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变化及地域特征

◎徐强

近年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从2008年的418.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205亿美元，跻身世界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东部民营企业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主体

1.地方企业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比持续攀升

2008-2016年，中央国有企业在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流量额中的占比从86.0%降至17.0%。2017年、2018年有所反弹，分别为38.2%和30.8%。以民营企业投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投资流量占比从14.0%升至83.0%，2017年、2018年有所下降，分别为61.8%和69.2%。从流量额看，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发生了互换。2008-2018年，在流量结构变动的推动下，中央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比从81.3%降至53.0%，地方企业占比从18.7%升至47.0%（见图）。

图 2008-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总额的中央和地方企业构成

2.东部地区在我国地方OFDI投资流量总额之中上升至主体地位

笔者将2008-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划分为2008-2012、2012-2016、2016-2018三个阶段。从年均增长看，2008-2016年间是我国对外投资加速增长且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在2008-2012、2012-2016年两个四年期，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6.7%和23.6%，是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东部地区OFDI流量额年均增长分别高达58.6%和51.5%，属于超高速增长。对照来看，在这两个时期，中西部地区OFDI流量额年均增速分别为48.7%和23.6%，增速也较高，但仍较东部地区低一截。2016-2018年则是投资流量额调整时期，全国OFDI流量额年均增速为-18.5%，东部、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速分别为-28.4%和-11.7%（见表）。

表 2008-2018年典型范围OFDI流量额时期年均增长率和年度占比

经历超高速增长之后，东部地区在我国OFDI年度流量额中占比持续攀升，并成为OFDI流量额的主体。2008-2012年，东部地区在全国投资流量额中的占比从9.1%上升至31.0%，至2016年，再上升至70.1%，2018年虽降至54.0%，仍不失其主体地位。至于中西部地区占比，则从4.9%上升至13%，2016年仍为13%，2018年再稍上升至15.2%。

3.民企是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

根据商务部初步数据，2018年，包括中央和地方公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410.8亿美元，占全部非金融OFDI流量额的42.6%；非公有经济控股主体投资554.2亿美元，占57.4%，较2017年提升8.4个百分点。在2016年前若干年，在东部各省FDI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占本省（区、市）的流量额份额比通常都在70%上下。如2016年天津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中占比87%，山东占比65%，江苏占比72%，重庆占比71%，广东占比约90%，浙江占比超过95%。

各地企业对外投资展现出地域风格和优势

近年来，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展现出比较优势，这预示着未来相当长时期对外投资增长仍具有可持续性。

1.中心城市风格：京津沪

在2016年前后，北京、上海、天津三市都经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超高速、爆发式增长，并且投资的产业增长点非常类似。到2016年，三市投资额在全国占比分别为8.6%、13.2%和9.9%，远高于其他各类经贸业务规模占比。原因是三市的比较产业优势都相对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特色服务业等领域，这些行业相对更倾向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另外，由于企业处在中心城市，其投资便利性也强于其他省（区、市）企业。三市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过程表现出各自风格特色：

（1）北京市。对外直接投资爆发式增长发生在2016年上半年。从目的地看，对美国直接投资15.72亿美元，同比增长2.5倍；对非洲直接投资8359.72万美元，同比增长1.5倍。从产业构成看，制造业境外直接投资额3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占七成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直接投资额8.5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倍。

（2）天津市。2012-2016年天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年均增速127.1%，即每年翻一番还多。2016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备案境外投资企业机构90家，中方投资额120亿美元，在全市占比分别达41%和48.5%。在香港和开曼群岛等离岸投资中心投资达163.7亿美元，在美国投资达69亿美元，占全市比重分别为62.5%和26.3%。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67个境外股权收购类项目共涉及中方投资额212.1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比重达81%。

（3）上海市。2008-2012年、2012-2016年上海OFDI流量额年均增速分别为77.1%和64.0%，即连续八年超高速增长。2016年上海自贸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市投资额的70%。从投资方式看，境外并购项目实现对外投资126.12亿美元，占比54.8%；从产业领域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5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40.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63%。

