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研发机制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刘文强 孟凡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我国科技创新已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我国要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领域之一，我国当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着原始创新能力短板突出、底层基础技术和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等瓶颈。

原始创新能力短板急需补齐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离不开其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及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德国的战后复兴也离不开两国长期的技术积淀。纵观历史汰弱留强的演进规律，国家竞争的核心能力离不开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前沿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等高门槛领域的支撑。实践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因此，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原始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原始创新能力短板体现在三个方面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主战场。随着生产要素条件发生变化，我国致力于调整自身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过程中，原始创新能力短板急需补齐。

（1）基础前沿理论支撑不足。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目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形成美、中两极格局，但我国主要依托海量数据优势在应用层实现追赶，在基础算法与理论研究方面与美国相比仍存在相当差距。

（2）基础技术创新支撑不足。我国汽车产业所走的弯路在于，仅仅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与工艺，却忽视了研发前端的设计技术、实验技术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

（3）基础工艺研究支撑不足。以超精密抛光工艺为例，该工艺涉及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与精密模具等诸多领域，但目前抛光机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日两国企业手中，严重制约我国相关产业发展。

2.原始创新能力弱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从产业链角度看，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使我国产业发展安全受到潜在威胁。以芯片产业为例，从产成品看，中高端芯片对外依存度过高，如手机中光通信领域的光模块，高速（≥25Gbps）光芯片与电芯片全部依赖进口；从制造环节看，我国在制造装备、原材料等方面短板明显，如高精度光刻机主要由荷兰、日本垄断，光刻胶自给率仅为5%，核心技术为日本垄断。

（2）从价值链角度看，原始创新乏力导致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如服务器领域，曙光、华为与联想等国内厂商占据了主要的整机份额，但产业价值链的大部分利润被核心元器件厂商获得。

（3）从企业链角度看，由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行业通常陷入低质量的市场竞争，家电行业的价格战以及互联网企业补贴战的背后逻辑本质无异。企业重视应用层产品的开发而轻视基础层技术探索，勇于市场竞争而怯于创新引领，导致部分产业陷入恶性的竞争循环。

3.原始创新能力弱的负面效应日趋凸显

（1）从国内环境看，劳动力要素成本抬升与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将难以支撑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技术领域的后发优势将日趋削弱，一方面体现在引进技术的边际效应趋弱，另一方面在于核心技术难以通过外部引进获取。我国亟待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基础科学的支撑能力。

（2）从国际环境看，在谋求国际产业分工再调整的过程中，我国可能面临着其他国家利用技术先发优势与平台化组织构建，对我国进行产业科技闭环封锁的风险。

跟跑型研发机制不适应原始创新能力提升需要

原始创新能力弱的成因，既有我国起步较晚的客观原因，也是研发机制偏重应用端的主观因素所致。我国现行研发机制具有较为明显的跟跑型特征，投入结构、参与主体、体制机制与组织建设等方面表现难以适应并跑、领跑环境下的创新需求。

1.偏重应用开发的导向引致研发投入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后发技术优势，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实现产业追赶，研发导向偏重于应用端产品开发，对原始创新能力培育重视不足，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力度相对较弱。近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趋势向好，2010-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总投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1.5%，增速远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他国家，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增速更是高达14%。与美国相比，2010年我国研发总投入、基础研究投入仅是美国的52.06%和13.07%，2016年该比例分别提升至88.34%和27.46%。但从研发投入结构角度看，我国研发投入跟跑型结构特征凸显，侧重与产品开发高度相关的试验发展类研发支出，基础前沿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原始创新渠道投入严重偏低。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经费占比分别为5.25%和10.27%，远低于OECD主要国家，如美国两类经费支出占比分别为16.89%和19.62%，日本分别为12.57%和18.85%，韩国分别为15.97%和22.51%。重视产品开发投入而忽视基础层研发投入，是我国依赖技术后发优势而作出的实用主义选择，但随着后发优势削弱，该研发路径难以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亟待加快转变步伐。

2.偏重跟踪追随的思路引致参与主体结构失衡

在跟跑阶段，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主要依靠政府研究机构与高校，研发思路与内容上具有一定的跟踪追随国际研究动态的特征，研发工作缺乏与企业一线需求的紧密结合，导致研究选题的甄别能力弱化。2016年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高校在研发投入中的占比分别为77.46%、15.70%和6.84%，企业的主体地位得到有效加强。

但从基础研究的执行部门结构看，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执行中政府研究机构与高校各占半壁江山，企业仅占3.17%。而在韩国和日本，基础研究经费执行中企业占比长期保持在55%以上和40%以上，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约1/4由企业执行。

从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向结构看，我国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发意愿不强，企业研发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入比重从2006年的0.64%、7.64%下降至2016年的0.21%、3.04%。对比其他国家，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规模和占比严重偏低。

从规模看，2016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仅为美国的3.38%、日本的7.77%、韩国的9.75%，应用研究经费仅为美国的18.41%、日本的49.26%、韩国的78.83%。

