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县域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4-04-24

◎孙广彬赵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后的首要政治命题，重点是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遗留的发展水平低、不全面和不平衡问题。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末期，吉林省实现程度为8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位列第11位。进入全面建成阶段后，十年振兴政策消化期结束，新常态下东北经济遇冷，吉林省实现程度滑落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面临极大挑战。县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证各县完成目标是吉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所在。为此，本文立足县域视角，深入探究制约吉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因素，进而寻求实现路径。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2016）构建的涵盖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及资源环境五大方面42项指标体系为基础，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测算结果，吉林省县域基层民主参选率、每万人口行政诉讼发案率和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等部分指标已完成或预期能够如期建成，对研究目的影响较弱，为突出重点、简化研究，不再纳入研究范围。结合省情、县情，以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筛选出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9项指标进行分析，其中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以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替代，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以2010年不变价测算（见表）。

表九大指标完成度

从省级层面看，除专利拥有量和社会组织数的完成情况与国家有明显差异外，吉林省多数指标完成情况基本与国家同步，执业医师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作为欠发达省份，吉林在小康建设的长期进程中基础性工作完成较为扎实。但县域层面情况堪忧，五项指标完成度低于50%。两层面的差异与吉林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吻合。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两项指标吉林省及县域乃至全国整体完成较差。考虑到相较于其他指标，这两项指标受经济增长制约程度最高，短期内政府调控空间最小，难度也最大，特别是在当前东北经济下行压力尚存的背景下，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因此，本文将9项指标按经济增长关联度高低划分为两个层次展开研究，即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作为一个层次，对吉林省39个县2015年横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政府调控力更强、提升潜力较大的其余7项指标作为另一个层次做建模分析。

经济增长层次因素分析

目前，关于GDP增长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善，本文重点分析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综合样本数据分析结果，吉林省县域人均收入存在三个问题：

1.收入结构不平衡

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居民收入的城乡差异和结构失衡严重制约了吉林省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收入的本质是对社会创造财富的分配，分配不均衡、收入差距拉大将制约经济发展。吉林省样本县（市）城乡收入差异明显，经测算2015年城乡收入比为2.25（见图）。长远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吉林省县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选路径，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图 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0年不变价）

县域收入内部结构失衡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失衡十分明显。样本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不高，以通化市辉南县为例，占比仅为56.9%，分别低于全省和全国2.5个和5.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具有过分依赖劳动力收入和国家补贴的特征，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2%，其中仅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就占1.3%。更应重视的是，2015年农业部将吉林省纳入“镰刀弯”玉米种植结构调整区，影响范围至少波及5地25县（市），这在短期内对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势必造成一定冲击。另外，玉米临时托市性收储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使经营性收入下行压力空前。

2.产业结构水平低

样本数据显示，以均值测算的吉林省县域三次产业比重为17.2∶45.4∶37.3，仍处于产业结构演进的低水平阶段。而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会通过要素配置传导至收入。以长岭、辉南两县为例，农业大县长岭县第一产业占比和农业人口比重在全省39县中分别位列第二位和第四位，将其与排在第22位和第27位，且二三产业比重均衡的辉南县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辉南县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于长岭县2.3%和22.3%，契合了已有研究中关于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对收入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再次说明吉林省县域产业结构水平低的客观实际导致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普遍偏低。

3.农产品结构固化

受东北地区积温、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历史沿袭的种植习惯影响，长期以来，吉林省农产品种植结构单一，各县以玉米等粮食作物为种植主体，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偏低。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吉林省玉米单一项作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高达79.4%，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仅为粮食作物的44.2%，而同为农业大省的河北、山东两个相对发达省份，两类作物种植比分别为75.9%和94.5%。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县域层面农作物种植结构固化问题日益突出。辉南县2000-2015年间，两类作物品种和播种面积比例均没有明显变化，而四平梨树县玉米单一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多年来高达80%以上。随着农产品市场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农作物价格受市场影响越发明显，而吉林省农户缺乏对市场价格的敏感性，不能依据市场信息动态调整种植结构。辉南县2008-2015年玉米种植面积与玉米期货价格相关系数仅为0.571，相关度很低。而对2015年吉林省七个重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粮食作物年批发价格均值为1.29元/斤，经济作物为2.4元/斤，相差高达1.11元/斤[1]。可见，农产品结构的固化与失衡已严重制约县域人均增收。