2.跨国集团快速成长风格：广东

广东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早，其鲜明特色是若干制造企业已成长为跨国公司。直至目前，广东跨国企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对发达国家的并购投资仍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2016年广东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均以倍数增长。对北美、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则是并购投资非常活跃。其中，对欧洲实际投资增长四倍，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从具体项目看，2016年珠海艾派克收购美国打印机巨头利盟集团，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智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以及日本东芝、意大利Clivet等高端制造业项目，协议并购金额均超过80亿美元。从典型企业来看，至2018年，华为、TCL、中兴和美的等跨国企业集团的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已接近或超过一半。

3.投资优势多样性风格：浙江和江苏

浙江和江苏的投资都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是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相对活跃。到2018年，江苏省企业有实际投资行动的境外经贸园区已接近20家，浙江纳入省级及以上政策扶助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达12家。二是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广泛性和多样性，几乎遍布所有行业领域。三是两省投资企业主体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地市以下企业投资均较为活跃。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和绍兴等地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活跃。在江苏省，县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活跃。如泰州市靖江市，已有约30家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宜兴、太仓等地，近年都有不少县域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4.产能合作主导型风格：山东和河北

2018年，山东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达70.27亿美元，其中属于制造业产能合作性质的投资额约占一半左右。山东省众多制造企业，如青岛啤酒、海尔、海信、浪潮、中国重汽和潍柴动力等海外投资起步早，并且投资动作频频。2018年，山东金晶科技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玻璃生产线、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购以色列AMS科技公司股权等产能合作项目陆续获批。

2018年，河北有国际产能合作性质的对外投资总额23.3亿美元，占当年全省对外投资总额的49.3%，其中中方投资额20亿美元，占全省中方对外投资额的45.8%。合作行业包括：钢铁冶炼及生产加工、黑色金属及金属矿开采、汽车及零部件、风能及太阳能设备、建筑材料、工程机械等。至2018年，河北省境外已建成运营的钢铁项目7个，形成产能600万吨；水泥项目4个，形成产能240万吨；玻璃项目2个，形成产能142万重量箱。目前，河北省境外在建钢铁项目5个，投产后可形成产能800万吨。

5.西部省区市风格：重庆、云南和宁夏

2018年，重庆、云南和宁夏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23亿、11.83亿和4.96亿美元。三省（区、市）对外直接投资一直相对集中在东亚地区，近两年，重庆和宁夏企业在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非东南亚国家的份额比重逐渐上升。三省（区、市）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重庆龙头企业对其他企业投资发挥重要带动作用。重庆力帆集团、宗申集团等汽摩行业龙头企业，分别在越南等国投资办厂、建立工业园、成立销售公司，随后市内一批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也跟随其“走出去”。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相当大份额是由对外工程承包，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工程承包带动形成的。宁夏对外直接投资有接近95%由民营企业完成，投资产业领域由以商贸服务为主体，逐渐拓展至制造业、采矿业等其他产业领域。

加强面向地方民企海外经营的监管和服务

截至2018年底，地方企业海外投资流量占比达到约七成，资产存量占比上升至接近一半，地方投资企业中又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从趋势上看，我国跨国企业必将形成群体，而这些跨国企业总部基地会分散到全国各地，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从资产、收入看，民营企业在我国跨国企业中的份额都将达到乃至超过一半。为此，政府和其他社会方面，应加强监管和各种公共、准公共配套服务。一是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应面向企业海外经营，加强投资备案、政策协调、统计监测、业务指导、信息联络和发展促进等方面的工作。二是对外经贸部门和全国工商联，应加强境外商协会的组建和领导工作，商协会应积极开展联络和协调服务，以引导商协会中资企业成员之间，建立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防止其在海外恶性竞争。三是商业性金融服务机构，如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应敏锐把握我国非金融企业海外发展提供的国际金融市场机遇。金融主管部门应考虑以适当方式，加强海外企业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动监测，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做到既通过及时的金融服务促进海外企业健康成长，也防止海外企业成为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