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特色消费理论的思考

◎李凌

围绕如何刺激消费增长潜力，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文件，从创造供给的角度，为新时代加快形成供给与需求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指导性意见。然而，从需求侧看，面对不断增长的收入与消费，似乎还缺少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西方传统消费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难免会水土不服。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经接近2万元人民币，但与此同时，消费群体分化速度也在加快，一方面，伴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兴起，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及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消费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动力、新亮点、新趋势；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够完善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市场环境等，都在逐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为此，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出发，构建中国特色消费理论，指导内需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转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与结构变迁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变迁从体制层面解放了制约生产力的束缚，各类生产要素的动力与活力迸发。以1998年为分水岭，我国消费领域供不应求的现象得以整体缓解，并迅速转变为生产过剩的局面[1]。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推动生产、流通、分配和再生产循环的“良性枢纽”，大规模消费成为经济扩张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消费与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2]。进入2000年后，政府明确提出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关注居民消费模式变迁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城乡居民的消费事实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消费理论奠定了经验基础。

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看，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消费增长略快于城镇消费增长。据统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从1995年的3538元增长到2018年的26112元，年均增幅9.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从1995年的1310元增长到2018年的12124元，年均增幅10.2%，扣除物价因素后，分别增长6.9%和7.9%，与同期人均GDP增长9.5%基本保持同步。

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看，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在2.0-3.5之间先增大后下降，2003年达到极大值3.35，此后缓慢下降，2018年缩小到2.15。这表明，在2003年之前，城镇居民消费增速快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2003年之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开始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速，呈赶超态势。2009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快速增长态势被遏制，2011年起，在一系列大力推动农民增收的惠农政策和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进一步下降到3以下（见图1）。

从恩格尔系数看，城乡居民消费已由温饱不足和基本温饱型向小康型和富裕型转变。经验研究表明，恩格尔系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收入水平之间具有内在的稳定关系，恩格尔系数越低，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①。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消费中食品支出所占份额逐步降低，交通、通信、居住和文教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占比份额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到2017年，分别下降至0.286和0.312，步入小康型和富裕型发展阶段（见图2）。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恩格尔系数更低。

从消费结构看，城乡居民消费已由支出结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一是从饮食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粮食消费为主，蔬菜和副食品消费占比较低，如今城乡居民饮食结构日趋多元化与合理化，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逐年下降，肉蛋奶的人均消费逐步增加，人均鲜奶消费从1990年的4.63千克增加到2017年的16.5千克。二是居民日用品尤其是家用电器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年生活用电量从1986年有统计以来的21.5千瓦时增长到2014年的约500千瓦时，增长了22倍。三是城乡居民生活的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每百户年末拥有移动手机数量，分别从2000年的19.50部和4.32部增长到2017年的235.4部和246.1部。四是发展性、享受性和精神层面的消费支出比重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10.8%和8.7%增长到2017年的18.9%和20.4%。

图1 1995-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比值

图2 1995-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然而，尽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断上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内在关系看，我国经济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外需驱动特征。尤其是在2000年后，消费率持续下滑，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从63.3%和46.7%下降到2010年的48.5%和35.6%，此后受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效率下降，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所累[3]，消费率略有抬升，2017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到53.6%和39.1%。

中国特色消费理论与西方传统消费理论的区别

一般说来，消费支出既与收入水平因素有关，又与市场环境、消费心理、消费观念等非收入因素关系密切，主流消费理论和非主流消费理论分别从“收入”和“非收入”的视角，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消费函数和消费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元素。随着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再是影响消费的唯一因素，非主流消费理论对主流消费理论形成了有益补充。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2000美元迈进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收入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日趋复杂，相对于较低发展水平而言，大量非收入因素对消费支出起着决定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消费理论研究中国消费问题，解释消费需求不足等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取得了较大进展。与此同时，微观家计调查数据的不断丰富，也为研究微观消费和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然而，从消费理论构建看，国内研究仍然处于“模仿”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消费理论从“模仿式”研究向“原创式”研究的转变已被提上议程。

1.与生命周期假说不同：目标性消费计划

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们按照一生收入平滑消费支出，在幼年期和老年期消费，在成年期储蓄。然而，我国的消费者更多地是根据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如求学、结婚、买房、出国和养育子女等，阶段性地安排消费计划，这些重大事件往往需要大额刚性支出[4]。因此，在目标性消费计划的牵制下，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难以用一生的时间跨度平滑消费，其消费模式不同于生命周期假说。

2.与持久收入假说不同：预防性储蓄动机

经典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可预期的持久性收入。然而在经济转型期内，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企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给城镇居民带来了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城镇化和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给农村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带来了不确定性；教育预期支出的不断增加、医疗保障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消费者应对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所需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支出变得更加谨慎。同时，由于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消费“短视化”倾向也有所增强[5]。

3.与“消费-收入”视角不同：消费心理的作用

无论是早期的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性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还是后来的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等，传统消费理论大多从“消费-收入”的视角来研究消费问题。然而，消费行为无疑还会受到消费心理和预期的支配，这一点在我国的传统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农村地区，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只有在出现确实无法承担的重大和突发事件的费用支出时，方才认同熟人之间的相互借贷。所以在传统观念比较盛行的农村地区，经济形势向好时，消费的扩张速度慢于经济扩张的速度，一旦经济形势稍有不好，消费的收缩速度更快于经济收缩的速度[6]。我国农村消费者的“损失厌恶情绪”和过于谨慎的消费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4.与传统微观假设不同：消费具有异质性