非经济增长层次因素分析

样本除选定吉林省39个县（市）外，为借鉴发达县区优势，方便比较吉林省县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额外在全国百强县中选用江苏省江阴、宜兴2个县（市），浙江省余姚、慈溪、奉化、象山、宁海5县（市），构成46个样本7个指标的横截面数据。本文采用二元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通过对样本县数据自动建模，剔除统计意义不显著的4个指标变量后，模型中保留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和互联网普及率指数三个指标变量。根据回归结果，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为82.6%，R值为0.679，两个指标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在5%以下，建模结果理想。情况分析如下：

1.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首要影响因素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估计系数最大，达到14.3，约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的1.6倍和互联网普及率的5倍，成为首要制约因素，这与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匹配。该指标样本中，吉林省39县占比均值为37.3%，分别低于全省、外省7县和全国1.5个、4个和12.9个百分点；达到目标值的只有延吉市，占比在40%-50%的仅有9县，仍有8县在30%以下，样本差异和目标差距均较为明显。因此，吉林省县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首要的因素是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从内部结构看，吉林省县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难以满足需求的问题并存。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均值为49.6%，分别低于全省和外省7县5.3个和6.2个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省7县人均增加值分别是吉林省县域的3.2倍、2.9倍和2.8倍，说明吉林县域经济在商业活力、金融支持和商务环境方面较为欠缺。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仅为9.7%，分别低于全省和外省发达7县（市）1.1个和1.4个百分点，人均增加值均值仅为外省7县的37.4%。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吉林省县域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不利于减贫、脱贫工作开展，易于造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延迟。对现有可获得数据分析，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出的低效，吉林省县域增加值与投入比为0.23，不足外省7县1.16的20%。

■瀑泉垂地张晓光/摄

2.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是次要影响因素

变量因素中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影响系数高达9.18，系数显著性p值为0.018，从模型意义上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因素。这符合吉林省各县已具备较好的完成基础的客观实际。同时，由于将完成度较高的外省样本引入作为借鉴，该指标获得较高的变量系数来自于模型对省间差异的数据分析。样本数据显示，吉林省39县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均值为2.12，而发达省份的7县均值是2.64，高于吉林省25%。

需要指出的是，吉林省该指标“量”与“质”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十分突出。样本数据表明，执业医师数量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在中心城市，仅长春市区已占全省17.2%；集中在市区，长春、吉林、辽源、白山四市市区占比均在50%以上。目前，吉林省该指标已完成97.7%，在接近目标值的前提下，弱化县域医师资源盲目投入，引导其在市县间合理配置，更符合吉林省实际。值得关注的是，吉林省县域80%的完成度主要源自民营医院数量的提升。吉林省民营医院协会2016年数据显示，吉林省由各县（区）卫生行政部门监管的民营医疗机构多达8182家，是市（州）的近8倍。当前民营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技术水平较低等医疗质量问题[2]。县域“量”“质”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与小康社会的初衷相悖。在当前取消医疗定点执业的政策背景下，建议重构该指标的评价方式，将市、县优质医师资源的流动考虑进来，以县域执业医师资源的实际可获得数代替县域注册执业数，是更为适合吉林省县域实际的发展路径。

3.互联网普及率是重要影响因素

互联网普及率指标的系数为2.919，模型变量p值为0.05，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统计显著性。吉林省县域平均互联网普及率为31.4%，基本与全省和国家平均水平同步，但更多依赖延边地区贡献，剔除延边地区数据，仅为26.1%，差异显著。因此，进一步分析该指标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留存发展空间尤为重要。

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人均GDP）相关系数为0.268，说明吉林省互联网基础建设已较为完善，在现阶段无明显促进作用，呈现非收入驱动特征。与非农化因素（城镇化率和非农产业占比）的相关系数是0.621和0.493，表明互联网用户数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吉林省县域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制约了互联网普及。从对外开放程度看，各县均值呈现从东南部向西北部梯次下降的地域特征，延边、白山等边境地区普遍偏高，这可以归因于东南部县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一方面，延边、白山和通化等地区先天旅游资源丰富。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对互联网依存度日益增强，吉林省县域经济电子商务aEDI指数与互联网普及率相关系数高达0.82。这说明，在当前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情况下，扩大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有助于互联网利用率的提升。