从占比看，2016年美国企业两项经费占比为6.11%和15.85%，日本为7.46%和16.63%，韩国为11.86%和20.73%，都远高于我国企业。企业在基础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缺位，既弱化了高校、科研院所与市场需求的联系，也造成社会研发资源配置错位，企业研发优势挖掘不充分。

3.偏重短期成效的研发机制导致研发平台载体发展滞后，技术攻坚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跟跑阶段的技术后发优势意味着我国面临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方面的研发工作，跟踪追随型研发思路下创新成果产出具有数量优势，研发机制相应偏重于对短期成效的考评激励，原始创新研发工作缺乏有力的体制支撑。跟跑型研发的难度与风险总体上要弱于以原始创新为目标的引领型研发，对创新资源的整合要求相对较低，对研发平台载体的需求相应弱化。但随着我国科研创新活动逐渐由跟跑型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转变，研发内容从技术跟踪引进消化向竞争性、引领性技术探索转变，自主创新、原始创新需要强化研发工作的系统架构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对创新载体的组织变革提出新的挑战。政府背景的科研机构多为事业单位，受体制掣肘而缺乏灵活性，企业研发机构由于利益关联影响了研究的中立性，而非营利组织（NPO）规避了上述主体的弊端，成为有效的资源整合平台。参考国际经验，美国非营利组织执行的研发经费占该国总额的4.07%，英国该比例为2.06%，日本、韩国分别为1.33%和1.59%。我国非营利组织起步相对较晚，在今后制造业创新中心、科技孵化器等平台载体建设中，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深化研发机制改革，提升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

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从理念、投入和载体等多维度切入，变革我国在跟跑阶段形成的研发机制与产业配套机制，激发释放创新活力。

1.打破既有理念束缚，理顺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

战场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思路

深化研发机制改革，加大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原始创新投入力度，首先要扭转跟跑型发展模式下形成的理念桎梏，主要表现为：

（1）片面强调技术引进，以高成本、高风险为由忽视原始创新。实践证明，后发国家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依靠市场换不来需要的核心技术。

（2）误解“引进消化吸收”的路径表述，颠倒了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二者的主辅关系。以高铁产业为例，依靠电气化铁路、高速动车组持续研发带来的技术积累，我国才能在引进消化德国、日本的制造技术与工艺的同时实现技术的快速赶超。

（3）忽视企业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高校与研究机构在基础前沿理论探索方面具有研发优势，但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基础工艺研究需要大量的试错与经验积累，企业的研发优势凸显，应从体制机制与政策层面增加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的激励。

2.优化财政金融支持手段，改善基础科学研究的输血和造血能力

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配套的财政、金融政策作为支撑，支撑手段要结合研发内容分类施策。

（1）前瞻性、探索性基础前沿研究。由于前沿探索具有不确定性，而研发成果可能对产业产生颠覆式影响，因此应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吸纳企业及其他社会资金，构建长期稳定的预算支持，对于研发进度与阶段性成果的考核应以同行评议为主，形成相对自由宽松的研发生态。如美国2013年开始的“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计划在10年间持续投入45亿美元预算经费，旨在为人工智能、医疗等多领域提供底层技术探索。

■ 日暖风和 王建/摄

（2）目的性强、路径明确的应用基础研究。该类研究旨在攻克我国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短板，企业具有技术攻关的利益诉求，但技术外溢性与投入规模抑制了个体研发意愿。因此应以企业为研发主力，政府搭建合作平台，以市场化竞争方式提高研发效率，项目扶持从事前补助逐步转向事中事后奖励。为鼓励企业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应提高对企业研发的政策支持力度。建议着力落实现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议通过研发任务“揭榜挂帅”、与技术领军企业合作成立混合所有制研究机构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参与基础前沿研究。将企业的重大创新需求纳入相关科技计划项目指南，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结合项目特点，按照“一企一策”原则制定管理、投入和知识产权分享机制。调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核算方法，参照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在核算国企上缴利润时将企业研发成本按照一定比例加计扣除。

3.强化创新载体建设，加速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工程

做强做优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型创新载体，是攻克共性技术、快速提升基础技术与工艺的重要途径。

（1）发挥平台的整合作用。既往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以高校或研究机构与某企业合作的一对一模式为主，现阶段建设的创新中心，如佛山市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已开展了向研发端资源整合的多对一模式，即由企业提出技术需求，平台按需配置联系研发团队。平台未来可继续整合技术需求端企业资源，通过产权等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实现多企业合作攻关、多团队竞争参与的多对多合作模式。

（2）鼓励企业通过创新中心等平台参与研发活动。着重发挥平台的第三方身份优势，拓宽政府支持研发的财政资金投入渠道。可以效法美国支持非营利性科研服务机构参与基础科学研究，并对该类机构进行大规模财政扶持，从而有效规避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规制。

（3）以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载体为试点，构建能够有效激励研发主体、研发团队和转化机构三方合作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可以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由创新平台组织试点，对于平台项目中使用高校、研发机构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收益由研发投入方、研发团队和成果转化机构三方约定分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