传统消费理论的微观假设探讨的是单个代表性消费者在既定收入约束下的跨期最优选择问题。然而，面对大国经济而言，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体现异质性的反映结构变化的消费理论。面对消费分层、分化日益提速，我国消费理论创新必须能够容纳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贫富差异、劳资差异及年龄差异等结构性因素，尤其是在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高企的大城市，财富效应驱使下的消费分层、分化现象十分严重，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保守消费和透支消费同在，消费现象的多元化呼唤异质性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函数。

5.与理性经济人假说不同：非理性消费行为

与传统消费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截然不同，非理性消费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从1970年代的“旧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1980年代初的“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再到后来的电脑、摩托车、移动电话、高档化妆品、汽车，以及迅速崛起的境外消费等，“排浪式”消费引领时尚与潮流，其中不乏有羊群效应、攀比心理及炫富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的推动。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理念的兴起，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80、90、00后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娱乐至上”等非理性消费观念盛行，被释放的消费需求需要合理引导。

6.与传统发展环境不同：创新对消费的影响

传统消费理论把技术、市场都作为外生变量，是既定不变的，并不考虑科技进步和业态创新对个体消费产生的影响。然而，科技进步不断降低制造成本，提升制造工艺，赋予消费品新的功能与内涵，拓展了消费可行集的边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消费成为新的消费形式，降低了市场上供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无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消费内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消费和健康消费等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也为社会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

在笔者看来，创新消费理论的目的是用来指导我国发展与转型，前提是要抓住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国情。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消费领域展现出来的目标性消费、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的“短视化”倾向、“损失厌恶”情绪、消费的异质性、非理性消费行为，以及创新与消费的关系、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等，在西方主流理论界可能并不被关注，但在我国却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原创性”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与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密切相关，亟待加以系统研究。

中国特色消费理论指导下的扩大内需战略

如果把扩大内需、释放消费需求放到经济发展模式和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启而不动的症结根源，其实不在居民消费需求本身，而在于与消费相关的一系列深层次因素，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地方财政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扭曲，以及对土地要素、金融产品和劳动力供给的各类管制等[7]；除此以外，商品流通领域的高税费成本、行政垄断与行业壁垒，以及缺乏诚信的消费环境，也都是造成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重要原因。为此，建议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转型期较强的内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充分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同时结合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客观情况，通过创造和稳定就业，着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并持续优化消费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合理消费，由此形成扩大消费需求和优化内需结构的长效机制。

1.平衡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形成可持续增长的投资率与消费率

解决产能过剩、粗放型增长以及要素价格扭曲等“投资-增长-过剩-扭曲”的悖论，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消费偏好、消费结构与消费生态选择投资对象，把投资活动的主动权交给企业，实行有助于激励相容和环境优化的投资政策，匹配产能与消费能力。需要强调，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不能忽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而且消费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源泉，脱离生产（投资）鼓吹和放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未尝不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谬误[8]。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再平衡”，核心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降低投资率、提高投资效率，使等量资本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使消费带动新一轮的投资，促进就业和收入提升，进而推动新的消费。

2.调节最终消费的内部结构关系，降低政府消费占比，提升居民消费占比

世界城市转型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但凡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世界城市，都拥有一个比较高效的行政系统作为支撑，政府的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低，如纽约、洛杉矶、悉尼和首尔的政府管理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都控制在7%以下[9]；而我国主要城市的政府管理成本仍相对较高，公共管理成本的压缩空间还很大。这就需要政府找准在经济转型中“守夜人”角色定位的核心内容，加快推进职能转变。一方面，把管制重点转移到优化消费环境方面，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行为；另一方面，开源节流、节俭持政，提高财政开支的效率。

3.促进网络消费与商品消费的互动融合，加强对服务消费发展的分类指导

未来消费需求将朝着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服务化和体验化的方向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应当鼓励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场景化应用，促进网络消费与商品消费的互动融合，为消费者提供价廉质高的服务与商品。同时，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强对服务消费发展的分类指导，建立和完善国际通用的服务规范与标准，构建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商业诚信体系和服务消费的统计体系。

4.调整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优化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分配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也是映射分配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理想的分配结构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中等收入群体”衡量的不仅是收入和财富，更主要的是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思想状态和社会身份地位，是市场消费的主体。他们根据自己对于未来持续、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有计划地安排家庭和个人消费计划，形成持久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消费率，有利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10]。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诞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展、市场化高度完善、产业结构高级演进，以及文化设施发达、社会福利程度较高的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是网络消费、服务消费扩大和升级的重要力量。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着力消除分配不公等阻碍收入流动的体制性因素，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5.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教育和社会保障对于扩大内需而言作用显著，尤其是公平的教育机会、健康保障机会是人类自由发展起点公平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教育支出的GDP占比只有4%左右，同国际标准7%-8%相比仍有差距，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的占比向5%-6%过渡，东部沿海城市应提高到7%-8%。此外，仍需加大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促进包括城乡流动人口在内的统一的和广泛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加大对城市内部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基础教育以及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提供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通过降税减费，从政策上和体制上引导和保护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6.加快推动要素市场改革，破除产品市场的行政垄断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我国城乡居民在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随之增加。然而，土地、教育、养老和医疗资源供给有限，产品市场的行政垄断还时有发生。为此，建议加快破除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对要素流动的障碍与束缚，消除因制度分割而导致的反向补贴，扫清不利于公平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生产性投融资的体制障碍、行业垄断与进入壁垒，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市场供给，包括大力发展租赁房市场，合理放宽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养老和医疗领域的门槛。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短期多变的宏观政策，促进和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为绝对贫困型经济，0．5-0．6为温饱型经济、0．4-0．5为小康型经济、0．3-0．4为富裕型经济、0．3以下为极富裕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