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这份文件经中央批转，被称为56号文件。他以此为尚方宝剑，要求国家财政每年为建设中医院增加专项拨款2亿元。王丙乾说给6000万，他说太少，最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拍板，同意给一个亿。

1984年12月，王仙梅从中国医科院调到卫生部部长值班室做文秘，经常为部党组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作记录，并负责整理会议纪要。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医问题，对于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有不少争议。

当时卫生系统有人私下议论，说崔月犁过去是中医出身（他参加革命前曾在镇上的中医医院做了三年学徒），所以才格外重视中医。王仙梅则认为，崔月犁从没有学过中医，也没做过中医，之所以要振兴和扶持中医，一是因为他常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不能丢了;二是他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到中医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普遍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三是当时乡村缺医少药，而中医药价格低廉，老百姓更能接受，这是中国的国情。

王玉山说，很长时间里，社会上都说崔月犁是只管中医的卫生部部长，但事实上他对中医来说是雪中送炭，对西医来说是锦上添花。他不是做官，而是一位做事的领导。

崔月犁在部长任上的最后一任秘书白呼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崔月犁很多时间都在外出调研，有时一走就是一两个月，这些考察为他把握大政方针提供了依据。发现问题后，他有时会直接给国务院领导或卫生部领导写信或打电话，甚至会让白呼群直接从外地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拿出解决办法。

外交部青睐的部长

崔月犁在卫生部饱受争议，但在外交部却大受欢迎。

80年代初，外交部经常从各部部长里“抓差”，轮流完成重要外事任务。崔月犁是最受外交部青睐的部长之一，被“抓差”的次数较多。

北平城工部出身的崔月犁天性喜欢交朋友，善于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当年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总是用“超常的联络能力和亲和力”来形容他。陈毅任外交部长期间几次试图调他去当驻外大使，他自己很愿意，但北京市委不放。

在外交场合，他从不说错话，守诺守时，对发型和着装都十分讲究。代表卫生部出访时他也会主动征求外交部的意见，看需不需要他顺便帮助做些促进交流的工作。每次外事活动前，他都会认真阅读分析外交部送阅的每份文件。需要熟记的内容，他看或听一遍就记住了。他曾开玩笑说，自己的外交知识是在秦城的漫漫岁月中苦背《世界知识年鉴》积累起来的。

熟悉崔月犁的卫生部老人说，崔月犁是卫生部部长中很有政治远见和魄力的一位。他紧跟中央政策，但不打折扣地执行高级领导的指示也让一些人对他颇有微词。比如农村合作医疗一度被认为是“刮共产风”，他派政策法规司去调研后召开厅局长会议直接布置工作，一些人认为他是先有观点后去调研的。

他们说，崔月犁的性格过于直率，说一不二。他对专家学者非常客气，对基层人员非常和蔼，但是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司局长们十分严厉，甚至会当着外宾的面直接批评，这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他非常重视发展中医事业，第一是他发自内心地支持中医，第二是与当时高级领导人的意见保持一致。

1986年担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的宋允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崔月犁格外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政治头脑，擅长从宏观角度看问题。他支持外事局（外事司当时的名称）大胆改革创新，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尝试了一些过去不能做的事。

例如，笹川良一原是日本甲级战犯，获释后热心开展日中友好活动，1984年首次访华。1986年，经崔月犁拍板，外事局与日方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设立为期十年的“笹川医学奖学金”，日方无偿提供20亿日元，资助中国1000多名医生到日本研修。后项目延长10年，中国共有2300多名青年医生接受这项奖学金赴日进修，出了很多人才。宋允孚说，这个项目初期谈判时是有风险的，崔月犁承担着很大的政治责任。

宋允孚曾随同崔月犁访问突尼斯，其中一项行程是参观突尼斯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曾被关押的监狱，这位总统曾三次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计划参观的当天，崔月犁秘书告诉宋允孚：“这次参观不能去了，崔部长想起秦城监狱的日子，突然发烧，起不来了。”宋允孚说，从没听崔月犁对过去的冤屈有过抱怨，但事实上他的精神一定曾遭受巨大的打击。

1986年3月，崔月犁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出席了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就职仪式。刚结束葡萄牙之行，他就收到外交部的紧急通知，要他转道直飞瑞典，代表中国出席瑞典首相帕尔梅的葬礼。前不久，这位每天步行上下班的首相刚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遇刺身亡。

那次有一百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各国代表依次致哀。排在崔月犁前面的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他们的随行人员都只有一名秘书和一名翻译，排在队中的西班牙总统甚至是一个人，而排在后面的苏联代表团有七十多人，让他深有感触。

回国后，他给胡耀邦写信，建议：“下去的负责同志不要带许多人，只需二三人陪着就挺好，老百姓也不会注意。声势大了，不利于了解情况。”信中他还提到刹不住的公款请客之风，建议“是不是可以谁请客谁掏钱”。胡耀邦对他的建议很欣赏，让秘书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这封信和胡的批示，他欣然同意。

夫人说，崔月犁就是“好管闲事”。这个习惯，直到他1987年离休后依然未变。

他给胡锦涛写信，提到卫生部提拔两名新副部长的事：“最近看到中组部文件，卫生部又增加了两个部长，但没有一个部长下，这样就有了七个部长，中央部门应当给下边作出精简的模范，卫生部门日常急事并不多，不知为什么增加这么多部长！”

为支持中医，他更是没少写信。1995年，他给江泽民写信：“泽民同志：您好！最近中央抓京剧振兴，今后京剧可能振兴起来。希望中央抓一下中医振兴问题。”1997年11月，他给胡锦涛写信说：“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应由中医按中央的方针做主，不应附属在西医的控制之下。”

1997年秋，女儿张晓平从美国回来探亲。散步时，崔月犁谈到死。他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决定生，也很难决定死。最不幸的是躺在病床上，被众多管子维持生命;最理想的死是没有痛苦的，“咔吧”一下就没了，也不用浪费那么多资源。女儿认为，他这话是有所指的。

不久后，张晓平就返回美国了，崔月犁一直目送她出了院门口。她怎么也想不到，这成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998年1月22日早上，崔月犁洗漱完毕，等着秘书和司机来接他去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他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就让司机马上接他去医院。在路上，他的生命静静走到了尽头。

那时，张晓平已定好1月28日回家探亲的机票。她说，父亲的最后一天浓缩了他一生做事的风格，干净，利落，潇洒，他如愿以偿，“咔吧”一下就離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